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当全国集成电路“十五”战略研讨会的话筒，交到上海经委副主任江上舟面前时，他告诉现场的专家：

　　这是一个标准的红二代，他的父亲江一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担任过农业部部长、卫生部部长和河北省委书记。

　　他也是那个时代少见的留学生官员，被国家公派到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留学，那里最著名的校友，叫作爱因斯坦。

　　纺织、钢铁、石化……这些上海的昔日荣耀，正逐渐成为上海的“包袱”。在中央的开发规划中，上海的未来要靠高科技和新兴产业。

　　作为经委副主任，江上舟最核心的任务，是筛选出引领上海未来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他的答案之一：正是集成电路。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集成电路工程始终走走停停。在西方的技术封锁下，中国只能购买已被发达国家淘汰的“二手产线”。加上拖延和落地消化的时间，产线一拿手，就落后了三代，无论如何走不出“引进—建厂—投产—落后—再引进”的怪圈。

　　自主的908/909工程陆续失败，整个集成电路产业一片压抑气息。再加上当时全球芯片产业不景气，行业利润已大打折扣

　　因此，在全国集成电路“十五”战略规划研讨会上，主流的调子是：芯片要搞，五年时间，搞两条8英寸生产线。

　　到2000年前后，芯片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产品，超过五大战略物资（矿产、粮食）进口量，比全部能源进口还多。中国的电视和手机芯片百分之百都是进口。

　　通过复盘中国台湾新竹工业园的历史，并比较上海的优劣势后，他向上海决策层建言：在浦东规划面积22平方公里、3倍于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的张江微电子开发区。

　　在半导体产业内，华人是一个奇妙的群体，它有着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人才积累和关系网。而上海既是最受国际资本青睐的内地城市，又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只要筑巢引凤，未来一定能超越中国台湾。

　　江上舟因此不遗余力地奔赴中国台湾，专门招揽人才。他找到了芯片业鼎鼎大名的张汝京。

　　但按照当时的生产工艺，要想建10条生产线，至少还需上百亿的投入，钱从何而来？江上舟想到了引进外资。

　　按照外资企业打造的中芯国际，非常分散地引入了大量中外资本，甚至包括美国高盛与华登。这个精妙筹算，不仅使中芯获得了资本，也绕开了西方封锁的限定，获得了大量半导体设备，从而快速加入赛道。

　　2000年8月24日，他带领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正式打下第一根桩，仅过了13个月就实现投片试产，3年内就建立起了4条8寸产线英寸生产线，这个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史无前例的。

　　到了2003年，中芯国际已经冲到了全球第四大代工厂的位置，崛起速度令人咋舌。

　　在江上舟的努力下，一批芯片人才进驻上海开办企业，不到5年，上海已建和在建的8英寸IC生产线条，超额完成预期目标。

　　江上舟坚信，照此速度，自己1998年预言的“大陆芯片产业2015年-2020年超过台湾”，一定能实现。

　　江上舟与大飞机结缘，是在2003年，那时，他出任了国务院重大专项论证组组长，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编制。

　　在论证组组长任上，“大型民用飞机”成为他选中的第一个项目，也是论证最为艰难的“硬骨头”。

　　长达半世纪以来，在造民用大飞机的路程中，我们走得异常艰难，从运-10到C919，几经波折。

　　彼时“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议论甚嚣尘上，由于发达国家技术垄断，当时我国商用飞机研发面临成本高企、回报周期长的问题。况且大飞机项目还夹杂着复杂的利益博弈。

　　然而江上舟明白，大型商用飞机是现代工业科技皇冠上的明珠，“大飞机非发展不可，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涉及到国家战略安全。”

　　实际上，发达国家真正想遏制的并非某款飞机技术，而是一整个技术能力赖以发展的平台，江上舟早早看到了大飞机项目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深远意义。

　　“你有100个技术不一定能造出一个大飞机，相反如果造了大飞机可以带动100个技术的开发。”

　　发展大飞机，能够带动新材料、电子信息、自动控制等领域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还将带动流体力学等诸多基础学科的重大进展。因此，将大飞机纳入国家重大战略发展规划，就是为中国的机械、电子、材料、冶金等所有相关产业安了龙头。

　　更重要的是，江上舟看到了上海拥有制造大飞机的实力——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上海就自主生产过“运十”大型民用客机，与美国麦道公司展开过多次合作，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

　　三年间，江上舟不断往返于上海与北京，直到2006年2月26日，国务院批准立项，将“大飞机”列入国家科技发展重大专项。

　　40岁之前，江上舟只是个“书生”。1965年，江上舟就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因“文革”他仅在学校呆了9个多月。

　　十多年来他从未停止学习，和同学也是后来的夫人吴启迪（教育部原副部长）自学大学课程，1978年，俩人双双考回母校。日后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赴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

　　这是一个刚刚从县级市升格的新城市，因此有着让人想象不到的落后——因为全三亚的电线部，这里的电话号码甚至只有三位数。

　　八年海外求学的经历，赋予了江上舟前瞻性战略眼光，然而也正因“超前”，他时常饱受争议、不被理解。

　　比如，他想在三亚建设科学城，建设中国的“夏威夷”。然而1990年，大陆地区的GDP只有3878亿美元，当时只有500多万人口的香港GDP高达大陆的20%。

　　那时中国要解决的是11亿人的温饱问题，高科技产业和旅游经济的重要性还难为大多数人理解。

　　打造城市公共空间、建立土地交易制度等概念，今天早已应用于城市管理，但在当时也因“超前”而遭遇不少阻力。

　　因此，江上舟在1989年的选举中，落选三亚副市长，当时，江上舟的父亲江一真还是“海南开发促进会”副会长，而同在海南任职的儿子却落选了。

　　有趣的是，落选的他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以市长助理的身份继续工作，努力推动三亚向国际旅游城市转向。凭借这份实干，江上舟在1991年的选举中高票当选副市长。

　　那一年是江上舟进入仕途的第三年，43岁的他，像23岁的小伙子一般精力充沛，总是马不停蹄地奔赴基层各地调研。

　　遗憾的是，在“搞旅游”还是“搞农业”的路线中，当时的三亚选择了后者，江上舟只得离开，而今日三亚的事实，无疑证明了江上舟的眼光。

　　1993年的洋浦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那里，江上舟带来了“找市场不找市长”、“最小的行政干预，最大的经济自由”等理念。

　　洋浦当时所积累的经验，如首创公务员招考制度，以及集中采购、公共财政等，在随后10年间陆续登上了中国行政改革的前台。

　　直到2007年9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洋浦保税港区，洋浦开发迎来新的机遇，这似乎是对江上舟当年洋浦开拓的肯定，但这时江上舟早已离开海南前往上海了。

　　因为太具有威胁性，中芯国际从成立开始，连续遭遇行业老大台积电多次狙击，面临高额赔偿。

　　2009年，创始人之一的张汝京被迫从公司离职，江上舟临危受命出任董事长，但没人知道的是，此时的他，已是肺癌晚期。

　　面对困局，江上舟的压力可想而知。尽管已是苦苦支撑，他却始终没有停止对中国芯片行业发展的思考。

　　“在半导体工艺方面，我们不一定要样样精通，只要有几样走在国外前面，就可以走出我们的发展道路。”

　　这可能是江上舟在生命最后岁月里，留给中国芯片行业的忠告。2011年6月27日，江上舟就因病去世。此后，中芯国际迅速陷入混乱，长达两年的内斗期间，高层相继出走，发展几近停滞。

　　同一时期，全国芯片产业也正经历着至暗时刻。直到2014年规模达千亿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挂牌成立，整个产业才逐渐走出阴霾，开启新的辉煌征程。

　　然而，无论是ARJ21新支线年正式进入市场运营）还是C919客机，江上舟都没能等到它们真正翱翔蓝天的日子。

　　回顾江上舟的一生，从世俗角度看，他或许是个充满悲情的“失败者”。然而，他也是个真正的幕后英雄。

　　靠着江上舟当年打下的基础，今天的上海已成为集成电路和中国商用航空的排头兵。

　　2021年，上海的集成电路产值达2500亿元，产业规模约占全国的1/4。

　　如今上海已是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最完备、综合技术水平最高的地区。从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到材料、设备，芯片产业链五大关键领域，上海均有龙头企业布局。

　　中芯国际、中微半导体、上海微电子、紫光展锐、上海新昇……这些或多或少曾受江上舟“扶持”过的企业，代表了中国芯片产业在不同领域突的希望。

　　就在今年，江上舟首倡落地的大飞机项目，离交付首家客户——东航只差最后一步。国产客用大飞机的商业化新时代也将随之开启。

　　回溯过往，江上舟从未“赶时髦”，而是对上海的定位和实业经济保持着异常冷静的态度。

　　江上舟认为，上海作为全世界制造业资源最密集区域之一，应该努力占领工业高地，带动全国传统产业的升级与调整。

　　感念他的战略眼光，钦佩他实干、精进的品格，也遗憾他壮志未酬，“出师未捷身先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也许他的一生就是最好的诠释。

　　“政府需要有一批人，眼睛盯着变革和前沿。他对经济带来的变化不一定体现在当下，而是对未来30年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好友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眼里，江上舟“一生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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