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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光寿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近日，一部旨在厘清中国诞生与上海之关系的著作《光明的摇篮》，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凡25万言，以“光明的摇篮”为书名，意在梳理上海作为“光明的摇篮”的内涵与特点，探讨上海成为“光明的摇篮”的原因，探寻人初心使命的历史源泉，进而传承人精神血脉的红色基因。

　　中国为何诞生在上海？众所周知，在中共党史学界，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热门话题。作为上海市重大社科项目30卷《上海通史》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25卷“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的主编，本书作者运用其对上海历史和文化的深厚积累，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学术新论。具体而言，其论证逻辑如下。

　　其一，提出“三个空间”说。“三个空间”，是指“上海”“中国”与“世界”。关于“上海”，该书梳理了近代上海城市不同空间的形成、演变和相互关系。关于“中国”，本书阐释了上海在全国的地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上海如何由一个普通的沿海县城，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联系；作为文化事业重镇，上海的报纸、杂志与出版物在全国的比重，以及上海在译介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方面的作用。关于“世界”，不仅介绍了上海租界，而且分析了上海便捷的国际航运和通讯系统。

　　其二，提出支撑上海成为党诞生地的“六大支柱（六大因素）”说。“六大支柱，即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系统、工人阶级与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发达的水陆交通系统、便捷的邮政通信系统、可供依托的社会组织系统、可资利用的租界安全缝隙。这六大因素相互支撑，构成了上海的独特性，使得中国在上海应运而生，石库门里诞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其三，以“三个空间、六大支柱”为基础，提出了上海与国内其他城市的联系与区别。该书认为上海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密切，最突出的动因有两点：一是战时中立、环境安全，二是经济发达、机会众多。近代上海人中八成以上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他们来沪时所依赖的路径是投亲靠友，依赖的主要是血缘、地缘与业缘。近代上海与一般城市不同之处还在于其存在很强的国际联系，“上海、全国、世界”这三个空间同心圆式地渐次扩大，使得发生在上海的众多事件，不但具有全国影响，而且每每具有世界影响。发生在上海以外的全国或世界重要事件，也会对上海产生异乎寻常的影响。

　　其四，将上海红色文化特色概括为闳、深、雄、奇四字。闳，是指广阔、丰富。从1921年至1949年的28年间，中国共举行过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三次在上海召开，另有六次中央全会在上海举行；28年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有126个月设在上海。深，是指深邃、深远。中国发展史上许多重要思想、重大决策在上海酝酿、产生，党史上许多具有重要意义、深远影响的事件在上海发生。雄，是指英勇、雄壮。1925年中国领导的五卅运动，1926年至1927年中国在上海先后发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都展现出中国不畏强敌、敢于抗争、一往无前的豪迈形象。奇，是指奇特、奇妙。中国领导的革命斗争，利用上海政出多门、事权不一的特殊格局，创造了许多奇迹。就上海城市品格而言，闳、深、雄、奇，有的体现了壮美，如英勇抗敌、慷慨赴难，有的体现了优美，如思虑深邃、巧妙周旋，壮美、优美，相互映照，共同汇成了上海红色文化的美妙乐章。

　　如此归纳与分析，展示出作者雄厚的学术积累和扎实的学术功底。而上述极具创新价值的四点，深刻阐释了上海与中国诞生的关系，是最突出最为重要的学术创新。此外，该书对“政治缝隙”的分析、对“移民社会”“群英荟萃”的剖析和对“为什么是法租界”等问题的辨析，都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自从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最早提出才、学、识的“史家三长”说后，无论是清代章学诚“德学才识”说，还是近代梁启超“德才学识”说，历代史学理论家无不把“史才”作为衡量史家的重要标准。

　　师承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治学的风范，本书作者熊月之教授历来高度重视“史家四长”。体现在其众多学术著作中，就是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对史料的组织富有逻辑性和生动性，条理清晰，文字简洁。无论是旧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西风东渐与近代社会》等，还是新书《光明的摇篮》，都能充分彰显这一文风。

　　首先，善用清晰畅达的条理厘清纷繁的历史。厘清上海与中国诞生的关系，无疑是个头绪复杂的难题。该书全部7章内容，从“三个空间、六大支柱”入手，既条分缕析层层展开，又鞭辟入里接续推进，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结构融通、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的完整历史画卷。

　　其次，能用平实简洁的文字表达枯燥的内容。该书不仅章目标题平实简洁，而且全书文字言简意赅，往往三言两语就能讲清精神要义。如谈上海工人阶级特点：“一是人数较多，二是生活困难，三是与农村保持密切联系”，精准到位，又很接地气。

　　再次，巧用简洁明了的表格梳理琐碎的内容。全书在陈述重要问题时巧妙使用表格，先后制作了“1919—1924年留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在上海工作过的部分革命家”“1949年以前来上海足迹”等12张表格，使复杂问题明细化、简单化。

　　最后，常用图片作为说明。如讲“市内交通发达”，就呈现当时的新式无轨电车、公共汽车、双层公共汽车、马车和人力车等各种交通工具；讲“马克思主义传播盛况”，就呈现1899年上海广学会刊印的《大同书》封面、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印行的《社会党》《近世社会主义》封面，等等。不仅自然贴切，而且精准珍贵，读来有画龙点睛之感。

　　当然，既然是学术著作，总会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呈现。该书在有无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标志的理解、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全部过程的叙述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有的观点仍是值得商榷的学术问题。

　　总之，《光明的摇篮》不仅深入探讨并全面回答了“上海为什么会成为近代中国光明的摇篮”，具有很强的学术性，而且全书质文兼备，不失为一部雅俗共赏的党史力作。尽管这部书封面上写了“写给青年人的党史第一课”，但在我看来，它对党史研究者尤其是中共创建史研究者，也有引领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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