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鲁南铁道大队研究专家、枣庄市薛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范祥广介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指定津浦路的日军,北段的到济南集结,南段的到徐州集结,去向军队投降。因此,枣庄、临城(今薛城)一带的日军试图沿津浦线南下徐州,再转至连云港登船回国。日军接到的命令是向军队投降,所以并不愿意向铁道大队投降。

　　刘金山和通讯员小王来到沙沟车站。在太田办公室,刘金山将鲁南军区司令部的信交给太田。太田看完后,用比较流利的汉语说:“尊敬的刘大队长,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绝对地服从,你有什么吩咐,请当面指教。”刘金山义正辞言地说:“我们鲁南军区奉延安总部命令,要你们向我军缴械投降!”太田为难地摊开双手:“我们是战败国,应当向贵军投降。可是你们中国还有国民政府,还有国军。陈大庆的部队要我们到徐州去缴械,我们服从谁的?”

　　郑惕随即驳斥他们说:“冈村宁次是战犯,现在要对他进行审判,你们不应该再听战犯的命令了。向附近抗日武装缴出武器,这也是波茨坦宣言的规定。不就地投降,就是拒绝投降,我们依然可以把你们当作敌人消灭。你们现在的任务是怎样才能配合你们的士兵安全回家,不要再作无谓的牺牲了。”日军代表无可辩驳,只好说:“我们得服从命令。”

　　日军大佐没有反对,只是反复解释说:“我没有办法,只能听从上级的命令。如果我们向你们缴械,也只能交一部分武器。”他问道:“如果我们现在把武器全部交给你们,我们怎么回日本?”郑惕回答说:“你们缴械之后我们负责遣返。”他又问:“你们打算怎样遣返?”郑惕说:“我们把你们送到大连,由大连派船送到日本去。”他问:“大连是否仍被苏军占领着?”郑惕说:“是,我们可以通过大连的苏军将你们送回日本。”日军大佐不同意这种遣返方式。因达不成协议,谈判持续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桌上摆的点心、咖啡,没人动一口。

　　郑惕带小林到鲁南军区指挥部参观,晚上一块就餐。喝多了酒,小林就留在军区过夜。他们两人被安排睡在一张床上,当时小林没带枪,郑惕带了一把手枪。临睡前,郑惕当着小林的面把枪里的子弹都退了出来,然后才把枪放在自己枕头底下。他们彻夜长谈,小林忏悔说:“我犯了罪,当了特务,对不起中国人民。”他表示,谈判结束后,到延安去找野板参三(在华日人反战同盟领袖)参加革命。郑惕见小林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就让他做太田的工作,早日交出武器,回日本与亲人团聚。小林答应做太田和警备大队长的工作。

　　当他走到离日军设置的铁丝网还有十几米远时,忽然从掩体里窜出几个持枪的日本哨兵:“小孩,什么的干活?”张书太并不害怕,笑嘻嘻地回答:“我要见大太君的干活。”说完就往里闯,一个大个子日本兵以为是村里的小孩,乘其不备,一个扫堂腿把他摔倒在地。张书太一个鹞子翻身爬起来,骂道:“巴格牙鲁!我是八路军飞虎队的干活。”他倏地从怀里掏出“最后通牒”,在日本兵面前晃了晃:我要见你们大太君。

　　摔他的那个日本兵领着张书太登上铁甲车,指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对他说:“这是我们的大太君,铁甲列车大队长太田。”张书太把“最后通牒”交给太田,等他看完后,再三敦促说:“你们要快快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太田当场表示:“我的快快地。”随即,他和另外几名军官叽咕一阵之后,走到张书太身边说:“我的谈判代表,统统地跟你一起开路。”

　　田村申树用日语宣读了“最后通牒”全文。日军代表认为无法接受,八路军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无法直接遣返他们回国,他们交了武器,在徐州见到他们的大太君无法交待。郑惕驳斥了日军的荒谬论调:“你们现在所占领的那点地盘,我们不用军队,光用大炮就给轰平了。我们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才和你们谈的,你们还有什么理由跟我们讨价还价?”日军代表意识到八路军消灭他们易如反掌,再也硬不起来,只好哀求说:“请贵军谅解我们的难处,我们可以把全部重武器和部分轻武器交给贵军,请放我们去徐州,然后将另一部分武器交给军队,以便让他们派轮船送我们回国”。

　　张光中来到谈判地点,会见了双方代表。他对日军代表严厉指出:“我军谈判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你们必须把全部武器无条件地交给与你们在这里打了7年仗的铁道大队,因为我们胜利了,你们失败了。如果你们仍执迷不悟,我军将用武力解决。至于你们的遣返问题,铁道大队可以给你们开路条,让你们到徐州集结,由政府统一遣返。”

　　今年85岁的李洪杰是铁道游击队年龄最小的队员,现居住在薛城区常庄镇渐庄村。他向记者回忆了当晚目睹到的情景:“我是卫生员,平时主要在大队部。日军投降的前一天晚上,突然看到政委郑惕带着一名日军指挥官走了进来。我赶忙站起来,趴到院子围墙的一角静静地看着。事后我问懂日本话的队友,鬼子说了什么。他告诉我,鬼子说你们游击队是在铁道上战斗的,我们也是在铁道上战斗的,但我们最后败给了你们,我们向你们投降。”

　　“一听说鬼子要投降,好多人都去看了。当时的投降有一整套完整的程序,首先由太田和小林分别把自己的指挥刀交给郑惕和刘金山,然后日军一个小队一个小队前来缴枪。一个小队排着队走来之后,先向铁道大队领导人三鞠躬,再退后三步走,再把枪放在地上摆好,再后退三步排队回去,然后再来一个小队。就这样,来来往往,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拂晓,日军才把武器缴完。”回忆起受降场景,现年89岁、定居在宁波的铁道游击队老队员郑君伦给记者演示了日军投降的狼狈状和窘态。

　　在薛城区档案馆,记者看到那把代表日军投降的指挥刀已经生锈,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峥嵘的历史:鲁南铁道大队在铁路线余人,缴获各种轻重武器3500多件、子弹50余箱、各种物资2000余吨。7年艰苦卓绝斗争,铁道大队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政委文立正、张鸿仪,大队长洪振海(小说《铁道游击队》刘洪原型之一),副大队长赵连友、赵永泉等150人献出了生命,130人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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