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知青到著名画家他笔下的伟人与凡人都在彰显精神的力量
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在艺术与娱乐、消费等标签不断靠拢的当下,总有一些作品诉说着对历史的回望、对人的尊重,让人肃然起敬。
冯远就是这样一位执着的艺术家。他的画中有对历史先贤的致敬,也有对普通人命运的观照。他将个人的历史投射于家国的历史中,试图为民族留下精神图谱。
“翰墨履痕——冯远艺术展”在沪举行之际,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冯远接受了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的专访,讲述自己是如何在艺术中彰显人的力量的。
1969年,17岁的他坐上了从上海到黑龙江查哈阳农场的火车,开始了插队落户生涯。有一天,他无意间在《黑龙江日报》上看见几幅插图,于是便找出几张糊窗户用的桃花纸,拿起毛笔,趴在小土炕上画了一组反映知青生活的《春耕组画》。
他没告诉任何人,悄悄贴上邮票,把画寄给了《黑龙江日报》社。不久后,报社的电话打到了连队,了解冯远的情况。很快,作品发表了。
此后,冯远的第一部连环画被正式出版。1974年,他的第二部连环画《苹果树下》获得第五届全国美展优秀奖。冯远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些农忙之余的作品会成为自己日后进入浙江美院(中国美院前身)学习的敲门砖。
1980年,冯远从浙江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6年起,他担任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此后他陆续有了许多身份:原文化部教育科技司司长、艺术司司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上海美术学院院长……
无论身份如何转换,他都没有放下画笔,没有忘了画人物、画历史。他说,自己是从国人的眼神、表情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中感受到国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的。他笔下的人,无论是历史先贤,还是普通农民,都有着强大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光芒。
记者随着冯远的讲解,在上海海派艺术馆欣赏了他的五百余件作品,这是他大半生的翰墨履痕,也是一部大写的人的历史。在冯远看来,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是社会的基石,是他们创造了历史。而只有了解人、认识人、理解人,才能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
上观:看完画展,我发现您的创作始终着眼于人,表现人的精神。画面中既有先贤的精神风骨,也有普通人的真情流露。在描绘历史人物与现实中的普通人时,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
冯远:画历代先贤,我主要是从各种历史资料中寻找他们的形象,距离现在越久,能找到的资料就越少,有些只能参考《辞海》中的线描与白描。我会在尊重线描形象的基础上,将其“翻译”为立体的造型。而画现当代人物时往往有照片为参照,我会适当减弱一点明暗关系,塑造一种平衡和谐的形象。
我画的普通人大都是我遇见过的真实的人,但表现真实并不等于把我给他们拍的照片直接搬到画面上来。我会回忆与他见面时的情景、他的五官和个性特征,然后放大处理他的人物形象,努力还原他鲜活的精神状态。换句话说,我不是对生活中的人物原型进行“直译”,而是通过我对人物的理解,将其翻译成艺术形象。
上观:您的大型人物作品大都采用群像的形式。比如您的代表作《世纪智者》高逾5米,一个多世纪中外文化名人的头像被重叠组合在一起,如此特别的排列方式是如何构思的?
冯远:我之所以画《世纪智者》是因为1999年全世界都在眺望新世纪,当时全球有局部战争、瘟疫、饥荒,舆论对新世纪的预测带有一些灰色论调。站在世纪之交回望我们国家走过的百年历程,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把这100年来为我们创造精神财富、推动社会发展的杰出人物画下来,通过对人物的刻画来表达一个世纪的精神。
这件作品问世时,很多观众都表示惊讶:这也算中国画?确实,我刻意打破了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把一个多世纪中外名人的头像重叠组合在一起,采用地平线的弧形,背景则使用黎明之前的鱼肚白,满天的星空中缀满他们的名字和身份。
多年后,大家逐渐接受了这件作品,甚至认为这是我的代表作之一。我后来的一系列作品比如《公民》《中华人文图》,包括这次画展中亮相的最新作品《世界》也是采用这种跨越时空的方法,把不同的事件和人物以意识流手法交织在一起。
冯远:这幅作品是去年二、三月份完成的,是我《致新世纪》系列的最后一幅作品,前三幅就是刚才提到的《世纪智者》《公民》《中华人文图》。这幅作品原本的题目叫《世界2022》,我把2022年前后中国发生的大事都画出来,再把全世界各国发生的大事画在每个国家的版图里。我想通过这种超现实、超时空的构图和众多人物肖像组合的方式,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
在长达几个月的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差一点就退缩了。这么复杂的信息,怎么浓缩到一件作品中去?没有画家这样画过,也从来没有人要求我这样画,但我就是心甘情愿给自己出难题。我觉得中国艺术家除了要画好自己熟悉的生活之外,还要有世界眼光和世界胸怀。
老朋友看了这幅画后对我说:“老冯,你为什么那么费劲?累不累?”言下之意就是觉得我有点费力不讨好。这种不讨好或许是指在艺术品市场上不讨好,但我觉得我拥有的物质条件已经够了,我没有想过用自己的画换取豪宅、豪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像这些心血之作我根本不会卖,因为这是我的“儿子女儿”嘛。
上观:人物画也可以画得云淡风轻,但您多年来似乎一直在用这种费力的方式画中国、画历史、画先贤、画普通人,为什么?
冯远:并非所有的绘画作品都是酒酣耳热、兴之所至涂两笔,或是用来怡情养性的。总要有一些艺术作品去承担看似沉重的主题和深刻的内容。我一直有这种使命感,画得好赖我不好评说,只是尽一份心意而已。
上观:当下的年轻观众对艺术的需求和欣赏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艺术正显现出消费化和娱乐化倾向。您多年来不仅自己创作了许多宏大叙事的佳作,还组织不少优秀画家一起来画人物、画历史,这些题材严肃的绘画在当下具有怎样的价值?
冯远:我在原文化部工作的时候策划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邀请全国的艺术家从鸦片战争一直画到神舟五号上天。到中国文联任职后,又组织“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集结一批优秀画家画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的历史,从河姆渡文化开始,一直画到徽班进京,一共170件历史画。
为什么要坚持做这些事?我把创作历史画看成是一种补课。我们国家拥有5000年的灿烂文明,却少有《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梅杜萨之筏》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画。历史画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西方人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注重在绘画中塑造自己国家的形象,这类画作在他们的美术馆、博物馆里比比皆是。
作为艺术家,我们有责任为民族留下精神图谱,让国人甚至全世界的人能够在文化殿堂里看到我们国家的历史,这就是我不遗余力推动重大历史题材和中华文明历史题材创作的初衷。
上观:您曾经提出过一个看法——中国美术史是一部“缺钙”的历史,怎么理解?
冯远:我们灿烂的美术史中不乏杰出的精品力作,但大都是从专业技法上来衡量的。中国美术史有一条明显的轨迹,即越接近近代,山水花鸟、翎毛走兽画作越占多数。自从宋代文人画兴起以后,文人画的观念逐渐成为中国绘画艺术求取的精神目标和最高标准,山水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我们很少在美术史中看到表现宏大叙事的作品,少有表现“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那种气概豪迈的绘画。
这样的作品在历史上一定是存在的,每个朝代都有纪实性、主题性、宏大叙事的绘画,只是最终进入美术史、被后人所熟知的很少。美术史家大都是文人,或许这些作品在他们看来艺术水准不够高,或是由于过去的文化传播手段比较单一,他们掌握的资料信息有限,多种原因导致了美术史的“缺钙”现象。
上观:在不少观众的印象中,历史画往往是端起架子说话,免不了严肃甚至空洞。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如何在这类作品中让观众感受到艺术家的态度和温度?
冯远:确实,有些画家由于学养、素养的欠缺,或者前期功课做得不够深入,没有以历史的眼光去细心体会历史场景,导致他们的作品流于概念化、程式化,给人感觉是板起脸来说教,一本正经。这个问题关乎作者,是作者用艺术语言表现主题的能力不够,手头功夫不够,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宏大叙事主题创作的必要性。
当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去描绘同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当各个时代的精品力作不断更迭,进入博物馆、美术馆,进入广大观众的视野,这类作品的整体艺术水准就会得到提升。指望一两代画家来完成这样的历史重任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得慢慢做起来。
上观:看到《远山·拉哈屯的父老乡亲》这组作品时,几位农民朴实的眼神和表情深深打动了我,能谈谈这组作品背后的故事吗?
冯远:从1969年到1977年,我在“北大荒”军垦农场——黑龙江查哈阳农场度过了8年知青岁月。当时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台海鸥相机,很兴奋,给身边的人拍了一些照片。很多年后,我无意中发现了当年的底片,就把它们冲洗出来。看到照片的一瞬间,勾起了那段回忆。我决定把照片中的父老乡亲画成肖像画,于是就有了《远山·拉哈屯的父老乡亲》这组作品。
冯远:那时候读大学是要贫下中农推荐的,拉哈屯的农民们觉得我这个上海小伙子不错,劳动不惜力,就推荐我上大学。可是由于我父亲的原因,我连续两次都没上成。在我最低落的时候,是他们给了我鼓励:“你别灰心,你还小,还有机会……”就在我以为这辈子都上不了大学的时候,我很偶然地遇到了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的方增先老师,他看到我在报纸上发表的连环画后,建议我去考浙江美院。
我被浙江美院录取的时候已经26岁了,离开拉哈屯的那天,很多老乡来送我:“小冯远,你要好好的,珍惜这个机会……”我对自己说,等我学了本领一定不能忘了他们,我要给他们画画,给老百姓画画。
上观:所以,您成名后一直在坚持为普通人画像,用笔表达对普通人命运的观照。
冯远:是的,我当年的毕业作品《秦隶筑城图》画的就是最底层的劳动者,后来又画了《乡童》《今生来世》《望乡》……我对人物画的执着一方面是遵循我的恩师方增先,他是中国人物画的大家,另一方面是对当年帮助过我的人的一种感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也尝试过抽象水墨画,经历了向西方现代艺术学习的过程,尝试用各种材料、艺术样式去表达新观念,但我最终还是心甘情愿地回到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关注人,关注人的精神状态、人的发展,这种精神到今天还是有价值的。
真实给我以力量,而力量的本质是情感。我从来不会把某一个具体的人物像复刻照片一样画出来,而是会投注我个人的情感、理想、热情,创作艺术形象。
我曾经在多个场合提到罗中立的作品《父亲》,他表现的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特定的人物形象,你只要看到《父亲》就能想起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情景。现在年轻人热衷的当代艺术、抽象艺术固然好,艺术也需要百花齐放,但是艺术一旦不关心人,抽离了人的价值,就会变成纯视觉样式,这种样式可能会短暂地吸引观众的眼球,但往往只有一瞬间,无法真正打动人心。
上观:方增先老师对您的影响很大,听说他很看重画里的“咪道(味道)”,您怎么理解“咪道”?
冯远:我没有念过高中,也没有念过大学本科,就直接上了研究生。在进浙江美院之前,我根本没有画过中国画,在笔墨上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当年,可能是我的生活经历,又或者是我的连环画的丰富性打动了方老师,他觉得我是可以培养的。进学校后我才了解到,当时方老师为了我反复找校领导做工作,学校才同意破格录取我。
因为我不懂笔墨语言,所以刚进学校时画的作品有点像连环画。有一次方老师看到我的习作后,半天没言语,然后说了一句:“你的画少了一点咪道。”我当时不明白什么是味道,后来才体会到,味道就是艺术中难以言传的那份意蕴、趣味,必须在实践中慢慢积累、慢慢悟。
冯远:我当时根本就没有退路。当一幅作品被挂在墙上时,水平高下是遮掩不了的。当听到有人议论“方老师破格招来的学生也不过如此”时,我心里很难受。我只能在图书馆、教室、宿舍三点一线,把自己所欠缺的东西抓紧一切时间补回来。毕业时,我的《长城》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的银奖,那年的金奖就是罗中立的《父亲》。
上观:您曾经说,艺术对您而言是一份高贵、奢侈且充满遗憾的职业和爱好。高贵,似乎容易理解,奢侈在哪里?又何来遗憾?
冯远:艺术创作是艺术家殚精竭虑的精神劳动,好的艺术作品一定灌注了艺术家的情感、思想、人生觉悟,因而高贵。奢侈在于,有些艺术作品注定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真正理解。每个人的阅历、文化水平都不一样,对艺术的感悟力、联想力也不同。当观众面对那些既有思想又富有艺术想象力的精品,要完全读懂它的内涵,要求是比较高的。
之所以说这是一份充满遗憾的职业,是因为每次完成创作后,总会觉得当初如果这样或那样画可能会更好一些,尤其是隔了一段时间后再看自己的作品,总会有遗憾之处。
这次艺术展的题目是“翰墨履痕”,这些作品是我在不同时期留下的痕迹。去年,我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展览,题目是“无尽意·痕”,我想要表达的也是这层意思——人生也好,艺术也好,都是无尽意、无止境。言无尽意,艺未尽意。迈入七十岁后,我越来越觉得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作为艺术家,我只是时代、历史中的沧海一粟,我倾一生心力努力去做了,如果能够成就履痕,在历史上留有一道划痕,对我来说就是无上的荣幸。
上观:不少艺术家都在求新、求变,其中也不乏博眼球之作。您认为艺术之求新应该是一种怎样的新?
冯远:我最近发表过一篇文章,谈的就是中国画的“时代新象”。新不等于好,好才是好。我们所提倡的新,应该是真善美兼具的新;是能够给观众带去愉悦、美感,引发联想的新;是发人省思、拔俗益智的新。而不是丑陋、黑暗、刻意博取眼球,甚至违背道德的新。
多年前我曾经尝试过各种实验艺术、观念艺术,除了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我几乎把所有的艺术形式都体验过了。当我绕了一圈回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我发现真正能够打动人心、让人过目不忘的,还是那些给人带来正向激励的作品。
解放周末:面对当下一些标新立异的艺术作品,很多观众感到看不懂,尤其是对于当代艺术的评价标准似乎非常模糊。对此您怎么看?
冯远:好不好的标准是因人而异的。孩子、年轻人、老年人欣赏同一件作品的眼光一定是不同的,但是对于当代艺术也有几个基本的标准:一是好看;二是有美感;三是有意思,想法很巧妙,看了这个作品能引发人的联想。无论艺术的形式如何变化,最终还是要回到单纯,就是好看、好玩、产生美的联想。在这个大前提下,艺术家可以用自己的创意把作品做得新颖、神妙,但绝对不能让观众感到难受甚至恶心。
现在,除了美术馆和博物馆外,很多城市的公共空间里也有亲民的艺术作品展示。艺术其实也不必那么高深,要从高高的神坛上走下来,让更多的人享受艺术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