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自一八四三年上海对外开辟为商埠以后，上海城区突破了原来县城和东门以外的狭小范围，朝北、西、南三个方向大面积地扩展，并跃过黄浦，形成了浦东沿江市区。与此同时，在这个日益广阔的新市区内，因为近代上海的巨大变迁而出现了一大批新的道路、新的居民点、新的工商企业、新的公共建筑等等，因此而涌现出了大批新的地名。城市地名是城市和社会发展的结果，通过城市地名可以研究城市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本文尝试对近代上海的城市地名作一比较系统的考察，希图探索近代上海地名发展的一些规律，并能从地名这一侧面反映出近代上海，特别是近代上海城市面貌的一些历史变迁。

　　一八四五年，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巴富尔以“虎门条约”第七款中有关规定为口实，在洋泾浜（即今延安东路）和李家庄（约今北京东路外滩）之间开辟了英侨居留地。一八四八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等在苏州河北岸沿黄浦江初步建立了美侨居留地。一八四九年法国侵略者正式取得了洋泾浜与县城之间的一片余地也辟设了法侨居留地。这样，在上海原城区之外就形成了被英、美、法三国强权势力分占的特区，即近代中国非常畸形的“租界”。

　　租界初建立时，因为它是专供外人居住活动的区域，以后即使在一八五三年开始实行“华洋杂居”后，它仍是外国侵略者管治之下的地区，因此人们称其为“夷场”。如“迩来十余年，（北门外）竟成热闹街市。土人名其地日‘夷场’。”

　　“夷”字本为对外族的贱称，它自然引起外人的反感和抗议，为此早在一八五八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清政府就不得不作过这样的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英国官兵，自不得提书‘夷’字。”但在民间，“夷场”之称还是禁绝不了的，不过有些人写“夷场”时就改作了“彝场”。以后更普遍的是，“洋场”两字在替换着这个“夷场”之称。“洋场之衣食住”、“洋场骗局”、“洋场奇案”、“洋场恶少”、“洋场才子”、“十里洋场”••••••以后打开旧上海的书报杂志，“洋场”一词可以说比比皆是，它与其他许多名词相搭配，构成了租界天地种种奇特征状。其中“十里洋场”一词，更是名闻中外，成了租界或租界中心的代名词，久而不废，至今人们谈及旧上海的这片畸形土地时犹喜使用这四个字。

　　英美租界和法租界两大系统以洋泾浜为界，或者‘说分布于洋泾浜的两岸’“洋泾派”一词也一度成为租界的一个代称“洋泾浜为西人通商总集”、“洋泾浜为捕逃渊薮。”“洋泾浜”的简称为“洋泾”，因此租界有时也被称为“洋泾”。《洋泾杂事诗序》云“‘洋泾’者，上海县之北郊也，今为西洋通商码头”。

　　租界还有以其在上海所处的方位而定的称呼。租界相对华界上海城厢而言是处于上海的北部，于是便又有“沪北”之称“沪北弹丸豪尔之地，而富丽繁华甲于天下。”“沪北洋货林立，光怪陆离，无奇不有”。此外又称为“北市”、“北里”、“北海”，与初时的“沪北”等同。

　　当然外人居留地在以后正规的名称还是“租界”。英、美、法租界各自简称为“英界”、“美界”、“法界”。必须指出的是，英、美租界虽然在一八六三年就进行了合并，但事实上仍还保持着各自的独称，确切些说人们仍习惯将原英租界区域称为“英租界”，原美租界区域称为“美租界”。即使一八九九年公共租界成立后，由于英帝国主义在租界统治据于主要的地位，另外因原英租界地区成了上海城市的中心区，许多人便仍习惯地将原英租界区域称为“英租界”。

　　至于美租界，最初是建立在苏州河北岸黄浦沿江的“内外虹口市”周围一带。以后随着美租界的逐步发展，“虹口”由市镇发展扩大成为一个区域。美国侵略者有意识地将“虹口”这个地名与美租界直接相连起来。在英文中美租界称为“虹口美租界”：“Hongkew or the American Settlement”这样，在美租界面积不断膨胀”的同时，“虹口”这一区片之名所包括的范围事实上也随之在扩大。“虹口”终于成为苏州河下游北岸倚江一大片区域的一个习称地名。

　　在租界以外，华界则逐步出现了“南市”、“闸北”、“浦东”（狭义）的大区域地名。

　　一八六一年法国侵略者以帮助清军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有功为名，要挟清政府同意将法租界的东南方扩充至十六铺。于是小东门外的“陆家石桥”（“十六铺桥”）便成了租、华两界的分界线。桥北租界是“北市”。相对“北市”，桥南的华界便有了“南市”之名。随着外马路、里马路的兴建，城南的兴起发展，“南市”的内涵在逐步扩大，其包括的范围一直向南推展到了高昌庙。起初“南市”这一地名概念并不包括县城，但至少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南市”事实上己有了广义和狭义的两种概念。广义是它不仅包括十六铺至高昌庙之间的大片区域，而且还包括以前城墙环围的城厢地带。有些著作甚至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认识，如“南市是包括上海县城的沪南区域。”但狭义仍仅指十六铺至高昌庙之间的地带，县城仍称县城。

　　“闸北”之名始于清代光绪年间，因后新闸以北渐有发展，“闸北”开始成为此处的一个习称地名。一八九九年公共租界大扩张后，闸北面临了帝国主义扩张的严重威胁，上海、宝山两县的一些有识之士发起组织了“闸北工程总局”，在闸北兴建桥梁、修筑道路、开辟商场，以加速地方繁荣的办法来抵制殖民主义扩张势力的继续推进。在闸北逐渐形成了北火车站、宝山路和新闸附近两个繁华中心，闸北的北部和西部也开始进入城市化，外沿不断地在向外推展。“闸北”之名成了新闸以北一大片区域的一个总称。

　　“浦东”系旧称，其区域通常指今闸港以下黄浦江的东岸部分。上海开埠以后，外国侵略者公然把势力从浦西伸向了并不属于租界范围的对江，在面对着租界的沿江抢占岸线，争购地皮，建造码头仓栈和开设工厂企业，逐步造成了经济割据的既成事实。以后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在浦东沿江和附近见缝插针也陆续兴建了一些码头仓栈，开办了一些中小型的工厂企业，在经济发展的刺激下，浦东近江地带人口逐渐集中，在多数为贫困大众居住的生活区内出现了陋巷小街。一九三〇年，为了加强浦东沿江南北的交通，地方政府修建了一条与黄浦平行的近江大道（即今浦东南路和浦东大道），使浦东有了联络南北的交通动脉。可以明显地看到在旧上海以这条大道为界，以西和附近的近江地带在渐渐地走向城市化，而大道以东的地区基本上还是阡陌纵横的广阔农野。人们在称呼大“浦东”（即广义）时，同时又将进入城市化的近江地带称为“浦东”，这就是狭义的“浦东”。

　　在整个上海，除出现上述区域地名以外，随着上海城市更大规模的发展，以及政权的数次更替，显然在趋向于形成更加整齐的大区域地名。上海建市后的行政划区及“沪东”、“沪北”、“沪西”、“沪南”四个大型区域地名的出现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特别市成立。继旧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所辖上海县全境和宝山县一市五乡之地以外，又划增江苏的宝山、松江、青浦、南汇的一部分土地，计共三十市乡由上海特别市所辖。但到第二年，上海市政府实际只接收管辖到十七个市乡。为了与以前的行政区划有所区别以及管理上的方便，市政府将十七市乡正式改为十七区。这是近代上海设市划区之始，是上海市出现近代城市意义的“区”的行政范围之始。这些区名成了华界各所在区域的法定指称。当然，从此时至解放前夕，上海的行政区划经历了数次变迁。在抗日战争初期，敌伪市政府将前十七区中的市区部分及租界调整为七个区。一九四三年在租界被接收以后，这些市区的区划又被调整为八个区（以后第八区和第一区进行了合并）。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结束，重返上海，上海市区变化已经很大，为了行政管理上的便利，新市区按照前三十二个警察分局所辖地段将上海市区又划分成为三十二个区。

　　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随着上海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上海市区，主要是浦西部分显而易见地在大规模地向外扩展。上海面积之大，使浦西市区还要产生更大的区域地名。这种区域地名高于行政区划，创于大众并为人们所习用。这就是以方位为引，将城市分隔成几大块的大区域地名。在浦西，以已经形成的早期英租界为基础的繁华中区为中心，最终自然地出现了“沪东”、“沪北”、“沪西”、“沪南”四个更大的区域地名。这四个大区域地名由于是习称大区片之名，每个人自然都按照自己的观念在使用它们，因此要准确地划出这些地名所包含的非常确切的范围，显然是比较困难的，在这里我们只能大致地对它们作一考述。

　　由于黄浦江下游河道在陆家嘴和苏州河口向东北方向折去，“沪东”所指的范围实际已是浦西市区的东北部。关于“沪东”的界限根据现地调查，一说为外白渡桥以东，一说为虹口港、沙泾港以东，向西直至今复兴岛之间的一大片地区。关于后者，约系解放前后提篮桥、杨树浦、榆林三区所在的这个地域范围。

　　“沪北”最初曾为租界的别称，但当“闸北”在租界北面崛起以后，“沪北”作为租界的代称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沪北”于是开始成为“闸北”的代称。在闸北的地方上甚至将沪北”两字用作自己机构的命名组成，如闸北的地方自治机构“闸北工巡捐分局”—“上海工巡捐总局闸北分办事处”在一九一八年就改名为“沪北工巡捐局。”“沪北”与“闸北”经常被人混用。

　　“沪西”所指在一九二七年以后显然是包括蒲淞、法华、漕泾三区的范围，抗战期间汪伪政府设沪西区也是并此三区而成的。根据这一划定，今普陀、长宁、徐汇三区的大部分都属这个范围。其实“漕泾区”位于上海的南部，不过打开当时的书报杂志，有关“沪西”的记载确实将徐家汇、龙华，漕河泾等都列于其中。在以后，“沪西”似有所收缩。据实地考察，“沪西”以后一般是指今普陀区和长宁区境内的主要部分。可以说自抗战以后，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对“沪西”正确方位的理解和应用。

　　“沪南”最初是代表“南市”（广义），但一九二七年上海特别市设立“沪南区”后，“沪南区”的范围已大于广义的“南市”，于是“沪南”这一富于地域概念的名称成了更大的区域地名。这就是“沪南”已不仅包括旧县城、南市狭义，而且还包括正在开发中的西南新区，即高昌庙以西，西至徐家汇—龙华一线的非常宽广的大片地域范围。

　　在已经具有众多的行政区划地名的同时，更有凌驾于其上的大区地域名在更广泛地流行使用，这充分反映了上海城市范围的浩大广阔。上海之有许多的区划，上海之出现“沪东”‘沪北”、“沪西”、“沪南”，还有“浦东”（狭义）这样大区域的名称，应该说这是都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看作为近代上海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租界设置后，外国侵略者设立了一个“道路码头委员会”，开始在界内较有规模地修筑道路。随着道路的陆续建成，新的路名跟着出现。起先道路的取名是很随便的。如沿路有个花园，便称作“花园弄”有个教堂就称为“教堂街”是个界线，即称作“界路”等等。

　　位居首要的英租界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从小刀会起义至太平军攻打上海这一期间的人口流入冲击以后，界内修建的道路大量增加。六十年代初，英租界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道路系统，为了记忆的方便和显得整齐，自一八六二年后界内的路名趋向于以中国其他省份的省名和城市之名来命名。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一八六五年英美租界当局严格规定在原英租界内，南北向的道路以中国的省名来命名，东西向的道路以中国的主要城市之名来命名，为此将旧有的一些道路名称作了更改调整，对一些道路进行了新的命名。如在南北方向的道路中，将界路定名为河南路，将石路定名为福建路，将桥街定名为四川路。在东西方向的道路中，将花园弄定名为南京路，将领事馆路定名为北京路，将海关路定名为汉口路。

　　不过英租界路名的命名原则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实行和推广。如在界内仍保留了扬子路和圆明园路两条非省名的道路之名，而东西道路中的“Canton Road”被译作“广东路”一直流行使用。此外界内的“龙泽园”、“盆汤弄”等二十余条小路之名，大都保持着原来的地方特色。英美租界当局在以后新建的道路中虽然也以外省市的地名来命名道路，但却更多地使用了欧美人的人名来作路名，特别是在其越界筑路区域内。

　　英美租界作出的这一道路命名原则对法租界的道路命名似乎毫无影响。法租界在上海是独立于英美租界以外的唯一租界，它自有一套道路命名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最初它使用山名、江名来作路名，一九六〇年以后则基本上采用法国本国的人名来作界内和越界筑路区域内的道路命名。

　　英美法租界拉来了大量的欧美国家的人名来作路名，这些人物主要是各国驻华公使、驻沪领事、租界工部局和公董局的总董或董事以及来华的传教士、商人等。他们都是侵略中国、上海的先锋或主要人物，租界当局当然要旌表他们打开局面的汗马功劳，宣扬和提高他们在殖民侵略事业中的威望和地位。如戈登是太平军的刽子手，赫德是长期霸占海关的“总税务司”，哈同是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大地产商，他们的名字被分别命名为“戈登路”（今江宁路）、“赫德路”（今常德路）、“哈同路”（今铜仁路）。

　　显然，英美租界当局提出的以外地省市之名来命名道路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广，它的应用长期主要停留在黄浦江、苏州河、泥城泾（即今西藏中路）和洋泾浜四条河流之间的范围内。

　　不过这种命名和原则毕竟为上海道路的命名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上海在向一个大都市迈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市区道路大量增加，道路的命名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以中国其它省市的命名道路这种方法，在选择范围上比较丰富、整齐，因此这种方法没有被淘汰，在整个上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反而自然地从仅仅取用外地省市之名扩大到取用全国各地的省、市、县镇以及山河湖峡等一些地理实体的名字。这种方法虽然由于租界的殖民化性质而被压抑着，但仍在缓缓地发展着。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种原则和方法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竟被大加应用，并被完全地确定了下来，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恰恰是公共租界以及法租界本身的消亡。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华界沦陷。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又爆发，日本和英美的对抗完全公开化。一九四三年的七、八月之交，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汪伪上海市政府正式“接收”了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英、美、法三国为主的西方势力就此被赶出了租界这片风雨飘摇的土地。

　　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开进了租界。他们在原租界内竭力清除英美势力在租界留下的各种“影响”“不仅要将英美的有形势力加以肃清，其无形势力摧陷廓清，更属紧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租界收回以后，由汪伪市政府出面，在整个上海作出了一系列驱除英美势力各种残余的措施，其中措施之一，就是大规模地更改原租界留下的路名。

　　一九四三年十月，汪伪市政府发出训令，公布了原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两租界越界筑路区域的路名和应予更名道路的新路名。计其公布路名三九九条。其中更名者为二四九条，原公共租界（包括越界筑路区域）范围更名一二〇条，占公布数二六五条的45%；法租界（包括越界筑路区域）范围更名一二九条，占公布数一三四条的96%。更改的路名约有七种情况，其中五种情况是专门为“肃清”英美势力的残余的：

　　1.以欧美人名命名的道路全部更名，代之以中国地名来命名。如爱多亚（即爱德华七世），英国国王路改成大上海路；文监师（即文惠廉，美国传教士）路改成塘沽路等等。

　　2.以西方国家在沪的行政机构、商业机构、文化机构、娱乐场所命名的道路全部更名，代之以中国地名来命名。如公馆马路（因法租界公董局位于此路，故名）改成金陵路，跑马厅路改名为武胜路等。

　　3.除日本外，以其它国家地名命名的道路全部更名，代之以中国的地名命名。如哥仑比亚路改成番禺路，百老汇路改成大名路等等。

　　4.将包含宣扬西方国家“伟大”之意的路名予以更名，改以中国地名命名。如将大西路（Great Western Road）改成长安路。

　　5.将留有原租界名称痕迹的路名予以更名。由于租界已经取消，同时有两条路名已经失去实际意义。一为“界路”，系原公共租界和华界闸北的分界道路，被改名为天目路另一条是“法华民国路”，位于原法租界和华界旧县城之河，因当时属法、华两界共同管理，故名，这次更名去掉“法华”，定名为“民国路”。

　　尽管上海路名的更改调整并非是上海社会性质的变化，它主要是日伪势力加于英美在华势力的一个打击，但是其结果在上海地名发展上却产生了一个日伪所未曾想到的重要意义。这就是自一九四三年大规模更改调整路名以后，以中国各省地名命名的路名在上海全部的路名中就占据了多数。于是这种以中国各省地名来命名上海道路的原则和方法因此得到了确立，并被延续使用，从而促成了上海路名的整齐性和地方特色的形成。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日伪统治垮台。政府重返南京后，作为“复兴旧业”和为了标新立异，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在上海路名方面，即在当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由上海市政府先后两次公布了更改路名的公告。但市政府并没有将两年多前汪伪市政府定下的路名来一个根本性的“翻身”，彻底将其否定。相反，它保留了汪伪市政府所更改的绝大多数路名，只对一小部分的路名作了调整更名。

　　以中国各省地名来命名上海路名的原则和方法没有被更动，因为它是适宜于上海这个中国最大城市的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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