熊月之:上海何以成为近代中国“光明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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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9日,新华社发表同志修改批准的社论《祝上海解放》,称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
“光明的摇篮”,是同志对近代上海红色文化的综合评价,也是上海史专家熊月之新著的书名。以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为底色,《光明的摇篮》首次完整提出中国诞生在上海需要六大因素的支撑,即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系统、工人阶级与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发达的水陆交通系统、便捷的邮政通信系统、可供依托的社会组织系统、可资利用的租界安全缝隙。这六大因素相互支撑,构成了上海的独特性,使得中国在上海应运而生,诞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8月2日下午,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光明的摇篮》出版座谈会在上海市社联举行。与会专家学者认为,熊月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党史学者,他对上海史、思想史和中共党史均有精深研究,《光明的摇篮》运用上海史、思想史、中共党史等多学科知识,从全球视野和历史维度讲清楚了中国为什么诞生在上海,视角新颖、史料扎实,对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以‘光明的摇篮’为书名,就是希望梳理上海作为‘光明的摇篮’的内涵特点,探讨上海成为‘光明的摇篮’的原因。”熊月之介绍,《光明的摇篮》力图从整体史角度解读中国在上海诞生与发展的历史,“具体地说,关注三个空间、六大支柱(六大因素),厘清上海红色文化尤其是中国诞生、发展的历史。”
“三个空间”是指上海、中国与世界。关于上海空间,书中梳理了近代上海城市不同空间的形成、演变和相互关系;关于中国空间,梳理了上海在全国的地位,包括上海如何由一个普通的沿海县城,发展为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与全国的政治联系、经济联系、文化联系与社会联系,特别是各地移民输入上海的过程、特点与动因;作为文化事业中心,上海的报纸、杂志与新出版物在全国的比重,上海在翻译、介绍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方面的领头作用。
熊月之认为,上海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密切,最突出的动因有两点:一是战时中立、环境安全,二是经济发达、机会众多。近代上海人中八成以上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他们来沪时所依赖的路径是投亲靠友,依赖的主要是血缘、地缘与业缘。近代上海与一般城市不同之处还在于其存在很强的国际联系,“上海、全国、世界”这三个空间同心圆式地渐次扩大,使得发生在上海的众多事件,不但具有全国影响,而且每每具有世界影响;发生在上海以外的全国或世界重要事件,也会对上海产生异乎寻常的影响。
结合三个空间与六大支柱,熊月之在《光明的摇篮》中将上海红色文化特色概括为闳、深、雄、奇四个字。“闳,广阔、丰富——从1921年至1949年的28年间,中国共举行过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三次是在上海举行的,另有六次中央全会是在上海举行的;28年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有126个月设在上海。深,深邃、深远——中国发展史上许多重要的思想、理念,是在上海酝酿、产生的,党史上许多具有重要意义、深远影响的事件是在上海发生的。雄,英勇、雄壮——1925年中国领导的五卅运动,1926年至1927年中国先后在上海发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都是中国以集体的方式展示不畏强敌、敢于抗争、一往无前的豪迈形象。奇,奇特、奇妙——中国领导的革命斗争,利用上海政出多门、事权不一的特殊格局,创造了许多奇迹。”熊月之感慨,就上海城市品格而言,闳、深、雄、奇,有的体现的是壮美,如英勇抗敌、慷慨赴难,有的体现的是优美,如思虑深邃、巧妙周旋,“壮美、优美,相互映照,共同汇成了上海红色文化的美妙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