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本书立足于上海从传统县城向近代大都市转化这一特定时期，以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为主线，首次系统梳理了上海民间慈善组织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并对上海民间慈善界的主要慈善活动进行了分类叙述，展现了上海地方绅商和精英们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改进传统慈善理念、慈善文化以适应新的局势，同时吸收西方慈善思想与具体做法，积极参与都市建设，推进上海都市化进程，为近代上海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者简介：阮清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当代史和上海城市史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出版专著《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参与撰写多部新上海方志，并主持编纂《上海市级专志·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志》。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社会、经济诸方面获得快速发展，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际化大都市，完成“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的转化，一跃成为东南最繁华之区，新的都市社会随之逐步发展。

　　对于近代上海而言，城市化与近代化急剧发展，但都市社会远未完成，还处在发展之中。都市，不单是县城和乡村地区的城市化，而且具有某种中心性。只有至少成为地区中心，才能形成都市。

　　近代上海都市社会，既与传统乡村社会有着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但又不同于相对和谐相融的“城乡连续统一体”式的江南市镇，成为一个陌生而新鲜的空间。

　　上海，自唐代的小渔村，到宋代成镇，元代建县，明代筑城，晚清开埠，民国设市，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发展成中国最大的现代城市，也成为东亚和远东乃至世界著名的大都市。

　　这一过程看似长达一千多年，但在开埠之前，上海即使已经贵为“东南壮县”，也依然只是众多中国传统江南县城之一而已。开埠之前，上海县城及邻近东门、南门的部分城外地区按部就班地发展，形成了成片集市和街道，城市化在逐步推进之中。

　　1843年上海开埠，租界建立，尤其是1853年小刀会起义后大量难民涌入租界，打破了“华洋分居”格局，进入“华洋杂处”时代。1854年《上海英法美租地章程》进一步承认了“华洋杂处”的现实，上海社会经济开始加速发展。受此影响，上海县城经济发展方向开始由东南方向向东北方向发展。“南市原来集中在上海县城大东门、小东门和北门城郭附近，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城厢居民的增加和航埠逐渐向十六铺发展，商业市面亦相继向小东门内三、四牌楼，方浜路及城隍庙等地延伸。”

　　也就是说，开埠之初，随着租界的开辟及其初步发展，上海城厢地区并没有因此衰落，而是获得了发展，但是发展方向已经受到租界的影响，似乎租界有一种强大的牵引力，将老城厢重心向东北方向拉过去。

　　城厢区域的繁华未能持续太长时间，到1870年以后，租界地区很快超越老城厢，成为整个城市的象征，正如上海竹枝词中所说“有城不若无城富，第一繁华让北方”。这里的“北方”就是指县城以北的租界地区。更为重要的是，虽然英、法、美三个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后一般称之为公共租界）不同区域发展及治理水平和方式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自身母国经验可供借鉴和利用，道路码头委员会、纳税人会议的成立，工部局、公董局以及下属各部门如工务处、警务处、巡捕房的设立，给城市治理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对于上海士绅和地方精英们来说，这种“新”不仅仅是新鲜感，不仅仅是感官上的冲击，更是一种从未经验过、听闻过的陌生感，带来的是巨大的震撼和焦虑。

　　这种震撼和焦虑主要来自一种突变，一种短时间产生的巨变的冲击。上海城厢地区经历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发展，才形成当日城厢内外繁华格局，但租界在开辟后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就很快从农田、滩涂地上建起一座全新城市，并逐步后来居上，取老城而代之，成为上海新中心。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大量增加，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新的市政建设、管理方式、市容市貌等一股脑儿呈现在老城厢北面，就活生生地摆在那里。许许多多上海绅商深刻体会到那种从农业时代的城乡一体格局向都市时代过渡的迷茫与无措。而当这种过渡是由洋人主导时，不可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尤其令人痛心。

　　在近代上海开埠前后，都市社会是什么样子并无标准，甚至也无典型榜样可以学习，更不用说开埠初期上海士绅商民等对西方各国知之甚少，了解有限。对在上海发家致富或扬名立万的精英们来说，不管是上海本地土著绅商，还是闽粤或江浙或皖鲁商人，或是各地致仕官员、下野军头和帮会大佬，进入上海并长期居住于上海后，都演化为上海绅商。他们能切身感受到开埠后上海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更能感受到这种发展带来的整个社会的变化。

　　此时的上海，移民厕身其间，往往生发出疏离、无助之感；尤其是初来乍到之际，或者是工作、事业不顺之时，居无立足之地，饥无裹腹之食，孤立无援、惶恐不安，乃至铤而走险、为非作歹之事常有发生。与此同时，随着部分人梦想成真，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由此带来巨大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

　　梁其姿认为：财富自晚明以来就引发了普遍的社会焦虑，而散财行善的确能帮助明清新富减少这种焦虑。开埠以后，上海买办阶层率先崛起，“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但他们在很长时间内都被人目为汉奸、洋奴，“食夷利者贱”的观念始终伴随着他们左右，很多买办虽然富有，但又有一种自卑感和焦虑感，因而他们不仅通过捐纳获得士绅身份，也积极投身慈善事业来缓解内心焦虑，如英商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对家乡慈善事业极为支持，“举凡建庙、铺路、筑墙、办学、扶贫等，都少不了他的赞助”。尤其是上海城市的快速发展、财富的急剧增加，都与租界的开辟以及洋人在沪在华的特权紧密相关，一方面使得华人精英的财富在带来舒适生活和社会地位的同时又增加了罪恶感和羞耻感，进一步增加了部分富人的焦虑。

　　因此，在都市社会形成过程中，为解决上述都市社会中的无助、困苦、焦虑、彷徨诸问题，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各种自发或自觉的机制应运而生。近代上海绅商积极投身组建、创新民间慈善组织，既与都市社会一起发展、壮大，也是积极参与和维护都市社会秩序的机制之一种，并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组织。

　　他们举办各类慈善活动，既积极参与和推进老城厢地区的都市化发展，也积极介入租界地区的都市化过程，既学习和模仿西人的做法，也通过自身的参与与洋人展开竞争，为上海都市化发展贡献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华人精英通过举办慈善事业，一方面收留、教养各种，以维护都市社会秩序，进而保护有产者阶层的既得利益；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都市社会经济发展保留一个劳动力蓄水池，为保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不充分的就业市场出力，进而保证上海产品的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具有一举多得的功能。

　　小浜正子认为，近代上海都市社会是靠社团建立和维系的，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构成都市的“公共性”，为近代上海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慈善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与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慈善理念和思想紧密相关。不论是传统的儒家、道家和其他诸家学说，还是外来的佛教思想，都强调慈悲为怀、民胞物与、乐施好善，强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各种善书也一再劝告众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认为“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些思想为政府、各类宗教组织和个人（善士、善人）所吸收，从而在各地开设各种各样的慈善救济机构，施善于人，救济众生。

　　中国有各种力量兴办慈善事业，如宗教团体、宗族组织、同乡会馆、同业公所以及士民工商各界人士等，但自明清以来，出现了一种迥异于此前历史时期的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那就是主要由民间力量兴办、不属于单纯的宗教团体，也不属于家族或同乡、同业组织所办会馆公所的善会善堂。

　　本书以上海民间所办善会善堂为中心，展现上海民间慈善事业发展历程，并分析在欧风美雨冲击下，在新的都市社会形成背景中，中国民间慈善事业如何创新活动形式和组织形式，如何持续生存，如何在接受西方慈善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影响西方慈善组织在华业务的展开，进而探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独特经验、中国慈善文化的持久影响力和生命力。与此同时，我们也通过这一议题，来分析华人在近代上海都市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而探讨民间社会组织对都市社会之形成与维系诸方面的意义。

　　上海在开埠以前，虽号为“东南壮县”，其实依然只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个县城，处于中国经济文化中心“江南”的东部地理边缘地区，其慈善事业在明清两代已经有所发展，但从梁其姿的统计来看，也仅属于普通江南县城的规模，并不出众。

　　在整个江南地区，上海县的慈善组织在19世纪中期以前并不算多。但开埠以后，上海对外贸易率先发展，迅速超过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随后，各种新兴经济形式和新的生产方式传入上海，尤其是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外资蜂拥而入，上海又从商贸中心发展为中国现代工业中心；轮船航运等现代交通运输业应运而生，金融业、房地产业、娱乐服务业、市政建设等各项事业随之兴旺发达起来，上海成为远东大都市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大城市。

　　在这一过程中，上海“善堂林立”，号称中国的“慈善之都”，不仅传统的慈善组织进一步扩大、发展，而且由于西方基督教、天主教等大量宗教组织在沪建立慈善机构，也刺激和促进了传统慈善组织的改革和更新。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集聚以及各种现代社团组织形式和理念的传入，使得中国人有能力、有需要大力创办各种新式慈善机构。另外，近代中国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级政府财力匮乏，无力承担社会保障职能；各种天灾人祸却又层出不穷，水旱灾害动辄使数百万、上千万人成为灾民，频发的战争更使众多黎民百姓背井离乡、流落异地。

　　上海的民间慈善组织在救济本地贫穷弱小的同时，开始进行跨区域的施赈与救济，活人无数；中外合作、华洋协同的新式慈善组织纷纷建立，影响深远；上海民间慈善组织也远赴重洋，开展国际救灾，施惠于世界，彰显中国文化慈悲为怀的一面，增强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

　　“慈航普度”，语出佛教经典《万善同归集》（卷下）：“驾大般若之慈航，越三有之苦津，入普贤之愿海，度法界之飘溺。”佛、菩萨以尘世为苦海，故以慈悲救度众生，出离生死海，犹如以舟航渡人，故称慈航、慈舟。此处借来形容善人（尤指慈善人士、地方绅商）慈悲为怀，能普遍救助大众。同时亦有另外两个考虑：一是从近代上海的经验来看，晚清、民国时期上海的知名慈善家，大多最后都皈依佛教或是成为佛门俗家弟子，服膺佛教思想，如王一亭、黄涵之、关之等上海慈善界领袖人物，均是佛教居士林的主要维持者和赞助者；众多佛教、道教组织也积极参与民间慈善事业，并且跨出宗教界限，普遍救济穷苦大众，具有普度众生的情怀，如理教在近代上海创办了众多慈善组织，如理教普缘社、德本善堂等。

　　但本书借用此语，并非只是讨论佛教界或宗教界人士创办的慈善组织，而是指代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慈善组织。二是从慈善理念和慈善措施的角度来说，进入近代，尤其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上海民间慈善组织在施救对象的选择上，已经不再将穷人从道德上进行类别区分，不再把道德上有污点的穷人排除在慈善救济之外，而是实行普遍救助。因此，本书借用“慈航普度”意在揭示上海民间慈善事业既具有佛教及中国诸家思想所宣称的慈悲为怀的精神，更想借此揭示此时期救助对象的泛化和非特指性、普遍性。

　　需加说明的是，本书用了一个“难”字来形容“普度”，并非否定上海民间慈善事业的历史功绩，更没有否定从事民间慈善事业的组织和个人。用“难”字意在说明两点：

　　首先，是“普度”之难。慈善组织及其管事之人大都试图尽可能全面救济各种弱势者和遇险者，希望普济众生，但很多被救济对象其实并不领情，或认为救济不够，或所得非所需；也有些完全不愿意接受慈善组织的救助，尤其是对乞丐、游民的收容、教养，受到普遍抵制，收效甚微。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情况下，全面救助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同时维持部分人的失业和无业，可以保证劳动力的充分供应，也有利于商人、资本家的利益。

　　其次，是“慈航”之不易。近现代上海民间慈善组织是在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发展起来的，上海本地即有老城厢、公共租界、法租界和闸北四大城区，各有独立的市政机构；而中央政府又历经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民间慈善组织在各种力量的夹缝中求生存，自身的延续尚且不易，要发展和创新更是举步维艰。各级政府对民间慈善组织的管控和剥夺，经常导致一些善会善堂无力抵抗而倒闭；很多人以为慈善组织的资财是公众财产，因而时刻觊觎、侵夺慈善组织财富，也导致慈善组织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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