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1930年代的上海报纸，除了《申报》、《新闻报》等几家大报外，还有不计其数、忽生忽灭的小报。

　　“1930年代的上海报纸，除了《申报》、《新闻报》等几家大报外，还有不计其数、忽生忽灭的小报。小报虽然鱼龙混杂，整体品质不是太高，但却以其发出的各式各样的声音，拓展了上海的公共空间，可以说，没有小报的刺激和挑战，大报也不会有一个健康的报刊环境。”

　　出版家王云五在一篇分析1927年到1936年十年间的中国出版业的文章中总结道：“最近十年可算是中国出版事业很重要的时期。以出版物的数量论，这十年中的第一年全国新出版物只有一三二三册，其第十年则进至九四三八册，约七倍于第一年。中间各年度逐渐增加；只有民国二十一年，因上海遭一·二八的事变，而我国出版家十之八九在上海，直接或间接都受其打击，因此这一年的新出版物较以前特别减少；此外总是有增无减的。尤其是后五年间新出版物的增加最速，统计前五年全国新出版物共一二八六二册，而后五年的新出版物却有二九八五六册。其一般的原因，固由于教育日益发达，社会日益进步；但出版家的努力出版新书，尤为重大的原因。”

　　1930年代的上海，是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通过上述文化出版业重返中心的大舞台。这种重返的努力，更多的是以建构公共空间、发展公共舆论为基础。这种公共空间，主要是以报刊出版业为主体的文化空间，其标志就是集中了上海大部分报社、出版社与书店等文化空间的望平街（亦称为棋盘街或文化街），亲历其时的朱联保曾如此回忆其间的繁华：“三十年代是文化街最繁盛的时期，我亲眼看见的书店，在河南中路上，自南而北，店面朝东的，有文瑞楼、著易堂、锦章图书局、校经山房、扫叶山房、广益书局、新亚书店、启新书局、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会文堂书局等，其店面朝西的，有群益书局、正中书局、审美图书馆、民智书局、龙门联合书局等。”

　　上海不但在出版业方面占据了全国的中心，在报纸、杂志出版方面一样是全国的中心。当时的学者胡道静分析指出上海在杂志出版方面占据全国第一位的原因是：“上海坐着第一把交椅，不是近来的事情，好久好久已这样了。因为在全国中它是拥有最多量的印刷工具者：又是对内对外交通最方便的一个口岸，故输入纸张等原料便利低廉，而印成的东西更容易分送到各处去。再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因为上述两种缘故的绵延，使上海出的杂志都带有普遍性而不是地方性的，于是尊重了上海出版物的地位。”这种技术层面和地理层面的便利，对于上海报刊出版业的发展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

　　如果说这仅仅是对于1933年的杂志分布的静态分析的话，另外一位作者傅逸生从动态变化的角度，同样地发现了杂志年现象：“据人文月刊统计：一九三二年收到全国杂志为八七七册。一九三三年为一二七四册，一九三四年为二○八六册。据个人在各种杂志公司调查之结果，除政府公报外，共为二百八十到三百种的数目。这当然是名副其实的杂志年。”当时的一个作者指出了杂志出版繁荣的另外两个缘由，一是因为杂志的定价相对新书便宜许多，更能为一般人尤其是读书人接受。他说：“一本十三四万字的书籍定价至少是一元，而包含字数同样多的杂志则仅有三角左右。这种情形在一个经济繁昌的社会里，是允许的但在一个经济衰弱，濒于破产的国家，如中国，拿一种纯然以刻苦好学的青年为基本读者的书籍，定价提高至此，实在是出版家自己走入绝路的一种办法。”另外，“杂志年”的出现，在他看来是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什么系，什么派，说也说不清楚，而系中又有系，派中又有派。这种现象反映到文坛上几乎是两个人就成为一系，三个人就成为一派。而这些又和社会上的各种派系直接间接有关系。于是各人得办一个杂志，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用一句时髦话，扩大影响。甚至还有些吊儿郎当的朋友想借办杂志之名而行卖身之实。”繁多的派系，都试图开辟自己的舆论空间，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这就推动了上海杂志空间的扩展。

　　1930年代的上海报纸，除了《申报》、《新闻报》等几家大报外，还有不计其数、忽生忽灭的小报。小报虽然鱼龙混杂，整体品质不是太高，但却以其发出的各式各样的声音，拓展了上海的公共空间，可以说，没有小报的刺激和挑战，大报也不会有一个健康的报刊环境。曾先后主编《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三份刊物的林语堂认为小报繁荣正说明了大报的公信力的衰落：“这些小报每三天出版一期，以满足读者对小道消息和幕后消息的需求，它们的存在是因为大报可读性差、品质堕落和强奸民意。这些大报习惯于每天刊登十几万字的东西，读者对这些东西完全不感兴趣，也不能从中了解当天真正重要的政治动态。”

　　小报《上海报》曾发表一篇短文臧否上海六大报：“《申报》强头倔脑，宛如一老年绅士，故称申报为绅士化；《新闻报》商情亦比较详细，故皆称之为商人化;《时报》则好登社会新闻及奇特消息，颇如好出风头之小老板，故称时报为小开化；《时事新报》之态度，一如政客之八面玲珑，故时事新报为政客化；《晨报》官气十足，故称晨报为官僚化；《民报》重党方消息，故又称为党人化。由此以观，上海六大报，各有一化，分而言之，有绅士、商人、小开、政客、官僚、党人，集六化于一寓，代表全国之舆论。”

　　这些即兴的评论虽不完全体现各大报的整体特质，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随意性，却也是其时读者的一种阅读印象，反映了这些报纸的社会形象。对于小报，虽然在其时上海多有批评，鲁迅就经常性在文章里揭露小报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他也热衷阅读、搜求小报上的材料来写作杂文。当时的一个文人曾如此评论上海小报的“舆论功能”：“本来小报的笔锋，较之大报有过之无不及，大报的评论令人阅之欲呕，新闻，还不是在谁势力范围之下，向谁领巨额的津贴，就作谁的宣传。小报，它的形式虽小，精神倒可取，它能揭发隐秘，毅然的加以攻击，它能效村妇之谩骂，也能作正义的挞伐；反之，也会作要人的起居注，捧捧名伶名妓等等，倒不失为极端写意的报纸。”

　　上海的《礼拜六》主编王钝根在写给《晶报》的改刊赠言里说：“读不公正之大报，毋宁读之小报，此晶报之读者所以多也。作违心之政治论，毋宁作随意之游戏文，此晶报之投稿者所以多也。”大报因为影响力大，所以成为政党和各派势力力图控制的对象，而大报要生存，也必须与各派政治力量打交道，甚至有些还丧失报格接受津贴，成为某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小报却像都市里的舆论尖兵，具有匿名性、多样性、混杂性和顽强的再生能力。

　　上海报刊出版业内部存在竞争性的关系，而对外则承受来自当局的政治压力，它们积极互动，形成了一个贯穿上海大报的“公共空间”。据徐铸成（《大公报》、《文汇报》创刊人）回忆，“上海各大报有一个同业组织：报业公会，每两周举行一次星五聚餐，联欢联欢。乘便交换一些有关发行、广告价目以及对新闻检查的态度等问题。史咏庚（《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儿子，史被暗杀后，承接《申报》馆，引者注）只到过一次，只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经常代表《申报》参加的是马荫良、冯柳堂、胡仲持三位。《新闻报》则以汪伯奇的兄弟仲苇（协理）参加的次数为多，编辑部则有严独鹤。《大公报》的张季鸾（其时《大公报》已创办上海版，引者注）、胡政之也难得赴宴，经常参加的是李子宽（沪馆副经理）和我。其他，有《申报》的王季鲁，《时事新报》的项远村，《民报》的管易安、袁业裕，《立报》的成舍我、严谔声和萨空了。每次两席或三席，地点借九江路绸业大楼。”这种被隐埋在历史中的细节，或许可以解释民国上海除了是一个消费主义的大都市之外，为何在文化生产和传播方面能够在全国独占鳌头的缘由吧。如今重温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对于当今上海的文化发展或许不无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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