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肇兴于晚清上海的书业革命，引发了印刷资本主义的急剧扩张，使思想与商业、启蒙与生意交逢于复杂世局。印刷及其连带的文化生产深刻重塑着上海的基本图景，为“摩登”这个充满物欲化的符号注入了灵魂，成为近现代上海在“魔都”之外的另一种强有力的身份表述。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上海史系列讲座，我们邀请到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洁做客建投读书会，带领读者由印刷史与书业革命出发，深入探寻上海的文化构建历程。

　　*讲座时间为2021年5月9日,以下回顾内容根据现场速记稿整理,基于篇幅略有删减

　　上海是整个近现代中国的文化中心，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不是了，这个不是，并不是说“落后”等等，而是现在是多中心时代，多种精彩，各自各精彩，但是晚清至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上海，可以说，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中心。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探讨的是，这个中心，究竟是怎么缔结的？——以印刷为主题。

　　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上海是五口之一，开埠之后，大规模的、深度的，开始接触、接受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上海在江南，也就是吴越文化的底蕴上，在中西交融、移民汇集和繁盛的商贸中，开始形成极具国际性的“海派文化”。

　　美国学者白鲁恂说:“两次大战之间的上海，是整个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会”。他还总结说：“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

　　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这个文化中心，包括了教育、新闻、出版、文学、美术、电影、戏剧，等等。在这些文化类别中，最重要的、有核心意义的，就是新闻和出版。新闻出版，归纳在一个广义的“印刷”范畴之内。因此，印刷也就是“摩登上海”文化中心最核心的构成部分。

　　印刷关联的是什么？这当然是一个生意，是产业，但特别的是，它关联的是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所以，印刷工业、印刷经济的产品就与其他物质形态的产品相当不同，讲印刷，就要讲到“文化”和“文化市场”，一个完整文化市场的构建牵涉到方方面面，文人、学者，思想家，他们在表层，在他们周围的，是更广阔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还牵涉到市场与文化要怎么达成沟通和互动。

　　如果我们把“文化”也看成是一种可以生产、可以经营的“产品”，那么文化的属性决定了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物质类商品的特殊性：它的生产另有一套独特流程。生产和市场之外，还有消费的问题。文化人、商人共同制作了文化产品，那么，是谁、以什么样的途径、什么样的方式获得并且消费了文化？文化空间是一个多元共生的空间，这里面存在各式各样的主体，扮演不同的角色、担负不同的职责。沟通是怎么完成的？

　　这些内容，就是我想要讨论的，以出版、印刷为中心，来看一看文化空间与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的市民社会、和消费主义的关系，看一看摩登时代，这个文化大都市的基本格局到底是怎么奠定的。

　　中国在宋元以来，已经有了相当繁盛的印刷业，官刻、坊刻、私刻，书院、精舍、书堂及各色家刻。但是传统书业，它的生产能力、传播能力还是有限的。到了晚清，主要是甲午战争前后，创巨痛深，要改革、要引入新知识与思想，这是一个背景；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印刷革命、技术革命，就提供了可能性。新的机器印刷兴盛开来，这也就是世界范围内的，谷腾堡革命之后的机器印刷资本主义革命。印刷革命让大规模的生产和传播成为可能。

　　举数据直观地看:先看营业额，清末书业，全国大约每年不过四五百万元，而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占三分之一，文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集成图书公司等合占三分之一。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营业额集中在上海。各类型的图书重镇也都在上海：“教科书以商务文明两书局编译最早，至今已成书业之重心。至专门科学之书，科学仪器馆固曾译之，新学会社则译印农学诸书，至今犹未已也。至政治、历史诸书，广智书局、作新社均有译本，旋亦中止。”教科书，各类专门的科学之书，法政类，历史类，从甲午到民初，上海的出版发行机构占据80％左右。

　　上海作为新闻出版的中心地，新的知识和思想从这里生产，再由此扩展到全中国的各个地方。在各式各样的清末民初阅读记忆中，比如，鲁迅、胡适、茅盾、郭沫若等这些1890年代出生的人，“上海”作为一个关键词，频繁出现他们的人生。传统的知识、伦理和制度在甲午以后的时势中逐渐被新的知识、新的伦理、新的制度理想所取代。

　　这个过程，我们知道严复，知道梁启超，知道这些先觉者的呼号，但是仅仅靠少数知识人的宣传这肯定是不够的；起源于上海的新式出版业，其实就做了散播和普及的工作，切切实实的，把维新的先知先觉，扩散成了普遍。

　　“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是清遗民恽毓鼎说的；《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撰写《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也谈及“几百个新闻记者终结了大清王朝”。再看同盟会员秦力山所说的：“吾人苟欲革命种子之发生，则固不得不恃书报以为之助力”；“吾人办事之第一着，则莫如秘密出版，可利用时机顷刻造起最大之风潮。”

　　以书籍报刊、阅读推广革命，鼓荡革命的精神，这是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因素。孙中山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说：“我国当革命以前，专制严酷，人无自由之权。然能提倡革命，一唱百和，以至成功，皆得力于学说之鼓吹。数十年来，奔走运动，都系一般学界同志之热心苦业，始得有今日之共和。”通过传媒网络，上海向全国各地灌输着革命的思想，传播着革命的观念，在很短时间内制造了排满革命的舆论风暴。

　　看一组统计。据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提供的数据：“自1894年至1910年，革命派在海内外各地一共印发了革命宣传小册子115种，这些图书大部分在东京、横滨、新加坡、檀香山、巴黎及香港等地出版（有58种），也有不少在国内出版，上海一地就有51种。”上海一地占到一半。

　　另据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中的期刊统计，也是差不多一半以上：“1900年到1911年12月，共出版157种期刊，海外出版者（主要为日本、香港）53种，占34%；上海有60种，占38%；国内其他城市44种，占28%。如果仅以国内出版的104种计，上海的比例则要占到58%。”在20世纪初年，上海无疑是中国革命传媒当之愧的中心。

　　这些书、报，通过邮路、学堂、师生师友，从上海传布到内陆，抵达一个一个的读书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知识、思想的传播路径，从一个中心点，向外辐射，它最终实现了桐城派大家姚永概说的，“眼前推倒三千年”，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极其迅速，又极其深重地改变了中国历史。这个转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印刷承载的思想启蒙、舆论风暴发动起来的。

　　辛亥革命就是在这样的阅读洗礼、思想风暴中汇聚的，它不是在经历了切实的、社会的、经济的变动之后，引发的革命。当然并非，靠着印刷、传播，革命便自然成立了，辛亥当然还有其他动员，更深层的政治经济结构性因素，但是，知识与观念变迁也切切实实地撼动了社会。

　　至1930年代，首先是时代进入到一个我们现在称之为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时期，印刷资本主义在消费、市场和文化的网络中进一步成熟。商业与文化紧密互动，缔造了一个充满经济活力和文化创造力的“大上海”摩登时代。

　　1934年，一个刚刚来到上海一月余的年轻人表达了“大上海”给予他的一种惊异和震撼：

　　一切新兴的东西，物质的、精神的，都由上海发动，然后推到全国去。虽然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发源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全军发难于广东，可是上海仍是中国工、商、经济、文化、出版界的中心。从物质文化方面看，从非物质文化这方面看，上海都是中国的头脑。

　　“上海是中国的头脑，是一切活动的中心”。关于近代上海文化的既有研究非常多，关于“商业化”“多元化”和“大众化”“市民化”的特点概括，这里，我更想关注的，是一个文化空间的生成问题，空间与网络。文化人成群结队来到上海，这个城市究竟有什么在吸引他们？在一个被称之为“魔都”的消费社会，文化是怎么生存其间，靠什么生存，又怎么能达到繁盛的？

　　这里要讨论的是商业环境和文化生产的关系问题。1920、30年代的摩登上海，究竟为文化繁荣提供了什么样的前提条件？

　　首先是便利。那个时候在上海，搞文化、文学的生意，有多便利呢？在彼时上海，要创办一种杂志或报纸简直超乎想象的容易。我们来看一份材料：

　　“主办的人须有才学，又能干，可以吸引一部分读者，自己拉稿，自编自写，手下只用一个助手，一个校对，一个茶房，广告又有把握拉拢，白报纸可以打个保单给纸头行家做帐，否则每天用多少买多少，买半令，买一令都可以，印刷又可以先付一半，还有一半到月底再结，或者五天一结，都可以。编辑部设在一个亭子间内，自己家里不怕小囝烦，更加好。一张写字台，足够派用场。助手的薪水，打他三十只老羊；一个校对，打他十五只老羊；一个茶房，打他十只老羊......

　　什么跳舞版、跑狗版、跑马版、回力球版，素来没有稿费的，可打稿费的稿子每月约它三百块钱至四百块钱光景，已经非常阔绰了。可是不到这数目的自然很多，不过这张小报决没有好文字给读者读着。假定依日销两千张算法，计付出项下：稿费四百元，薪水五十五元，白报纸四百五十元，印刷费二百五十元，其他零星五十元，共计一个月付一千二百零五元。收入项下：广告费四百五十元，售报费一千六百元，共入二千零五十元，两相抵过，有八百余元盈余，如果再把它打个折扣，五百元一月，坐定可以到手的。”

　　这是报人周天簌在1940年写的一篇文章《一张小报出版的经验》中描述的，在文化产业发达的上海，编辑和印行一份小报是多么简单的事。这篇文章详细却扼要讲述了在上海办一张小报的条件和经过。有一个主办人，这个人只需要有一点点名气，能吸引读者，能自己写稿、拉稿，夸张的，甚至一个人全部包办，然后有一个人负责拉广告，稿费嘛，看着给，不给也可以，朋友帮忙，看计算费用和赢利。

　　小报的优势就在于“船小好调头”的灵活性，一笔数量很少的开办费用、三五好友便可成事。这是编、制，再讲印刷与发行。小报的印刷不像大报那样需要自备机器，都是包在专门印小报的印刷所里代印的，规定每日下午几点钟发稿，讲定每日出多少份报以及印刷费多少钱，排工多少钱，订下合同，只需要付一个月的定金或半个月都可以。报纸的出版，有时是在下半夜一二点钟，有时快天亮了。

　　在天亮与未亮之际，便会有一名报贩头子拉一部黄包车，把小报运到望平街（曾被称为上海“报馆街”，即今山东中路，从福州路口至南京东路一段）去：“全上海所有的报贩像潮水一样抢着来批发，这时候天也亮了，不过太阳还没有出来呢。报馆十点钟光景，派一个茶房到望平街向报贩头子一五一十结账，多下报纸带转来，到月底装合订本，每本又可售洋一元二角。”从稿源、编辑到印刷、发行，所需的费用都可极尽简省；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以最少的投入赢得最大的获利。

　　之所以简便，更主要的还是依托于上海新闻出版业的集约化经营模式。约齐稿件，由编辑人员编辑好；不需要有独立的印刷厂，只要委托外面专门的印刷机构就可以。发行也同样如此，不必费力自行创办发行机构、发行网络，只要委托给望平街的职业报贩就可以了。这些，如果不是在上海、没有那么完备的外部条件，也都是无法成事的。

　　“一、不须登记；二、纸张印刷价廉；三、邮递便利，全国畅通；四、征稿不难，酬报菲薄”。这是著名报人平襟亚——著名的《万象》月刊就是由他创办——在讲清末民初上海出版业黄金时代时的一个概括。上海的新闻、出版业有集约化优势，1920-30年代上海小报达千种以上，在1933年这一年中，上海刊行的杂志就达到了215种。也正是由于这种集约化，小报、杂志的编辑与印行才会更为便利，像是一条生产流水线，各个环节之间承接顺畅，没有多余浪费。

　　这还是纯商业性的报刊，各个环节都需要承担费用；文人自行筹办的同人报刊、书局就更加便利了，甚至可以在基本脱离市场的情况下，创办一份杂志、一个书局。根据叶浅予的说法：“只要筹得一期的纸张印刷费，就能出版一份小型报刊。这是上海当时的通行办法。”

　　1927年底叶浅予创办《上海漫画》，不过就是和几个朋友的一时意兴便成事了。当时叶浅予失业在家，他的朋友王敦庆便动员他自己办个画报，王敦庆不仅是著名的漫画家，他也是左联，左翼作家联盟最初的发起人之一。加上同样赋闲在家的黄文农，再请几位拿笔杆的朋友，合作凑点文章，稿源的问题就解决了。而纸张和印刷的费用，王敦庆因为经常和印刷厂打交道，很有些交情，可以暂时欠着，等卖报收了钱再还。经过几次碰头，他们在一家小旅馆租了一间房作为临时编辑室。黄文农供画，叶浅予管跑腿，王敦庆管编务，大家夜以继日忙了三天，第一期《上海漫画》就编成了。

　　再说到发行的问题。当时的上海已经有了发达的发行网络。像这样尚处于草创阶段的小报和杂志，只要事先和望平街的报贩子打好招呼，由他们负责代理。刊物印行之后，自己送到望平街相熟的报贩手中，就可以上市了。《上海漫画》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由望平街的报贩子代理发售。

　　同人办刊物、办书局，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做法。比如曾朴、曾虚白父子办的《真善美》杂志、真美善书店，邵洵美、章克标办的《金屋月刊》，邵洵美开的金屋书店、时代印刷厂，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的水沫书店，张资平办的《乐群》杂志、乐群书店，曾今可办的《新时代》，章依萍等办的《文艺茶话》，苏青办的《天地》杂志，蒋光慈、钱杏邨、孟超人、杨邨人发起开办的春野书店和《太阳月刊》，沈雁冰、郑振铎的《小说月报》，成仿吾、郭沫若的创造社，以及后来胡也频、丁玲、沈从文办的红黑出版社，等等。

　　施蛰存回忆“第一线书店”的开办过程，不过是起源于刘灿波和戴望舒的一次闲聊。刘灿波说写了文章没有地方发表，不如办一个刊物；进而又觉得，索性开一个书店，自己印一些喜爱的书。就这样，由刘灿波出资担任老板、戴望舒做经理、施蛰存为营业员，就在四川北路、西宝兴路口开了一家“第一线书店”。黄嘉德、黄嘉音兄弟与林语堂在1936年合办的《西风》杂志也是这种情况。他们三人各自凑了法币两百元，便出版了《西风》月刊的创刊号，编杂志的同时成立西风社，编辑、出版和发行业务由三人分担，不聘其他职工。

　　还有光华书局。1924年，张静庐正在《商报》馆做编辑，他的朋友沈松泉和卢芳游说他合伙办一个出版部，再慢慢扩大成为一个新书店。议定之后，三人一共凑了二十五元钱作为必需的筹备费用——购买文具、笺封、招牌等。因为张静庐与印刷所、纸行的交情，他们先向纸行赊欠纸张，而且印刷所也答应了先免费印书，待营利后再支付费用。

　　张静庐和沈松泉都在泰东图书局编辑部工作过几年，认识许多作家，他们同意暂不拿稿费或版税先把稿子给书局出版。由于和各个新闻出版部门的熟识，甚至新书出版要在《申报》《新闻报》或其他报纸上刊登广告，广告费也可以等到月底再付。于是这二十五元，就成了光华书局开办时仅有的资本。也就是靠这二十五元，张静庐担任经理、卢芳担任营业、沈松泉主管出版，不雇用职工、一切从简。就这样，一个书局办成了。这在今天也许是难以想象的事，而在1920年代的上海，就是实实在在的、具有可行性。

　　文学理想与营业目的汇合，还有著名的泰东图书局作为示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名卓著并且极具开创性意义的创造社几乎就是在泰东图书局的扶持下诞生的。创造社诸作家的成名作或代表作多出自于泰东——郭沫若出版了在新文学史上被公认为“划时代作品”的诗曲剧集《女神》，郁达夫出版了他的“惊世骇俗”的小说集《沉沦》，张资平出版了中国新文学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郑伯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译作《鲁森堡之一夜》，田汉在《创造》季刊第一期上发表了他的名剧《咖啡店之一夜》。创造社作家们还在泰东图书局及其刊物上出版或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文论和翻译。

　　而由创造社编辑、泰东出版发行的《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则成为创造社的主要阵地。创造社走向它的极盛期，在文坛的势力也达到了顶点。1921年到1924年间，泰东图书局几乎成为创造社成员唯一的发表机构。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有过这样一段话：“更公平地说，我们之为泰东服务，其实又何尝不是想利用泰东。……创造社的人要表现自我，要本着内在的冲动以从事创作；创作了，表现了，不能不要发表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的那种迷梦正酣的时候，泰东书局无论怎样苛刻他们，对于他们是有效用的。”这个话，跟张静庐概括过的，泰东是创造社的摇篮，包含同样的意思。

　　办杂志、开书店，有像邵洵美这样的富有阶级，纯粹为了兴趣，但更多的还是志同道合、又没什么钱的文化人，凑钱办出版或依附于大书局办出版、开书店。1923年“朴社”也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诞生的。

　　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郑振铎不满薪资微薄：“我们替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个月才拿百圆左右，可是出一本书，印书馆里就可以赚几十万圆，何苦来！还不如自己集资办一个书店！”于是约集了叶圣陶、沈雁冰等10位商务同人，决定由每人每月从薪金里提出10银元，储存银行生利；集资到一定数目时，便成立书局，自己出书。周予同为此社起名为“朴社”，后来俞平伯、郭绍虞等人也陆续加入了这个团体。

　　文人自开书铺，往往主要并不为营利，而以实践“新思想、新文艺”为目标。比如《新青年》《创造》这些代表了新的文化理想的刊物，都是由小书局印行的。有出版史家断言，小书局“在出版界曾经是站在较进步的地位”。

　　1928年以后，上海左翼文化勃兴，带动了出版事业，使得上海的书店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仅1929年一年，全国新设书店48家，其中44家在上海。而据包子衍的估计，数量还在此之上，这一年上海的新书店达到了六十家以上。这些新书店，虽然有许多都是旋起旋灭，但也充分证明彼时上海充沛的文化生产能力。

　　刚刚讲到了邵洵美、郭沫若，创造社、朴社，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数的着的人物与团体。史家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会惊叹于1920、30年代璀璨夺目的海上文坛。但是要知道，“天才总是成群而来”，成群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凭什么——凭借适宜的土壤和空气。这些同人组成微型的、小型的出版团体，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且在一个商业社会中立足，与民国上海充满活力与包容的文化经济环境密不可分。商业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举足轻重。

　　举赫赫有名的《现代》杂志为例，这是一份海派的大型纯文学刊物，可是在谈到办刊缘起的时候，主编施蛰存也不得不承认：“我与《现代》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动机完全是起于商业观点。但望有一个能持久的刊物，按月出版，使门市维持热闹，连带地也可以多销些其它出版物。”

　　“雇佣关系”商业既支撑理想，也维系利益。还有张爱玲这句很出名的话：“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你的一点好处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有人回忆上海出版界的“黄金时期”：“那时书店老板是不愁没有人抢着买出去的。自然是因为有利可图，当时的新书店也就像雨后的蕈子一样一天一天多起来，而一群摇笔头吃饭的人呢，袋袋里也就相当‘麦克麦克’了。”

　　依靠商业，文人得以自存；而也正是市场，为文化生产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可能性。唯此，市场与文化之间才维系了一种互为依存的良性循环关系。

　　文化被“生产”出来，这当然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创造力和不断累积的结果。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商业和营利居间勾连、润滑的作用。这是“大上海”时代独特的城市魅力，多元互动的文化空间在繁荣的市场体系和经济环境中创生、发展。

　　192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中心地位的确立，由现代作家为主的海上文人群体创造了一个极富特色的文化空间。时人即有“海派”之说。

　　关于“海派”，自1930年代起便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沈从文指“海派”是“名士才情”和“商业竞卖”的结合，从一个侧面勾勒了文化的经济平台以及成熟的商业运营机制。海派文人的生活，更是深透沾染了商业化气息。“商业性”是1930年代以来京派、海派争论中，批判海上文人的集矢之地。商业社会中的种种庸俗与琐屑确为上海市民文化的一类表现。但商业的灵活多变和文化的形而上特质之间又是可沟通的，两者结合，则成为近现代上海构筑多元文化网络的必要条件。

　　在上海，最先开设咖啡馆的，不是商人，而是一部分新文艺的作家。史蟫在其所写的《文艺咖啡》中说：“不知什么人灵机一动，竟在号称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上，开设了上海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家咖啡馆，招牌名叫‘上海珈琲’，从‘珈琲’这一点上看，就可知道那时喝咖啡的风气在上海还没有普遍。”因其由具有新文艺作家背景的人开设，也自然有许多文化圈中人前来捧场，于是更吸引了一批爱好新文艺作品的青年学生，他们到这里来，可以认识他们所崇拜的作家，当时沪上大学校园内外的咖啡馆，“无时不告人满为患。”

　　1930年代以后，咖啡馆逐渐成为上海人体验现代都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空间，据1946年的一项统计，“上海登记注册的咖啡馆为186家，如加上餐馆、旅社、娱乐场所、宵夜店等处设立的咖啡间，估计当时可以饮到咖啡的地方不下500家。”

　　咖啡馆的开创和最初流行，原本就弥漫并传播了一种“浪漫文人”的标签。到咖啡馆去的顾客，大多都是知识阶层，也包括一些自由职业者。咖啡馆还是文人聚会谈天的优选：

　　“除了坐写字间，到书店渔猎之外，空闲的时期，差不多都在霞飞路一带的珈琲店中消磨过去。我只爱同几个知己的朋友，黄昏时分坐在珈琲座里谈话，这种享乐似乎要比绞尽脑汁作纸上谈话来得省力而且自由。而且谈话的乐处，只能在私契朋友聚晤获得，这决不能普渡众生，尤其是像在珈琲座谈话的这一件事。你与傅彦长，邵洵美，徐蔚南，叶秋原，周大融，黄震遐，诸位兄长都是有资格的珈琲座上客。最近又新得到东亚病夫父子两人，参加进我们的团体。大家一到黄昏，就会不约而同地踏进几家我们坐惯的珈琲店，一壁喝着浓厚香淳的珈琲以助兴，一壁低声轻语诉谈衷曲。这种逍遥自然的消遣法，‘外人不足道也’。”

　　作家张若谷为新文艺家们的咖啡馆聚会，专门编了一本《珈琲座谈》，讲述咖啡馆与上海新文艺创作密不可分的关系。张若谷说，咖啡馆不但是都会生活中的一种点缀品、一种应有的设备，也不止是一个幽会聚谈的好地方，更是为文艺界同人聚会接触提供了好机会。它的最大效益，就是影响到近代的文学作品中。咖啡是“近代文学灵感的一个助长物”。到咖啡馆最大乐趣就是可以和相熟的文人圈子“座谈”。上海尽管有着形形色色的娱乐场所，但却缺乏安静的“文学会所”。同二三好友，就着咖啡浓香，创作的灵思便在弥漫的香气和雾气中自然生成了。

　　咖啡馆既受到“浪漫文人”的青睐，也是左翼文人的流连之地。田汉在报上登的南国剧社广告，也提到，要发起创办一个书店，并附设一精美的咖啡店，“训练懂文学的女侍，使顾客既得好书，复得清谈小饮之乐。”鲁迅专门写过一篇《革命咖啡店》，讽刺喝着咖啡、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文学家”：“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灼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鲁迅标志性的修辞。“无产阶级”自然与“咖啡”风马牛不相及，但这不影响文人们既享受情调，也创造文艺。

　　陈旭麓《说“海派”》一文，对海派文化有过很精彩的论述，他认为，海派意指艺术、文化上的风格，并漫开以至成为一种生活风尚。“海派”总给人一种新奇、变动不居、西化的和追求时髦的印象。他从一个中性的视角分析“海派”特点，并非把时髦和西化往浮躁、肤浅的方向去理解。这就是“海派”文人在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商业都市中生活后所熏染而成的风格。

　　咖啡馆的功能并不限于休闲、聚会。在咖啡店、茶馆中写作的“文学家”是司空见惯的，这些地方也往往提供书报杂志，成为上海人阅读书刊的一种空间。黄药眠就曾说，咖啡馆几乎是他体验上海摩登生活的第一个课堂。更有趣的，由文化界人士开办的咖啡馆（包括茶馆）还可能是一个集讨论、创作、编辑、发行于一体，一个多元的文化、商业空间。

　　徐迟说，在那个时候，在茶室喝下午茶和跑书店是上海文艺界人士最主要的两件事情。与中国的其他城市不同，在上海逛书店有更多特殊与便利。原因就在于，上海是当时中国出版业的中心，几乎所有重要的书局、出版机构都设在上海。

　　叶灵凤说：“庸庸碌碌的海上十年生活，我都消磨在所谓‘文化街’的四马路上，从这家书店跑到那家书店，从这张写字台换到另一张写字台而已。”钱杏邨记述在城隍庙书市闲逛的情致：“无钱买书，而常常在书店里背手对着书籍封面神往，遭店主轻篾的冷眼的青年们，需要看书么？若没有图书馆可去，或者需要最近出版的，就请多跑点路，在星期休假的时候，到这里来走走吧。”书店往往成为文人士夫认识上海的首要媒介，也是他们的消闲好去处。

　　文人逛书店，不只是买书、消闲，还可在此聚会、谈天，构筑的就是一个小型的文化共同体。创办于1917年的内山书店可以成为观察这一类型文化空间的典范。鲁迅与内山书店的密切关系众所周知。从1928年到1935年，根据《鲁迅日记》的书帐，鲁迅每年购书费用在600元到2400元之间。这些书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文书，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内山书店购买的。内山书店还代售、代办鲁迅的书籍。鲁迅曾以“三闲书屋印行”的名义出版书籍，其中四种即由内山书店代售，有的则托内山完造送到日本东京去印刷。

　　内山书店还成为鲁迅与外界交往的重要媒介。书店内设有专门茶座，内山完造称之为“漫谈席”，这相当于鲁迅与形形色色文化人士、文学青年交往的一个“沙龙”。赵家璧经常出入内山书店，有时去拜会鲁迅先生，有时去看书、买书。内山完造知道赵家璧是良友图书公司的文艺编辑，经常把一些日文版图书的介绍和广告送给他。赵家璧不只从内山书店买过许多日本书做参考，也从这些广告中得到关于编辑选题和装帧设计方面的启发和借鉴。他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大系”这两个字就是从内山书店的日本书中获得灵感的。

　　郁达夫、郑伯奇、夏丏尊也都是内山书店的常客。郁达夫从广州到上海，很快就去拜访了内山书店，并和老板内山完造成了好朋友。郁达夫常去内山书店买书，除了国内的新书，还有许多从日本寄来的新书和杂志。内山书店也寄售郁达夫的作品，还把他的作品介绍到日本去，当日本的作家和学者到上海，内山完造也总要介绍他们结识郁达夫，有时还让店里的伙计陪同这些日本友人到郁达夫的家中拜访。

　　内山书店还经常举办文学沙龙。它的“漫谈会”在当时中日两国的文化界都负有盛名。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到上海，内山完造特地在书店的二楼开了个碰头会，郁达夫、谢六逸、田汉、郭沫若等等很多上海文学界名流都来参加。有学者称，内山书店实则构成当时上海的一个文化座标。

　　以书店为例，文人与文人之间、文人与文化空间之间建立起共同体，而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串联成线。由此，“空间”的媒介作用便具备了一种发散性的能力。

　　比如前面讲到的《上海漫画》编辑部，1930年代，这个编辑部就是一个文人、画家往来其间的“中转站”。编辑部地处上海文化市场中心，北面有《申报》、《新闻报》两家大报；东面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两家大书店。望平街是报刊交换的大市场，四马路上（今福州路）书店林立，“文人画家走到这个中心来，只要和画报有点关系的，都愿意到编辑部歇歇脚，坐坐谈谈，消磨一两个小时。有时候兴趣来了，拉起胡琴，唱段京戏，热闹—阵，有时高谈阔论，发点牢骚骂个街，也能促进情绪，磨砺意志：有时来个投稿的陌生人，问长问短，获得满意的答复后，也乐于经常来这儿做客。”经常来往的客人有现代派的叶灵凤、穆时英、施蛰存等人。傅彦长、张若谷师徒也经常来串门。

　　知识分子在其间的谈论、交游和共同的阅读、研究，不只是单纯的社交；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市场化的环境中，这种同人团体也成为文化生产的重要途径。他们编辑刊物、出版图书，单个的文化人经由团体组织的方式与文化市场发生关联。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联为一体，一个多层次、多面向的文化空间便产生了。

　　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革命首先爆发在晚清上海，新书业导引了中国的思想启蒙及革政与革命的政治变迁。这个印刷对于思想和政治的影响，一直可以延伸到1920、30年代，印刷一方面依旧接应启蒙及思想运动；另一方面，进入“大上海”时代，消费、市场繁盛，文人、商人与市民社会川流其间，大报、小报，大型的出版公司与小书铺，从制造、传播到消费，印刷又进一步构建、丰富了都市中的文化空间，而“左翼”与革命文化也在这个空间中孕育、壮大。

　　传统时代的士人交往，依赖的主要是小规模的自组织方式。比如，举办雅集，诗酒酬唱，我们熟悉的，像曲水流觞这样的形式，以及书札往还，是较为简单的交际网络。在一个现代的、都市的环境中，文化的生产和流通方式都发生了极大改变。市场参与其间，文化人的交往突破私谊网络，构建了一个复杂、交错的文化空间。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庞大的消费群体，上海的文化市场才能在一种商业化的运作机制下健康繁荣地生长。

　　“上海摩登”构建的这个物质社会、消费社会提供了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的巨大便利，左翼思想与共产革命的组织即在这个便利、兼容度极高的网络中，悄然生长、蔓延，我们前面举的那么多作家，有许多都是左联的成员。新文学，革命的宣传组织和动员，不从一个典型的工农革命史的角度，我们从文学，从印刷，也能看到这个转向。

　　在一个以“文化”为“产品”的“市场”中间，“商业”并不是全部的内容；文化的生产深刻重塑着上海的基本图景，为这个充满物欲化符号的大都市注入了一种灵魂，成为近现代上海在“魔都”之外另一种强有力的身份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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