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从“创新中心”到“活力之城”，从“首店一哥”到“电竞之都”，近些年来，上海这座城市不断求新求变，背后有着怎样的底气和志气？

　　段炼（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上海一直有求新求变的传统，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

　　春秋战国时代，上海地处吴越之间，是吴文化和越文化交融之地。宋元明清，松江步步紧跟、一度崛起，与苏州双峰并峙。上海作为松江府属县，地处海滨，更别有一种趋时求新的风气，蕴含着善于学习、勇于追求美好生活的因子。

　　周武（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活泼泼的创造，是上海与生俱来的个性。从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到国际大都市，由“小苏州”变成“大上海”，进而成为连接东西方两个世界的枢纽之城，上海靠的就是勇于求新求变。

　　汪涌豪（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城市的发展与城市设计者、管理者是否具有与时俱进的眼光和魄力密切相关。这种眼光和魄力，通常仰赖一座城市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支撑。

　　相信没有人会否认，近代以来，在五方杂处、中西交汇中迅速崛起的上海，最善于在苦干中追求卓越。它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显得大气安详，兼具通俗与高雅的清新格调。至于它的管理似责人甚严，实际处处为人设想，所以能最大限度带给人安心与舒适，绝对称得上既精细又有效率。

　　这一切当然与这座城市能不断求新求变有关。求新是为了让自己摆脱一味追赶的窘境，自立权衡，自定标杆，并永不自满；求变是为了与时俱进，以便让自己永远葆有“在途中”的形象，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若问这种自我要求来自哪里？它自然来自从艰苦奋斗历史中获得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它们在根源处连接着悠久的中华传统和江南文化，又依托4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从而为城市开大门、走大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动力和活力。

　　上观新闻：在求新求变的另外一面，越来越“潮”的上海，如何避免遗失“本真”？

　　汪涌豪：“潮”是上海这座相对年轻的城市的特点，表现为永远不满足于现状、永远追求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这使它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跃升为东亚第一大都市。它的繁华和时尚连通世界，甚至领先潮流，本身就构成这座城市“本真”的重要组成部分。

　　忻平（上海大学教授）：“潮”与“本真”两种特质，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可以达到有机统一。突出城市的人民色彩是上海的“本真”，这让城市拥有不断变“潮”的创新动力。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把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是关键所在。

　　强调“超胜”，就要突出“创新”。唯有文化上的创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超胜”

　　上观新闻：有一种说法：千年中国看长安，百年中国看上海。对于近代以来上海的发展变化，可以用怎样的关键词来概括？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就像曾经代表上海住宅样式的“石库门”建筑，既吸收英国联排式别墅的特点，又力图保留江南民居的风格，最终造就了最具上海城市特色的“弄堂”。描述近代以来上海的发展变化，我能想到的一个词是“中国式现代化”。

　　邹振环（复旦大学教授）：晚明时期，面对外来西学的挑战，徐光启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发人深省的文化命题：“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这一“超胜”西方的雄心，这种“先须翻译”引进外来文化的开放胸怀，可以说是上海文化传统的一大源头。

　　强调“超胜”，就要突出“创新”。唯有文化上的创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超胜”。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我国翻译和创新的中心，不仅在硬件上引进外来新技术，在学理上也遵循融会贯通的原则，真正使“会通”和“创新”成为上海文化的核心要素。

　　汪涌豪：近代上海，受工商业发展以及中外移民聚居的推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将老县城周围的城墙基本拆除。这种拆除地界隔绝的举动，在当时或许只是出于对经济发展、人口暴增等变化形势的被动顺应，但过不多久，它隐含的更深微的意义便显现出来——

　　随着城墙的拆除，城市的屏障包括城市人的观念屏障渐渐动摇并塌毁了。结果是，它锻炼出一批心态开放的市民，并依靠区位优势，吸引更多的人往来进出。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开始频繁地照面与磨合，并为证明自己的合理性而努力完善自己；另一方面，各种文化有了更自觉的输出、拿来和交流，城市的精神视野和格局由此变得阔大，城市人对多元文化的认同也因此变得更加自觉。

　　这也给了上海一个机会，使它在赶超其他江南名城的同时，得以咀嚼新生成的文化，并有可能体会所谓城市的意义，进而从词源上明白它不仅起源于罗马人关于地方自治的创造，还表征着“城市”“市民”“文明”的三位一体。所以，要用一个关键词来介绍近代上海，我愿意选择“开放”。

　　就创新而言，近代以来，我国的经济、文化、思想创新在上海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1862年上海启用现代化的城市排水系统；20年后，上海建成自来水供应系统。1882年，申城街头第一批弧光灯一起发光，标志着上海进入电灯时代。据说，这比全球率先使用弧光灯的法国巴黎只晚了几年。同时，上海在城市垃圾治理、疫病防治、水域治理、公园建设等各方面，都居于创新性领先地位。至19世纪末，上海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可与欧美各大城市建设比肩。

　　就包容而言，上海之所以可以充满自信地对外开放、大胆创新，离不开这座城市不断砥砺的包容性。近代上海是以移民为主的城市，不仅拥有世界各国的侨民，而且有来自国内各省市的移民，移民一度占据全上海人口的80％以上。今天，新上海人仍然占了较大的比重，但大家能和谐共处、团结进取，这正是上海包容性的充分体现。

　　周武：“新上海”与“老上海”当然有许多不同，但变中有常，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精神特质没有变，开放、包容、创新的城市品格没有变，国际化的发展路向没有变。

　　真正的“码头”，必须是创新的源头。“码头”固然繁华，“源头”才能活水长流

　　上观新闻：调查显示，不少国外人士对上海的印象，与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等城市高度重合。在城市形象和品牌差异化传播上，上海还可以怎样发力？

　　汪涌豪：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确实向欧美、日本和新加坡学了不少东西。新形势下，依托历史文化，凸显城市个性气质，打造特色鲜明的城市形象，是一项值得高度重视的任务。落实到上海，就是要更充分地体认中外交汇的特点，体恤既年轻又古老的建城历史，并尽可能保护礼俗信仰、民间传统。它们是上海城市历史文化最隐性的部分，也是最活跃的部分。它们的生命力一直延续到今天，对保持城市独特的历史记忆、人文气息有着重大的意义。

　　周武：新时代，我们需要讲好中国故事、上海精彩。法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白吉尔说：“不管上海怎么异化，她还是一座中国城市。”上海接受了西方人带来的形式，把它吸收、消化并转化为中国式的现代特色。

　　上海是自然资源有限的城市。上海的发展只能走开放、包容和创新之路。上海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城市记忆的丰富性、城市文化的独特性，就体现了上海城市开放、包容和创新的历史。

　　罗岗：上海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文化特色的城市。要有发展定力，没有必要刻意去追求什么“网红效应”。做好自己，自然就能得到更多的关注。

　　周武：搭建好“平台”当然重要，但“平台”是靠网络支撑的。没有网络的支撑，再好的“平台”也难乎为继、不可持续。近代上海之所以成为新知识、新思潮、新文化的“码头”，是与其率先构建覆盖东亚、连接全球的商贸网络、知识与信息传播网络密切相关的。

　　罗怀臻（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艺术总监、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曾经是“码头”，也是“源头”。真正的“码头”，必须是创新的源头。“码头”固然繁华，“源头”才能活水长流。

　　周武：近代以后，经由上海输入、输出的不仅仅是货物，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本、人才、知识、信息，并以上海为生产基地和集散中心，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地，上海因此成为“中华第一码头”和“亚洲头号商埠”。

　　这一过程也是激活“源头”的过程。江南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借助上海这个“码头”强大的生产能力、组织能力和辐射能力，逐渐完成了艰难的现代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强“码头”，必然重视激活“源头”。

　　汪涌豪：再过20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都将居住在城市，城市注定会成为竞争的焦点和发展的引擎。

　　人类发展史表明，每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变革的要求往往最先来自文化领域。城市所秉承和拥有的历史文化，往往成为整个社会变革的源头和先导。这就是“码头”的作用。

　　在新一能转换、科技发展及区域经济整合过程中，上海一定要继续做强“码头”，使财通四海、利达三江。同时，应追踪自己的历史，努力疏浚航路，以保证“源头”的畅通。

　　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做好盘点城市文化的“探家底”工作。这种工作既体现为文献、档案的发掘与梳理，也体现为对城市愿景、城市精神的总结和提升。只有这样，才能以最宽广的心胸、最谦和的态度面向世界、广交朋友，并最终使上海成为各种思想文化交汇的世界级“大码头”。

　　总之，只要“源头”源源不断地释放自身丰厚的影响力，“码头”才能提升吸引力，并最终带动城市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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