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近代上海呈现两极并存同在的特点：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贫富悬殊，高度分层，有中有西，有土有洋，中西混杂，古今交叉，既是中国这个庞大乡村里的现代都市，这个现代都市里又有传统乡村的诸多因素。研究近代上海异质文化交织下的社会生活，对于探讨人类文化交流的过程、特点、规律有重要价值。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加速，网络时代的到来，带来的不是简单的文化趋同，而是文化多元并存基础之上的文化整合。近代上海，中外沟通范围较广、时间较长、程度较深，为研究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难得的蓝本。

　　1930年代，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北京大学教授曾觉之，对上海现象进行分析，认为上海将成为人类新文明的中心之一：

　　“人常讥上海是四不像，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的怪物，这正是将来文明的特征。将来文明要混合一切而成，在其混合的过程中，当然表现无可名言的离奇现象。但一经陶炼，至成熟纯净之候，人们要惊叹其无边彩耀了。”

　　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有一个特点，我们对它拥有的资料越是繁富，思考得越是深沉与持久，它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惊奇和兴味就越是历久而弥新，这就是笔墨难摹的高度异质性。

　　这里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法租界是115伏，公共租界是220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

　　这里人口多元。国内人口八成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18个省区。同乡会是他们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关系，名目繁多的会馆、公所，诸如浙绍公所、徽宁会馆、泉漳会馆、潮州会馆、四明公所、三山会馆、广肇公所、平江公所、锡金公所、江宁会馆、京江公所、山东公所、湖南会馆、楚北会馆，为同乡寻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子女就学、看病就医、办理婚丧嫁娶之事，发挥重要作用。

　　千姿百态的地方话、地方菜、地方戏，成为各路同乡认同的重要标志。外侨人口最多时超过15万，所属国籍与民族最多时超过60个，包括英、美、法、德、日、俄、犹太、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瑞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希腊、波兰、捷克、罗马里亚、乌拉圭、印度、越南、韩国。各种总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包括英国人为主的上海总会、美国总会、法国总会、德国总会。日本人则自成社区，讲日本话、住日式房屋、吃日本料理、建日本神社、办日本学校、出日文报纸，将虹口地区建成了“小东京”。

　　这里货币多元。外国银行由于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获得在中国发行货币的权利。几乎所有重要的列强都有银行在上海发行过货币，确切可计的有18家，其中英国4家，美国3家，日本2家，法、德、荷、比各1家，还有5家是合资银行。它们发行的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光怪陆离，莫此为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哪怕是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能够像这里有那么多品种的货币流通！

　　这里教育多元。除了国人官办或民办的学校之外，有教会办的，租界工部局、公董局办的，外侨团体办的，有在美国注册、用英语教学、英语考试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用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教学的，学制、教员、教科书、教学方法、毕业文凭五花八门。

　　这里宗教多元。宗教门类之多，教务之盛，信徒之众，均为全国其他城市所罕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等五大宗教在这里都相当繁盛。佛教方面，到1949年，上海地区有各种寺院近2000处，龙华、玉佛、静安为其著者，信徒难计其数。佛教各大宗派在这里都有活动，包括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律宗、密宗等。全国有影响的高僧大德风云际会，住锡沪上，弘传佛法。上海城市佛教在全国独步一时。

　　各种信仰系统来源各异、形成历史长短不一、信奉对象千差万别、教堂样式千姿百态、礼拜仪式形形色色、节日庆典斑驳陆离的宗教，如果散布在世界各地，每个地方都自成一道风景线，一旦汇集到一个城市，那就是众神毕至、群仙咸集、各显神通、各呈异彩的名副其实的博览会。

　　人口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必然带来节假日多元、风俗多元。一些多民族人混处的机关、团体、学校，为了照顾各自的宗教信仰，放假的节日就特别多。比如，圣约翰大学就中西节日兼顾，在春节、端午、中秋节要放假，在受难节日、复活节、升天节、感恩节、圣诞节也要放假。

　　至于语言多元、报刊多元、饮食多元、服饰多元、建筑样式多元、娱乐方式多元，早已为人们所习知，毋庸赘言。

　　1930年代，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北京大学教授曾觉之，从不同文化的并存、融合和新文化产生的角度，对上海现象进行分析，认为上海将成为人类新文明的中心之一：

　　人常讥上海是四不像，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的怪物，这正是将来文明的特征。将来文明要混合一切而成，在其混合的过程中，当然表现无可名言的离奇现象。但一经陶炼，至成熟纯净之候，人们要惊叹其无边彩耀了。

　　所谓的“四不像”，所谓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就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就是异质文化和谐相处。

　　英华、法华之间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既大异其趣，英法之间又曾为宿敌，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整个上海便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

　　这么多的“多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近代上海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处于多种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

　　这里处于中国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虽是中国土地，但受“治外法权”保护，中国地方政府不仅不能管辖作为上海城市主体的租界里的外国人，连对租界里的华人也没有充分的管辖权，不能随意征税，不能随意拘捕，不能随意审判。

　　这里也处于英、美、法等国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公共租界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权力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里，但是，它不等于香港或新加坡，工部局总董不等于香港总督。工部局总董由租界有关居民选举产生，并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也不一定总要听从英国领事的意见。法租界的情况有别于公共租界，但法租界与法国政府的关系并不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仅出现在一个租界与华界之间，那还比较简单，而出现在两个租界并存、三个政权同在的情况下，就更为特殊，对于英、法、中等权力控制系统来说，也更为边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上海租界距离英、法、中国权力控制中心都特别遥远。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出现在政治体制相近、司法理念相近、价值观念相同的情况下，那还比较简单，其间的差异会较多地体现利益的不同、立场的不同。

　　但事实是，英华、法华之间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既大异其趣，英法之间又曾为宿敌，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整个上海便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后世研究者对其作任何简单的概括、断语都是一种冒险，都可能失之偏颇。你可以说它是黑色的染缸，我可以说它是红色的摇篮；你可以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我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你可以说它摩登，我可以说它传统；你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罪恶之渊薮，我也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文明之窗口。红与黑、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世界性与地方性……，几乎任何两极对立的判断，对上海来说都能成立。只有一种判断不会招致反驳，这就是：极其复杂。

　　由于租界的存在，由于多元文化并存，近代上海形成了各种文化相对从容的交流环境，突出表现为四大效应，即示范效应、缝隙效应、孤岛效应与集散效应。

　　租界是西方人管理的世界，华界是东方世界。西方人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都带到这里，使租界变成东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在租界与华界之间，虽有界线，但没有不可逾越的藩篱，人员、货物、信息能够自由流动。这样，通过租界所体现的西方文化，可以毫无遮拦地扩散开来。通过租界展示出来的西方文明，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距，极大地刺激着上海人，推动着上海人学习西方的步伐。上海绅商设立的煤气公司、电力公司、马路工程局，发起的地方自治运动、华人参政运动，上海市民日趋健全的市民意识、法制意识、公共秩序意识，这些都与租界的示范效应有关。

　　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但又居住着大批中国居民，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但又与中国政府管辖的区域仅有一河之隔、一桥之隔或一路之隔，这些特点，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一道缝隙。这道缝隙虽然很小很小，但影响很大很大。这道缝隙在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统治系统中，成为一条力量薄弱的灰色地带，形成持不同政见者或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慈禧太后钦命捉拿的要犯康有为得以脱逃，1900年持不同政见者策划的中国国会之所以能够在愚园举行，如火如荼的鼓吹革命的张园演说得以举行，章太炎、邹容所以能够发表慷慨激昂的反清文字，举世震惊的苏报案得以发生，《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之所以如变戏法般禁而不绝，清朝遗老在民国初年能够拖着长辫子在这里悠哉游哉，左联文化活动能够在这里展开，都与这道缝隙的存在密切相关。

　　从地理上说，上海当然不是岛屿，但从政治空间上说，上海因为有租界的存在，在将近一百年时间里，确是一个孤岛。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号令，可以行至天涯海角，在上海租界却不能畅行无阻。中国其他地方硝烟滚滚、哀鸿遍野，上海租界却可能风平浪静、灯红酒绿。在太平天国、中法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江浙战争、北伐战争以及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期，上海租界都处于中立状态，烽烟不起，锋镝不鸣。

　　近代中国是在连绵不断的外侵、内乱、天灾、人祸中走过来的，上海这个相对独立的孤岛，意义就特别重要。它对上海的经济、社会特别是人口的发展，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大批官员、富商来这里居住、置业，各种人才向这里涌来，无数游资向这里集中。

　　上海的中国人口来自全国各地，上海的外国人来自世界各地，上海的外商机构来自世界各地，上海的中商机构也与世界各地发生广泛联系。于是，发生在上海的事情往往与全国、全世界紧密相连，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上海也特别敏感，这使得上海成为全国全世界各种信息的集散地，各种经济、社会、政治力量的关注点，发生在上海的事情也会有放大效应。

　　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工人商人学生的活动、五卅运动，之所以影响那么巨大，与上海城市集散效应有密切关系。日军侵占上海租界以后，将英美等美国侨民关进集中营，人数达6000多，涉及欧、美、澳三洲的10多个国家，世界瞩目，也凸显了上海城市的国际性特点。

　　由于上述四大效应的综合作用，近代上海呈现两极并存同在的特点：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贫富悬殊，高度分层，有中有西，有土有洋，中西混杂，古今交叉，既是中国这个庞大乡村里的现代都市，这个现代都市里又有传统乡村的诸多因素。

　　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高度异质性，从文化生态学角度来说，类似于文化原生态。来自世界各国、中国各地具有不同地域特色、不同历史传统的文化，在这里相对从容、相对平静、相对理智地交流。

　　自有不同文化交流的历史以来，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沙文主义这两种现象就已存在，但是，在近代上海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有那么多种异质文化以这么特殊的形式进行交流，则史无前例。

　　这首先表现在它的文化交流功能。近代上海很像一个袖珍地球，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英、美、德、法、俄、日、犹太、印度……，全中国不同地域文化，南起香山、潮州，北到齐鲁、幽燕，东起江浙，西迄川湘，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俗，都到这里来一展风采，互相交流、融合。说它像一个袖珍地球，而不是世界文化博览会，因为很多外侨是这里的居民，而不是过客。居民与过客不同，居民有长久性，有认同感，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英美人自称Shanghai l ander，直译就是上海人，过客则呈临时性，无认同感。因为是居民，所以，他们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首先是自己欣赏，满足自用，而不是为了炫耀、兜售。其结果也有宣传作用，但这种宣传不是灌输式宣传，而是示范式宣传。灌输式宣传是我说你听，俯视式的，示范式宣传则是我做你看，平视式的，后者更能让受众心悦诚服，自觉接受。

　　这也表现在它的唯一性。放眼世界，盱衡古今，从古希腊到新大陆，从亚细亚到欧罗巴，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成千上万，有哪个城市会如此复杂？绝对没有。纽约、洛杉矶、巴黎等，也都是多民族移民城市，也都是多元文化，异质文化交织，但是，它们都不是行政机构多元、司法系统多元、交通系统多元、货币多元，在异质性程度方面，都远远不能与近代上海相比。

　　这还表现在它的不可复制性。道理很简单，近代上海之所以会出现一市三治，出现如上所述的那么多的多元，是以中国政府丧失对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司法权、教育权等为前提的，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都不会以丧失对一部分领土的主权来进行这种复制。

　　这种不可复制性还在于，它的形成过程也不可复制。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并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主观设计出来的，具有不可逆料性。“治外法权”是租界产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西方列强在中国共设有26个租界，在许多城市享有“治外法权”，但没有哪个租界、哪个城市出现像上海这样复杂的情况。如果没有小刀会起义、没有道台权力失控、没有华洋混处，上海租界的形态就不会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而小刀会起义、道台权力失控、华洋混处局面出现，都是彼时彼地、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政府与人民、现实与历史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

　　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高度异质性，从文化生态学角度来说，类似于文化原生态。来自世界各国、中国各地具有不同地域特色、不同历史传统的文化，在这里相对从容、相对平静、相对理智地交流，包括文化的会面、碰撞、理解、融合，其中有各美其美又美人之美，也有只是以己为美而以人为丑的，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沙文主义两种现象都存在。

　　从文化相对主义来看，来自全世界的各国各地侨民，其国籍最多的时候达58个，人数最多时超过15万，他们在上海各依其本民族的生活方式生活，衣、食、住、玩各行其是，各有以其本国人为参与主体的总会，在“治外法权”保护下各司其法，各信其教。全世界许多宗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祆教，在这里都有活动，但是，上海基本上没有发生因宗教而起的大的冲突。

　　从文化沙文主义来看，以欧美白人侨民为主体的两租界西人，特别是其上层人物，包括外国领馆人员、两租界的董事及其他管理人员、富裕商人等，自以为文化优越，歧视、鄙视华人，不屑与华人深入交往，拒绝学习中文，以洋泾浜英语与仆佣、买办交流，公园、跑马厅、总会及其他娱乐场所限制华人入内，长期剥夺华人在租界的参政权。

　　自有不同文化交流的历史以来，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沙文主义这两种现象就已存在，但是，在近代上海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有那么多种异质文化以这么特殊的形式进行交流，则史无前例。研究近代上海异质文化交织下的社会生活，对于探讨人类文化交流的过程、特点、规律有重要价值。

　　直接、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有利于切实了解其他文化，也有利于切实了解自己的文化。生活在近代上海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长处的了解，主要不是通过报章书籍的介绍，更不是道听途说的传闻，而是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精美器物、规章制度，通过西人的衣、食、住、行、工作、娱乐，通过电话、电报、电灯、自来水、自鸣钟、洒水车、德律风，通过交通管理、卫生防疫、纳税选举、敬业负责、诚信守时等。西方文化作为他者，作为镜子，让中国人更容易看清自己文化的特点。所以，上海人对西方文化优点的认可是眼见为实、发自内心的认可，对自己文化缺陷的批评，从对缠足、吸食鸦片、肮脏、不守公德到专制主义的批评，是有切肤之痛的批评，对西方帝国主义罪恶的感受，诸如对华人的歧视、掠夺，也是亲历、亲见、亲闻，其反抗也是发自内心的。

　　直接、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有利于减弱文化沙文主义强度。文化沙文主义，是指因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骄傲，而对异质文化采取藐视、鄙视、拒斥的态度。从本质上说，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自爱、自恋、自我欣赏的一面，都有藐视、鄙视、拒斥其他民族文化的一面，都有通向文化沙文主义的倾向，否则这种文化就会失去凝聚力，就不成其为民族认同的精神旗帜。明末清初，中西文化接触之初，中西对视，各自都有藐视、鄙视、拒斥对方的一面。鸦片战争以后，文化位势的天平急速倾斜，西方文化挟船炮之威势而占据优势。欧美侨民来到上海，普遍拥有文化优越感，藐视、鄙视中国文化。但是，随着接触的广泛，了解的深入，欧美侨民中有不少人变得比较重视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比较友好。且不说犹太人、白俄等带有难民性质的侨民，相对容易理解、接受中国文化，有那么多人在艺术、建筑方面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即使是在常态下来到上海的欧美侨民，这类人也所在多有。傅兰雅来沪之初，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与其他欧美侨民并没有太大不同，但是20多年之后，译书、办报、讲学，与中国知识分子交往，对中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捐献巨款设立上海盲童学校，在美国介绍中国传统文化。雷士德更为典型，这位在上海英侨中屈指可数的富商，临终前将其毕生积累的所有财富，全部捐献出来，用以资助上海的教育、医学、慈善、儿童事业，受惠的是贫病幼弱群体。哈同也表现出对中国文化广泛的兴趣，甚至要求其死后同时采用佛教与犹太教两种葬礼。

　　直接、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从个别文化来说，有利于实现文化自觉，从文化相互关系而言，有利于形成文化相处共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加速，网络时代的到来，带来的不是简单的文化趋同，而是文化多元并存基础之上的文化整合。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尊重、理解、对话、借鉴，既是个别文化存在、发展的前提，也是文化整合的资源。这种理解应该是以尊重为前提的，将其他文化看成是与自己文化平等的主体。这种对话应该是平等的，是为了借鉴对方，发展、丰富自己，而不是为了同化、消灭对方。这种理解与对话，既为了存异，也为了在存异基础上的求同，寻找异质文化共存的共同基础与普遍准则。近代上海，中外沟通范围较广、时间较长、程度较深，为研究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难得的蓝本。

　　历史行进到信息时代，波音飞机、高速列车，极大地提升了人类个体流动的速度，手机、因特网，极大地加快了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古人所臆想的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都已成为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员交流、信息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便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理解、尊重、共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重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应，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冲突的担忧，还不如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对话、文明和谐的冀盼。历史是现实的老师，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总爱向历史请教，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于是，异质文化解读史、异质文化交流史受到学界的空前重视。在这方面，近代上海是难得的个案。

　　江苏省淮阴人，1949年12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历史所所长、研究员，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社会科学》与《史林》杂志主编，复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兼职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协委员。1998年被评为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

　　著有《章太炎》(1982年)、《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1986年)、《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1994年)、《上海通史·总论》卷(1999年)、《万川集》(2004年)、《冯桂芬评传》(2004年)；主编《上海通史》(1999年)、《晚清新学书目提要》(2007年)；论文有《论郭嵩焘》、《论上海租界与晚清革命》、《晚清上海私园公用与公共活动空间拓展》等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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