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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进入1943年，甲子山战役刚刚胜利结束，就传来军李仙洲第二十八集团军已由皖北入鲁的消息，其先头部队已进抵湖西的夏镇一带。历史进程显示，蒋介石起初派遣李仙洲部入鲁是要支援于学忠，之后改变主意——要替换原在山东坚持抗战的东北军于学忠部。表面上的原因是因为经过数年斗争于学忠的东北军所部伤亡惨重，深层次原因则是不满意于学忠与中共之间的微妙关系。

　　总的说来，于学忠率部入鲁后与八路军的合作多过摩擦，这就难免引起顽固派沈鸿烈的不满。沈鸿烈虽是于学忠的副手，又都源自东北军，但他却想通过任命于学忠为山东省副主席的手法来达到控制于学忠的目的。这当然遭到于学忠的断然拒绝与反对！其后两人矛盾加深，不仅互不来往，甚至发生沈鸿烈买凶刺杀于学忠的事件！沈鸿烈被调回重庆后去趁机向蒋介石告状，如此老蒋萌发了将于学忠部调离山东的念头。

　　于学忠部占据的主要是诸城至莒县的沂山及五莲山地区，这一带不仅是国共双方抢夺的战略要地，而且恰好横亘在八路军滨海及鲁中根据地北上的要冲——胶东抗日根据地要同鲁中的山东分局取得联系，只能经过清河抗日根据地绕过鲁山才能进入沂蒙山。如果此时能够借机接手于学忠的防区，滨海根据地不但能扩大到沂山至诸城、胶州一线，而且可以打通与鲁中、清河及胶东的北面通道。

　　为此，山东分局制定相应的对策：对李仙洲的第二十八集团军以疏通团结为主，争取其积极抗战、放弃政策，多采用政治斗争，万不得已再进行反击。而对于学忠部，则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采取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利用于部撤出、李部尚未接防的空隙，把握时机迅速占据沂山及五莲山区。

　　遗憾的是，此时正是山东八路军与敌伪斗争最激烈的时期！罗荣桓等暂时只能注视着军的举动，将主要精力放在粉碎日伪军的“扫荡”。为了支援清河、冀鲁边及胶东等抗日根据地的反“蚕食”斗争，罗荣桓与陈光决定于1月10日起，在鲁南一带发动攻势作战。罗荣桓与陈光首先将目光，瞄向了日军在鲁南推行“治安强化”的重要堡垒——郯城。

　　打开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位于山东南部的郯城与江苏的新安镇（新沂市）接壤，是八路军进入苏北的交通要冲。其时驻鲁日军为了切断滨海与鲁南及华中根据地的联系，调集了两千多兵力构筑从重沟到郯城的“堡垒封锁线”，如此留守郯城的只剩下日军一个小队和约两个中队的伪军。

　　罗荣桓与陈光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14日，命令教二旅第四团部分兵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对刚进入临沭醋大庄修筑据点的日伪军展开攻击，连续三个晚上的攻击吸引了日军主力。19日夜，陈光指挥教二旅第六团、第四团主力及部分地方武装，急行军四十余公里，奔袭敌重镇郯城。

　　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攻打郯城的战斗于21日上午结束，日军小队除七人被俘外其余全部被击毙，伪军投降及被俘419人其余大部被击毙只有少数脱逃。由于此处是日伪军的基地，八路军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及辎重等军用物资，随后趁势将周边马头、红花埠、大圩沟等十八处日伪据点一一扫平，迫使修建封锁线的日军主力全部撤退。

　　八路军取得郯城战役胜利后，日军一边调集兵力收复和重建郯城据点，一边沿津浦线及其以东地区的各主要据点增加兵力。这一带恰好是李仙洲部东进的主要通道，所以其先头部队进抵陇海路以北、津浦线以东后，便停留在鲁西南地区观望。李部踟蹰不前还有个原因，就是东北军所部突遭日伪军的袭击，损失惨重——最后仅剩三个残缺的师！

　　依据史载，于学忠风闻吴化文部有可能投敌后原拟强行改编，没想到吴化文却于1943年1月16日晚抢先叛变投敌！根据史料记载，跟随吴化文一同投敌的顽军竟达四万人之众！2月27日，日军在吴化文部引导下，向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及厉文礼部发起攻击。第五十一军军长周毓英虽突围脱险，但该军第一一三师损失惨重——不仅伤亡两千余人，师长韩子乾也负了伤。厉文礼兵败被俘，其后率所部一万三千余人投降。

　　至此，山东的抗日局面已变得极其严峻，由于新投降日寇的伪军增加了近十万人，使力量的对比进一步向日伪军倾斜！如果李仙洲所部再进入山东腹地，根据其提出的口号推测，必然会侵犯中共的鲁南、沂蒙、滨海等根据地以及邹（县）泗（水）滕（县）边区，甚至可能增援赵保原部同中共争夺胶东地区。

　　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形势，刚刚伤愈的黎玉忧心忡忡——于2月10日致电彭德怀、等并报中央书记处，郑重提出统一山东领导的新建议：“①师部与山东纵队机关可并组于山东军区，由罗荣桓任军区司令，朱瑞任政委兼分局书记。陈光可回延安。……②……山纵在山东环境日益困难，在机构上恐须实行一元化。……需要彻底一元化。”（注1）仔细咀嚼电文内容，可以领悟黎玉的用心之深——显然是要罗荣桓来主持山东抗战的大局。提出将陈光调回延安，似乎是为了解决他与朱瑞之间的矛盾。

　　2月28日，发电报征求彭德怀意见：“拟以黎玉为一一五师及山东军区副政委，罗荣桓以政治委员兼军区司令及代理师长；黎、罗及朱瑞三人为山东分局常委，朱瑞为书记；陈光调延安学习。”（注2）3月5日彭德怀等给回电，表示完全同意28日电中的意见，但提出以彭线日，彭德怀等致电陈光、罗荣桓等并报：“奉电令，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决定山东军区与一一五师合并，并任命罗荣桓为军区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并代师长，黎玉为军区政治委员。原代理师长陈光调延学习。此令。”（注3）

　　据一一五师的老同志回忆，这突如其来的调令，惹得陈光大为光火，当时就压了好几天铺板！陈光的被调离表面上看有些不公——因为主要问题并非出在他身上，但他脾气火爆，不易相处。朱瑞毕竟是山东分局的一把手，此时将他调走对军心民心不利，所以将陈光调走似乎更为合适。最后陈光在罗荣桓等人的劝说下，于4月初悻悻离开战斗四年的山东。

　　实际陈光的离去有些不是时候——其时罗荣桓的肾炎已相当严重，不得不于4月中旬前往淮南的新四军军部，请奥地利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医生诊治。这时山东形势又发生重大变化：日伪方为策应吴化文等部占据并控制鲁山一带，于4月集结新泰莱沿磁宁路一带的兵力，两面夹击东北军及新三十六师刘桂堂部。由于新三十六师位于锅泉的老巢被日伪军攻克，该师师长刘贵堂只好率部离开费（县）天宝山区，北上至蒙山一带。5月11日，日伪军又纠集两万余兵力，向位于沂鲁山区的苏鲁战区总部发起进攻。在九天的战斗中，不仅东北军第一一四师损失惨重，于学忠也负了伤。无奈之下，于学忠只好在鲁山集中约两个旅的兵力，准备向西接应李仙洲部尽快入鲁。

　　出乎于学忠意料的是，李仙洲此时却不急于东进。实际李仙洲也是有口难言，早在两年前蒋介石准备派所部入鲁时，其所辖的第九十二军就出现动荡：先是还未出动，蒋介石就以原下属三个师除二十一师外，另两个师一是四川人、一是广东人不适合北方作战为理由，决定用以河北人为主的一四二师及河南人为主的七十五师交换。可没想到调出两个师，却只调进一个师——由于陈诚的坚决反对，第七十五师没有调入。李仙洲部的中上层军官本来就惧怕深入敌后，如此一来更是不愿意入鲁。因此尽管于学忠连连告急，李仙洲的九十二军却迟迟不前，其理由是因为中共方面的宣传已引起日军的注意力。

　　当然李仙洲所部也没有完全停滞，而是一边不断同中共山东地方武装摩擦，一边命令进入津浦线以东的两个团进入鲁南山区建立巩固的立足点，以掩护主力的东进。令人诧异的是，李仙洲部虽入鲁不甚积极，可挖墙脚的本事却不含糊——早在大军出动之前，李仙洲就派出大批谍报人员进入山东腹地。你要是以为李仙洲主要是为了对日作战那就大错特错了！他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利用通过封官许愿等手段，企图将原属于学忠管辖的地方部队，统统拉进其九十二军麾下。

　　于学忠等发现后，顿时气得七窍生烟，立即通过时任省政府主席的牟中珩（第五十一军军长），将大部分地方部队改编为区县所属的保安部队。对于一贯不听噹噹的张步云保安第二师，则直接进行讨伐。这个张步云本就是土匪出身，之前就投降过日寇，此次干脆再次投降日军，并伙同吴化文一起对东北军所部展开攻击。此时的蒋介石也改变初衷，将原定的李仙洲部入鲁增援于学忠部，改为替换于学忠部——将东北军所部调离山东进行整训。蒋介石的出尔反尔，更是激起于学忠等的极大反感，不但消极对抗而且不与李仙洲部积极配合，转而加强与八路军方面的接触与合作。

　　于学忠之所以毅然决然地与中共合作，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之前在危难中，得到八路军方面的大力支援——不仅以伤亡一个连的代价帮助第五十一军跳出合围圈，其后还积极派部队解救东北军被围部队，并掩护于学忠的总部转移进了八路军的根据地。由于东北军大部分地区都已落入敌手，于学忠战区总部移至莒（县）日（照）边，其所部只能在以坊子为中心，东起两城、西至照贤，方圆百余华里的地区活动。

　　时至4月底李仙洲部强行通过陇海路，主力两万余人已进至湖西地区，其先头部队开始侵占中共滕峄费边根据地——兵锋直指天宝山区。朱瑞与黎玉忍无可忍，决定如不听劝阻，坚决予以反击：一边上报，一边组织部队准备迎头痛击！罗荣桓虽远在淮南，但一直密切注视山东的形势发展，当获悉东北军三三四旅荣子桓投敌及于学忠部（东北军）即将出鲁后，决定立刻中断养病返回山东。

　　罗荣桓返回后，立即召集原在东北军工作过的一些同志开会，了解相关情况并研究对策。最后做出顶住李仙洲部的东进，礼送于学忠部出鲁的决策。罗荣桓等调集六个团的兵力，在鲁南迟滞李仙洲部的推进，同时命令冀鲁豫等集中五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由西北方侧击李仙洲部。在一一五师的两路夹攻之下，李仙洲部虽只被歼一千多兵力，但所倚重的地方武装曹斑亭部却大部被歼，使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由于李仙洲部迟迟无法接近东北军防地，缺弹少粮、处境艰难的于学忠部便决定先行撤离。

　　于学忠提前撤离的另一个原因，是已于八路军一一五师达成基本协议——根据双方约定，于部撤离时以烟火为号，一一五师随即派兵前去接防。八路军在鲁中根据地的坦埠及旧寨开辟两条通道，并备下粮草等欢送于学忠部的撤离。在八路军的掩护下，于学忠率领原东北军残部连同山东省政府，总算顺利地撤离了山东。过微山湖时于学忠等与李仙洲见了一面，诉说了几年来在山东抗战的艰苦经历，以及所部官兵伤亡惨重的实际情况。当听到于学忠数次险遭不测，李仙洲等禁不住心里直打鼓。

　　于学忠占据的沂山和五莲山区位于山东的中南部，峰峦连绵纵横数百里，山势险要、易守难攻，西与鲁山、泰山相接，南可与蒙山遥相呼应，具有广阔的纵深和回旋余地。最早只有在这一带建有根据地，但沈鸿烈及于学忠进入山东后强行进入，为了团结抗战山东分局便让出了这一带。但由于鲁中、鲁南根据地在其外围，而清河、胶东根据地又被其隔开，这些年来中共方吃了不少苦头。此次于学忠部甫一离开，罗荣桓等立刻指挥鲁中及滨海的八路军部队迅速进驻，随即便与周边早已觊觎这块宝地的伪军及顽军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图中红圈标出部分，为原于学忠部驻地及防区——即一一五师进（抢）占地区。左下角附图为其时我鲁中及滨海根据地的位置及范围。吴化文部、厉文礼部及张步云部为伪军，张里元部为军。山东军区所部分别由鲁中及滨海两个方向，进占这一地区。

　　之前日伪军吴化文等部一直围攻于学忠部，就是企图占领并控制这一战略要地，没想到东北军的突然抽身而去，八路军没费吹灰之力便趁势占据这一带山区。由于太平洋战事吃紧，只剩下不到四万兵力驻鲁日军抽不出兵力，只好以伪军为主向进占沂鲁和五莲山区的八路军进行攻击。于是从7月中旬开始，吴化文、厉文礼及张步云等部集中了数万兵力，从东西两个方向，连续向占据这一带山区的八路军发动攻势。

　　经过近三十天、十余次激烈战斗，八路军鲁中部队除控制北沂蒙原东北军一一四师防区及沂山大部外，并前出至青沂路东原一一三师占据的大部地域。滨海部队则完全控制了日照至莒县一带的五莲山区，日伪军张步云部只占了靠近诸城的五莲山一隅。至此八路军不仅打破了日伪军的攻势，扩展2000多平方公里的新区，而且还争取和俘虏了近两千人枪。控制住这一带后，罗荣桓、朱瑞等又回过身来，指挥部队转向南边的蒙山及天宝山区，经过不到一周时间的作战，将李仙洲部赶回到滋阳—临沂公路以南。

　　此时的李仙洲进退两难，其所部主力麇集在微山湖两侧二百余华里狭长地域，经过几个月与八路军的缠斗损失严重——全军未负伤的作战人员仅剩下八千余人，而八路军冀鲁豫部尚虎视眈眈地威胁着其侧后背。而河北山西方向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被俘投降的消息传来后，更是不啻为晴天霹雳！如果日军再乘势对其展开攻击其后果不堪设想！此时，该部就连曾力主东进的高级军官，都已对进军山东失去信心。

　　面对内外交困的窘境，李仙洲不禁萌生退意，遂发电给蒋介石，谓所部伤亡惨重，弹药辎重已消耗大半，大势已去。因此恳请准予撤回皖北整补，以图后举，否则部队有遭全歼之虞。蒋介石先是回电大骂李仙洲无能，强令第九十二军继续东进入鲁，几天后又同意其撤回至安徽的阜阳一带。至此，正统势力几完全撤离山东，仅剩下原由地方保安团改编的那几支部队，对山东八路军所部及抗日根据地的威胁大大削弱。中共山东分局在敌顽我三方争斗中，终于赢得了先机与主动，可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日伪斗争中。

　　8月1日，罗荣桓等主导山东分局，提出十条新的《山东战时施政纲领》。根据这个纲领，山东抗日军民开展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不但加强了政权建设和生产发展，使各根据地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同时，山东军区对所辖的武装进行整编，建立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等六个军区（鲁西划归冀鲁豫），各区、地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统一军事指挥；撤销一一五师及山纵所属旅及支队番号，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建立十三个兵员充足、装备齐全的主力团，作为山东军区掌握的机动部队，各军区既建有自己的主力部队又建有各地县的地方武装和民兵，从而实现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三结合新的武装斗争格局。

　　山东的经济建设与财政工作，也过去有较大发展——由于战乱等原因，山东历史上一直是比较贫穷的省份。由于此前一直没有实行“减租减息”及改善雇工待遇等政策，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一直遭受财政短缺的制约。1943年下半年开始，山东分局对根据地的财经工作进行调整，围绕大生产运动和工商管理两大中心，进一步精兵简政，大力实施减租减息、严格财政制度、争取财政收支平衡等工作。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积极改进公粮、田赋的征收办法；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工业和群众性的农工副野生产，开展生产节约运动，从对敌经济斗争中开发财源。自此山东财政状况大有好转，为之后根据地的发展及队伍的壮大起到很好的保证作用，赢得山东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时传来好消息：顽固派头目多次制造惨案的“摩擦专家”秦启荣被击毙！根据史载，秦启荣并未跟随省政府撤离，而是打着鲁南办事处的旗号继续与伪军勾结进行活动。7月下旬，八路军鲁中军区讨伐伪军吴化文、厉文礼及张步云等部时，秦启荣竟然指挥所部袭击八路军所部的侧后！根据地军民早就对这个恨之入骨，于是便断然向秦启荣部发起反击。8月6日获悉秦启荣及其残部逃进伪军胡鼎三部驻地辛庄子，八路军鲁中一团连夜奔袭，于7日拂晓将作恶多端的秦启荣击毙！

　　从离开至此一年多的艰苦斗争中，朱瑞虚心接受批评并积极改正错误，与罗荣桓和黎玉团结协作，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可纠正错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在实践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就更难——用朱瑞自己的话说：“但这些改变只是开始，无论就全山东或就个人说，都还不是彻底的，巩固的转变与进步，仍须更多更大及继续的努力，不断从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已达到更高再高的向前进步。”（注4）9月，中决定将朱瑞调回延安，由罗荣桓接任山东分局书记一职。接到调令的朱瑞，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为之奋斗四年的山东大地和父老乡亲们。从此山东的抗战掀开了新的一页。

　　是年10月—11月，驻鲁日寇虽多次纠集兵力分别对八路军的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但均被山东八路军以“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一一粉碎！时至年底，山东个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大有好转：清河与鲁南区基本打破之前被日伪军分割、封锁的局面；鲁中及滨海区更是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控制了沂鲁山区及五莲山区大部，并与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全部打通。基本扭转了先前的不利局面，为1944年的抗战形势打下良好基础。

　　进入1944年，山东八路军所部开始局部反攻——将扫除深入到根据地内的日伪军据点，作为主要攻击目标。在八路军的不断扫除下，迫使日军不得不将绝大部分据点撤离。随即罗荣桓等将进攻的矛头，主要对准伪军及坚持的顽军。3月25日，罗荣桓指挥鲁中部队，再次发起讨伐伪吴化文部的战役。经过近一个月的战斗，毙伤俘吴部七千多人——约占其主力的百分之六十，吴部遭此打击一蹶不振。至此沂鲁山区完全被八路军控制，大大改善了通往渤海及胶东根据地关联要道，使整个山东抗战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巨大变化。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失利，缺乏兵力的驻鲁日军只能龟缩在中心据点，不得不将外围据点全部交由伪军把守——由于之前军部队的投降，山东伪军总兵力已增至二十余万。5月，罗荣桓指挥山东军区所部发动夏季攻势，在四十天时间里毙伤俘日伪军近万人，收复朝城、内黄及清丰三座县城。

　　8月20日，驻鲁日军为报复山东八路的夏季攻势，从四个旅团抽调九个大队的机动兵力，在伪军吴化文、荣子恒等部配合下，共万余兵力分为十三路，向八路军滨海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日伪军此次“扫荡”的主要意图，是合击山东军区及滨海军区机关。由于情报及时，加上天降大雨，日军又不敢快速行进，所以扑了个空。由于所带给养有限，对根据地进行一番破坏后，于29日开始分路回撤。

　　日伪军“扫荡”滨海期间，各军区部队根据山东军区指示，向日伪发动秋季攻势。胶东军区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攻克与迫退敌伪一百三十余处据点，解放荣成、文登两座县城及两千五百多个村庄，并歼灭日伪军五千余人。渤海军区部队攻克乐陵、临邑、南皮三座县城，使区内根据地连成一片，并歼敌五千余人。鲁中军区部队攻克沂水城，全歼守军伪牛先元部千余人及日军一个小队（毙伤三十一人，俘虏二十人）。

　　9月2日，鲁中军区集中四个主力团，伏击分两路沿沂河北撤的日伪军。其右路日军草野清大队、伪吴化文部一个营及到宾县警备队共一千二百余人，行至沂水城北的葛庄一带遭到八路军伏击！4日傍晚敌军向南突围，除少数逃回莒县外再次被围。战至6日，残部一百六十余人（日军五十余人）被其旅团主力救走，其余全部被击毙或被俘！其中三百多日军被歼，三十一人被俘，三个中队长全部战死。左路伪军被歼近千人，三百六十人被俘。

　　进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最后胜利阶段。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罗荣桓等指挥山东军区各部队发起春季攻势。

　　1月17日滨海军区所部率先发起诸（城）东战役，攻克百尺河等三十五个据点，策应诸城保安队张希贤部一千三百余人反正。2月1日，鲁南军区所部在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部队配合下，奔袭泗水城！战至2日，全歼守城伪军一千六百余人，击毙前不久投敌的荣子桓及日军顾问长泽等。2月11日除夕夜，胶东军区部队以十六个营的兵力分三路突袭伪军赵保原的司令部，将其主力大部歼灭后，乘势攻占左村、五龙河两岸地区！此役，歼灭赵保原部一万二千余人，缴获大量物资，并扫除了敌伪在胶东的重要堡垒。3月8日，鲁中部队在民兵配合下，发起解放蒙阴城的战役。

　　蒙阴地处泰沂山脉腹地，临沂与莱芜之间，为日伪军插在鲁中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钉子，是历年来对沂蒙山区“扫荡”的重要屯兵基地，城内盘踞着日军一个小队及伪军12个中队。鲁中军区以两个主力团攻打蒙阴城，另两个主力团包围其外围据点并准备打援。经过三天战斗，全歼城内守军，并用伏击手段歼日军一个小队，是役共歼灭日伪军1300余人，解放了蒙阴城，使沂蒙区与泰南区连成一片。

　　5月，不甘失败的侵华日军进行垂死挣扎，为防止美军在山东一带沿海的登陆作战，将山东的日军增至十万。随即集中三万余机动兵力配属十万伪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发起最后一次大规模“扫荡”，其兵锋还是主要指向我鲁中及滨海根据地。但其时的山东八路早已非昔日之吴下阿蒙，罗荣桓及黎玉等随即指挥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

　　根据《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记载：“我根据地军民开展群众性游击战，特别是民兵地雷战，奋战二十余天。于二十七日胜利结束了发‘扫荡’，共毙、伤、俘敌旅团长田坂（击毙）以下日伪军五千余人，收复邳县及此次‘扫荡’中被敌重占的蒙阴县城和据点一百四十余个，粉碎了敌控制山东东南沿海的企图。”（注47）此后，驻鲁日军再也无力对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

　　在多年后的一次谈话中，感慨地说：“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北占东北，南下长江。”（注48）

　　注1：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89页。

　　注2：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91页。

　　注3：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99、300页。

　　注4：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九辑》，第263页。

　　注5：见《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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