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上海是中国的诞生地，也是中国革命红色基因的发源地。这里遍布光辉耀眼的红色历史足迹，如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二大”会址、中共“四大”会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旧址、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中共中央文库旧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地、中央特科旧址等等。

　　为进一步挖掘和传承上海城市的红色文化资源，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下文简称“中心”）近年集中力量进行学术研究和实地调查，确认了上海全境内千处红色纪念地。日前，集中体现中心调研成果的《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出版。

　　日前，《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出版。

　　“我希望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的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近日，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初心之地》花了中心十年的时间，但研究与修订还在继续，因为上海历史的复杂程度是少有的，尤其革命历史更为隐秘。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上海人文历史数据库，《初心之地》是这个数据库项目的第一个产品。”

　　为了还原历史场景，彩色版《初心之地》配有各类历史老照片、实物图、场景图、示意图等近1000幅。在“近观”和“回望”两个部分还提供交通和场馆开放时间等实用信息，便于读者按图索

　　“对于这些红色纪念地，公众配合着书去实地看看，一定会有很深的体会。”翻开《初心之地》，其中配有近1000幅图片，还提供纪念地交通和场馆开放时间等信息。在上海发起组成立百年之际，苏智良特推荐了一条“建党红色之旅”，这条路线上的红色纪念地包括：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三益里17号（后为自忠路163弄，今翠湖天地）、成裕里又新印刷所（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辅德里625弄（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延庆里博文女校（今太仓路127号） 、树德里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 。

　　中国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位于南昌路100弄2号。“星火初燃”——中国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史迹陈列展于7月1日试运营开放。

　　“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地位无比特殊。”苏智良说，陈独秀曾于1920年4月入住这里，此后亦有等人慕名来访。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此后不久，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取名为“中国”。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组织。

　　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意义还不仅于此。苏智良表示，它还是共产国际代表与陈独秀商议建党的首议地、《新青年》编辑部、第一本中译本《宣言》的校对地、中共第一份党刊《》的编辑部、中共一大的筹备地、一大后中共中央局的办公地。“这里见证中国酝酿建立的过程，为党的诞生提供了各种条件。”1921年7月30日晚，一大代表们还在老渔阳里2号与李达夫人王会晤，讨论了去嘉兴开会之事。

　　除了老渔阳里2号，这条“建党红色之旅”中的其他“站点”也意义非常。苏智良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新渔阳里6号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地、共产国际工作组在中国后第一个工作机构“中俄通讯社”的建立地、上海早期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的所在地；三益里17号是《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所在地，陈望道正是在这里接受了翻译《宣言》的任务；成裕里又新印刷所是《宣言》中文全译本的承印地；辅德里625弄是人民出版社诞生地、中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地；树德里106号是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地；延庆里博文女校则是当年“一大”代表参会期间的食宿地。

　　“上海的红色革命纪念地基本是成片的，成区的。像‘建党红色之旅’这条路线上的红色纪念地，基本都在现在的新天地附近，行走方便。”苏智良说，此外上海还可以有无数条红色之旅路线，比如“上海工运之旅”“中央特科隐蔽战线”“在上海”“周恩来在上海”等等。

　　上述红色纪念地都收录于《初心之地》一书。2019年，中心发布了他们调研梳理出的1000多处红色纪念地，堪称上海红色文化“最全图谱”。

　　苏智良说：“在中心调研之前，上海已经做好了前期准备。比如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牵头做了很多基础工作，过去一共颁布了600多个红色纪念地。我们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往前再推进。”

　　相对于上海已广为熟知的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等来说，中心新考订的近400处红色景观有李白故居暨秘密电台旧址、上海地下党秘密钱庄、中共协助建立二战中最出色的南市安全区等，更加全面系统地丰富、弥补了从前上海红色景观的不足。

　　比如，与2012年所作的革命遗址普查《上海市重要革命遗址通览》相比，现在这1000处红色纪念地较为完整地展现与革命相关的名人在沪故居，派人士在沪活动点，中央特科在沪联络点，与革命相关的大中小学校，中央秘密电台，与革命相关的印刷所、出版社及书店，难民收容所，新四军、八路军在沪办事处及联络站遗址，在沪地下党活动点。并将原先相对孤立的点、线连接渐趋铺成一个完整的红色景观面。每处纪念地也都经过中心师生实地探访和考察确认，广泛征询老上海市民的口述认证，并与史料互证。

　　此外，这上千处上海红色纪念地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史迹。时间范围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空间范围则覆盖今日上海全境。因为中心认为，中国的成立并非一蹴而就的，是需要前期众多历史事件和运动的酝酿铺垫才得以完成，譬如与之息息相关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

　　为了还原历史场景，彩色版《初心之地》配有各类历史老照片、实物图、场景图、示意图等近1000幅。在“近观”和“回望”两个部分还提供交通和场馆开放时间等实用信息，便于读者按图索骥前往参观。此外，扫描书中二维码，读者可以收听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孙畅诵读的本书音频版文本。

　　“希望它们能为公众的实地参观提供更多方便。”但这项工作并不容易，毕竟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很多街区信息都变了，又有新的地铁和公交不断加入。苏智良说，每次中心成员都要重走这些地方，才能一遍遍确定最新的红色遗址及其交通信息。

　　在调研过程中，中心成员还遗憾地发现不少红色遗迹已经消失了，比如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青海路善庆坊21号（后来的青海路19弄）和小沙渡路遵义里11号（后来西康路24弄），曾经是中共中央在租界里的“红色堡垒”，周恩来、、、恽代英等革命领导人的身影经常在这里出现。苏智良感慨：“在八九十年代，还有一些老革命来上海考察时表示自己年轻时在这里工作过。”

　　因此，在项目成果呈现上，除了书籍，苏智良希望可以借助更多的新媒介与新技术，比如未来公众可通过二维码与手机APP看到“消失的建筑”，回到曾经的历史场景。此外，各大单位可以根据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完善上海的红色历史风貌保护工作。“像新亚大酒店，周恩来于1937年8月中旬在这里和叶挺见面，并劝说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如果可以在新亚的门厅树立周、叶两位的雕像，记录这段故事，也会别具意义。”

　　《初心之地》出版之后，中心有关“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的调研还在继续。苏智良坦言：“考虑到出版物的严谨性，研究中尚有争议的纪念地我们都没有放进书里。还有不少纪念地的位置并不明确，有待我们进一步考证。”

　　比如，据《年谱》记载，1919年3月12日，因母亲病重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为欢送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在回湘途中绕道上海，于3月14日到达上海。第二天，在上海参加环球中国学生会召开的赴法留学生欢送会。17日，送别第一批湖南青年；29日参加又一批赴法留学生的欢送会并于31日送别。

　　那么，到底在上海哪个码头送别两批湖南青年的？苏智良提及，学界对此有四种说法：第一种，是从虹口黄浦路、武昌路口的日本三菱码头（现为扬子江码头）上船，虹口的中共四大纪念馆中展示内容持该种说法；第二种，是在虹口的杨树浦码头上船，湖南师范大学学报中的《赴法勤工俭学热潮兴起的原因探析》持该种说法；第三种，是从杨浦的黄浦码头上船，由上海杨浦区出版的《杨浦百年革命史迹》持该种说法。第四种，在汉口路海关码头送别。

　　又比如，中共四届三中执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哪里举行？苏智良称，该会于1926年7月12日至18日召开，主要讨论北伐战争中中国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策略、民众运动的政策问题。会后中共中央发布第1号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一直到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但这次会议的举办地址至今尚未找到。

　　“上海历史的复杂程度是少有的，尤其是革命历史更为隐秘。有关上海的红色革命纪念地，我们依然有很多疑问，有很多值得进一步追问、探索的地方。”苏智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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