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上海，具有深厚的革命历史传统，其红色基因渗透在繁华都市的血脉深处。在中国成立前后，早期者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初期革命活动。上海诞生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许多“第一”：中国的第一个组织———上海早期组织，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从这里走出一批早期青年、妇女和工人运动的革命骨干，上海无愧是培养革命志士的摇篮，中国革命的红色之源。

　　1920年2月19日，已到农历新年除夕，上海弄堂的空气中弥漫着食物与烟火的混合气味。那天下午，陈独秀却孤身一人，悄然走进坐北朝南双开间的两层石库门楼房———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1919年6月，他因在北京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而被捕，在各界声援下，方于9月出狱。回首往昔，展望新年，陈独秀内心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愈益坚定。此时，上海云集了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一批立志革新的知识领袖。在历史的峰回路转间，这批先贤开创了中国革命的上海特色。

　　由于上海的“一举一动可以影响全国”，这里成了追求进步的青年最向往的地区之一，许多年轻人脱离家庭和学校，到上海寻找进步出路。领导浙江一师学潮的俞秀松便是其中进步青年的代表。在北京大学旁听期间，经李大钊推荐，1920年3月，21岁的俞秀松来到上海《星期评论》社（李汉俊主办）工作。

　　上海早期组织成立时，俞秀松是党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在党组织筹建期间，陈独秀提议可以参照苏俄少年的模式，“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预备学校”。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团员有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8人。受陈独秀的委托，俞秀松担任书记，他是中国团组织主要创建人之一。团的机关设在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

　　青年团成立初始就和的事业休戚与共。当时是秘密组织，青年团是的半公开组织。新渔阳里6号是青年团所在地，老渔阳里2号是党部所在地。大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预校，党的许多活动以团的名义开展，许多党员保留着团籍，同时参加党、团组织的活动；许多会议与革命活动是党、团联合举行的；在团和党的关系上，团接受党的领导。这也奠定了青年团紧跟，成为党的忠实助手的良好基础。

　　上海的共青团组织建立后，俞秀松还撰写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并将章程寄给各地者，建议各地建团。不久，李大钊开始在北京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有邓中夏、何孟雄、张国焘、刘仁静等人。1920年10月底，在长沙成立团组织，新民学会的郭亮、夏曦、罗学瓒、肖述凡等人是最早的团员。在建团初期，年轻的就非常重视团员的政治质量。1920年长沙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的日记曾记载：“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在通俗馆），嘱此时青年团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倡导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陆续建立了团组织，团员发展到1000多人。在此基础上，1921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建团过程中，上海团组织客观上起到了发起与指导的核心作用。1921年11月，重新制定团的临时章程规定：“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

　　为了掩护革命活动，培养干部和输送优秀青年，1920年9月，在团的机关所在地新渔阳里6号，还公开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可以说，这是创办的第一所党校和团校。上海团组织在外国语学社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从1921年4月开始，任弼时、、肖劲光、彭述之、罗亦农、汪寿华等20余名学员分三批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为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在的领导下，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迅速壮大。1921年3月底俞秀松前往苏俄，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他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中国青年革命运动情况、上海的工人运动以及全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建立等情况，受到与会代表的密切关注。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赞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上海的组织是中国的中心……完全是一个组织”。

　　社会主义青年团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立志于改造旧世界的进步青年紧紧吸引在一起，成为得力的助手。

　　1920年代初的上海，是中国拥有229万人口的第一大城市。当时全国工人队伍发展到194.6万人，其中上海就有51.4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1/4还要多。在国人尚在朦朦胧胧的睁眼之际，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已掀起中国工运风起云涌的开端。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通过的《中国第一个决议》，强调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可是，当时不能进行合法公开的活动，于是党中央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下简称书记部。据张国焘、包惠僧等回忆，由于该机构不是各地工会所产生出来的机构，尚不能称为“总工会”，于是命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一般者从事工会组织工作的名称），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

　　如何深入底层普通工人，这是一个极富挑战的难题。包惠僧回忆中说，劳动组合书记部曾想派人分途打入青红帮，“但我们的同志都是学生出身，如果要上台讲话作报告，写文章搞宣传，倒有得是人。如果要到青帮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做小兄弟，那真是没有那个耐心，而且也不容易找到这个门路”。

　　20多岁的李启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上海早期组织成员，却找到了门路。在书记部筹建时，上海党组织派遣李启汉，具体领导英美烟厂工人的罢工。他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和斗争艺术，被工人们昵称为“小李先生”。英美烟厂罢工最终于8月10日胜利。第二天即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式成立了。书记部主任张国焘，干事李启汉、李震瀛等。办事机构设在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在长沙、武汉、北京、济南、广州等地设立了5个分部。还创办《劳动周刊》，作为工人运动的机关刊物。在上海，书记部出版工运书籍，开办多所工人补习学校，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工运时代的到来。

　　1920年秋，李启汉在纺织工人最集中的沪西小沙渡、槟榔路北锦绣里3弄（号）办了一所工人半日学校，他通过讲课、游艺、谈心等方式，通俗易懂地向工人宣传，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组织工会，与剥削者进行斗争。不久，他帮助工人建立了沪西纺织工会组织、上海印刷工人会、上海烟草工人会等许多进步工会。陈独秀著文热情赞扬说：“鄙人对于新组织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抱有无穷的希望；现在他们能够集合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真正工人的工会筹备组织，更加令人不能不欢迎佩服了。”

　　在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5月1日，劳动大会全体代表同广州5万工人一起进行游行，领队的一面大旗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事实上便是公认它为全国唯一的工运领袖机关。在此影响下，5月21日，上海30多个工团代表开会，联合发起组织上海劳动总工会。1922年是成立后形成第一次工运高潮的一年，到1923年“二七惨案”为止，全国共发生罢工百余次，上海发生54次，人数8万以上。

　　1922年，在领导上海邮务工人罢工中，李启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终为租界当局所不容。6月10日，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日报》记载，会审公廨判决李启汉“入监3个月并驱逐出境，《劳动周刊》封闭，报纸销毁”。李启汉作为中共早期著名的工运领袖，在短暂的生涯中，曾三次被捕，两入牢狱，最终为革命事业牺牲，被邓中夏称为中共历史上“坐狱最早最苦的第一位同志”。

　　自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至1922年7月18日被租界当局封闭，书记部为推动早期工运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二七惨案”发生后,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转入地下, 进行秘密工作, 逐渐由产业工会代替领导工人运动的职能。1925 年5月, 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至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完成其历史使命。

　　中国成立后，就开始作妇女解放运动的尝试，第一步就是创办平民女校。1921年10月，陈独秀与李达商量女校事宜，但当时处于地下状态，还不能公开办学。这个难题很快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解决了。王会悟当时是上海女界联合会的成员，她想到可否借用女界联合会的名义来办学。几经思考，王会悟找到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女士商谈，徐宗汉是同盟会元老黄兴的夫人，在社会上很有声望，与陈独秀、李达等人私交很好。她对开办平民女校的建议欣然赞同。最终，平民女校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筹办。

　　校址选在哪里合适呢？李达夫妇当时租住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35号的石库门里弄，为了女校的筹建与工作的开展，他们租下同一弄堂的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号-44号）作为女校校舍。1922年2月，平民女校正式开学。这是一栋两楼两底的石库门里弄房子，楼上的客堂间作为教室，课桌和椅子都是徐宗汉捐助的。楼上的厢房是学生宿舍，楼下是学生的工读工场和饭厅。由于当时的经费紧张，女校每月50元的房租由李达从自己的稿费里支出。

　　为了扩大影响，平民女校先后两次在《妇女声》和《民国日报》上刊登招生广告，说女校是专门招收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她们学到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自此，一批新式女性走进里弄，得到许多名家教授的悉心教导。

　　平民女校的师资力量绝对是一流的。校务主任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老师有陈独秀、邵力子、陈望道、沈泽民等一批名师，他们都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各有一套独特新颖的教学方法，给学生真正的素质教育。高级班里，邵力子先生给大家教授国文。他所选的国文，不是传统女学所授的贞节烈妇传、太史公之类的文章，而是从当时的报纸、杂志和小说上所刊载的名著译文及评论等，和贵族女学的学习内容有天壤之别。陈望道翻译了《宣言》，他的作文课教法与一般国粹先生完全不同，鼓励大家写出真情实感。英文老师沈泽民，他的教本是莫泊桑的小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英译本。陈独秀给大家讲授社会学，向学生宣传社会科学、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代数教员李达，还专门为学生讲授马列主义呢。

　　难能可贵的是，除了讲课外，平民女校还安排每周两个小时的演讲。演讲内容大多是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问题，军阀割据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关系；为何要反帝反封建等等，这在一般的女校中是绝无仅有的。陈独秀、李达、施存统等人都曾到女校演讲。张太雷、等从苏俄回国后，也曾到校演讲，介绍俄国的革命和建设的状况，这极大地开阔了女生的视野。女校还为无力求学的女子介绍工作，鼓励她们半工半读。学生每天做半天工，读半天书，挣得的工资，可供自己生活、学习所需的费用。

　　1922年底，由于办学经费极度困难，平民女校停止活动，一部分学员转入领导的上海大学学习。平民女校虽然只开办了八个月，但这里培养了丁玲、钱希均、王剑虹等一批优秀的女员。

　　钱希均从小是童养媳，是张秋人的未婚妻，张秋人参加革命后，对童养媳制度深恶痛绝，他们一直没有结婚。张秋人非常同情钱希均的处境，处处关心她，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化名张静，介绍她进入平民女校就读。钱希均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她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6年在上海与毛泽民结婚，后来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江西中央苏区长征队伍中30个女战士之一。

　　1922年春，王剑虹和同窗好友丁玲从湖南来到上海，进入平民女校。王剑虹还担任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妇女声》周刊的编辑。她的能力和才干得到陈独秀和李达的赏识。后来，王剑虹和瞿秋白喜结连理，可惜，1924年王剑虹因病英年早逝。进校时，丁玲还是位18岁的姑娘，名字为蒋冰之。她虽初次来申城，但在班里挺活跃，学习成绩也较好。在这里，丁玲受到了文学创作的启蒙教育，此后成长为优秀的干部和著名作家。几十年后，丁玲仍深切怀念在女校的学习生活，回忆起女校学员到马路上捐钱，到浦东纱厂去讲演，劝工人坚持罢工的场景。

　　1920年代初，上海迎来了它的第一次红色破蛹，早期中共革命者秉承先行先试的精神，在建党、工人、青年和妇女运动中运筹帷幄，于风雨如磐的险峻岁月中，谱写了浩然正气的革命开篇。

　　（本版连环画作者罗希贤，选自文汇出版《画说中共“一大”》。本专栏内容将在上海新闻广播调频93.4、中波990 ，18：50的《今晚故事》中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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