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听我这么一说，很多人都会大吃一惊。大多数人，惊的是今年的三月三是在阳历4月22日，而清明节，不管哪一年，不都是在阳历4月初么？今年的清明节和大多数年份相同，已经在4月5日过完了；更有一些懂得古代天文历法原理的人，知道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而二十四节气是一种“阳历年”，跟“中国年”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因而他们会更惊讶——怎么可以把三月三同清明节固定地搭配到一起？

　　初知此事，我也感到相当怪异。那还是很久以前，因为研究历史地理问题，在道光《济南府志》中偶然看到下面这样一条记载：

　　会仙山，在邹平县西南一十五里。县志云山巅有八仙台，旧志云长白迤北之高峰也。其势巉岩拔秀，形若覆敦。旧传岁以三月三日为清明节，则群仙来集，仙灯夜见。邑人马〔宛斯〕骕云每岁二三月之际，天气寒栗，风起雾合，此夜定有仙灯，不必清明也。上有玉皇阁，有金母祠，转而南下，有宣风洞〔或云旋风，或云先锋〕，登山之总路也。（道光《济南府志》卷五《山水山》）

　　主修这部方志的成瓘，不仅是清代中期一位很著名的学者，还就是邹平当地人，因而他说当地过去曾以三月三日为清明节，既不会是凭空杜撰，也不会是无由误记。那么，当地何以会有以三月三为清明节的做法，也就很值得探讨一番了。

　　为写这篇稿子，随便上网一搜，发现不仅是历史上的山东济南府，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地方仍然会在阴历三月三日过清明。比如，据云台湾地区习俗就称此日为“小清明”或“古清明”。这就很有些意思了。作为一名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学人，强烈的好奇心，不能不让我去一探究竟。

　　草民百姓过日子，把三月三当清明节过，这种过法，在历史比较有名的事件，确实也发生在山东，不过其最引人注目的发生地点并不是济南府，而是那个由古巨野泽演变而来的梁山泊——地点是在现在的鲁西南这一带。

　　提起梁山泊大家自然会想到《水浒传》。关于《水浒传》的成书及其早期版本，是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专门研究古代小说的学者们为此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些人遵循传统的说法，以为明代初年即已成书，有的人则别立新说，以为其成书时间最早也早不过嘉靖元年。我对这一问题是地道的外行，不过若是非选一边站不可的话，那么我的看法比较保守，还是相信这部书在明朝初年即已撰成问世。

　　书虽然到明朝初年才撰成问世，但梁山好汉的故事，却早已流传世间。宋元之际的《大宋宣和遗事》即已系统演绎宋江等三十六人的事迹。风行于有元一朝的杂剧，也有很多是以这些草莽英雄为主要角色。在一出题作《梁山泊李逵负荆》的杂剧里，我们就看到了三月三过清明的事儿。

　　晁盖哥哥救某上山，后来哥哥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推某为头领。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的小偻罗，威镇山东，令行河北。

　　某喜的是两个节令，清明三月三，重阳九月九。如今遇这清明三月三，放众弟兄下山上坟祭扫，三日已了，都要上山。若违令者，必当斩首。

　　诗云：俺威令谁人不怕，只放你三日严假。若违了半个时辰，上山来决无干罢。（见明臧晋叔编著《元曲选》）

　　这出杂剧的作者是元人康进之。上述这段道白告诉我们如下几点康进之心目中的事实：第一，当时社会上一定是有在三月三过清明节的习俗；第二，在这个节日里，人们是要“上坟祭扫”的；第三，在康氏描述的梁山泊这个“小世界”里，除了过大年之外，三月三清明节是和九月九重阳节相并列的两个最重大的节日，其间的间隔，又恰好半年。

　　最后这第三点特征很有意思，它显示了宋公明在这两个节日里让手下的弟兄们放假休息的合理性——打家劫舍“替天行道”也很辛苦，也像部队军事行动一样需要休整，隔半年停歇三日，安排得煞是规整。

　　谁都知道，落草为寇容易，豁出来命就做得，可这山大王就不是谁都能做的，需要有让一众强梁宾服的本领，才能坐稳聚义厅的头把交椅。体恤手下的兄弟，干半年活儿就让大家无拘无束地快活三天，自是施与恩典，而“三日已了，都要上山。若违令者，必当斩首”这就是施威了。不过三月三和九月九这两个日子，却不会是宋公明自己选的。这是因为过年过节都不能自家偷着过，得大家伙齐在同一天里过，这才能有乐子享用，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草野小民，一年到头都为吃喝而奔波，不管过什么节，包括上坟扫墓在内，最大的乐子，也是吃香的，喝辣的。这不，还是在这出戏里，尊奉将令下山度假的李逵，由于“饮兴难酬，醉魂依旧”，便一边“踏青赏玩”，一边来到杏花庄“酒务”老王林处，想要“买几壶酒，吃个烂醉”。

　　在《梁山泊李逵负荆》这出杂剧里只放三天假的三月三清明节和九月九重阳节，在元人李文蔚撰写的另一出杂剧《同乐院燕青博鱼》里，宋江给众弟兄的假期乃是三十天，即放假的日子增多了十倍：

　　（宋江）喜的是两个节令，清明三月三，重阳九月九。目今正是九月重阳节令。某放众头领下山，三十日假限。悮了一日，笞四十；悮了二日，杖八十；悮了三日，处斩。有燕青去了四十日，至今未回，悮了某十日假限。常言道军令无私，怎好饶免？（见明臧晋叔编著《元曲选》）

　　做杀人越货的生意和下田种地很不一样，不必天天去做，编剧的人更是想着编，说歇多少天就歇多少天，不过“清明三月三”与“重阳九月九”并重、同时明确讲出九月重阳节放假三十天的说法，更进一步凸显这两个节日仅次于新正过大年的重要性。

　　按理说，九九重阳节既然已经放假三十天，那么，水泊梁山的弟兄们同样会在三三清明节也放这么多天的假。在这出戏里，尽管蒙吴用等众兄弟们求情，违反山规多在山下浪荡了十天的燕青没被杀掉，但却在挨六十大板的杖刑过程中急火攻心猛地双目失明，于是宋江打发他下山求医，治疗眼病。结果燕青在山下遇到了针灸医术高明的燕顺，给他治好了眼病，两人因此结拜为兄弟。燕青得以与燕顺相遇，是燕顺在“三月三清明节”里到山寨前的同乐院烧香，并在同乐院门前的酒家吃酒。可见在这出戏里三月三依然是一个的重要节日。

　　燕顺在结拜燕青后虽然也落草为寇上了梁山，但他这次在“三月三清明节”里吃酒作乐时，却还是身为良民，这就以实例证实了元代的普通小民也是在三月三日过清明节。还有，我们再来看元人张小山下面这曲《一枝花春景》：

　　衮香绵柳絮轻，飘白悉尼花淡；怨东风墙杏色，醉晓日海棠酣。景物偏堪，车马游人览，赏清明三月三。绿苔撒点点青钱，碧草铺茸茸翠毯。（明张禄选辑《词林摘艳》卷八）

　　这支曲词，足以清楚证明元朝人就是普遍在三月初三过清明节，宋公明给黑旋风李逵放的那个假遵循的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俗。

　　如此普遍的社会风俗，致使元人在编撰前朝史事的“历史剧”中，也谈到了这一假日。在建安余氏书坊刊刻的《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中，我们看到下面这样一段内容：

　　光武曰：“急令传寡人圣旨，来日是三月三清明节假。黄榜‘寡人共黎民一处赏花’。”

　　建安余氏书坊刻本《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据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元刻本）

　　明朝继承了元人这一风俗。郭勋在嘉靖年间编刻的《雍熙乐府》，所收一《耍孩儿》曲有句云“到春来，赏清明，三月三，整杯盘，祀祖宗”（郭勋《雍熙乐府》卷七），虽然体现了三月三过清明的情况，可这支曲子到底是撰著于元代抑或明代并不清楚。不过在明末人冯梦龙编著的《警世通言》里，有一篇《乐小舍拚生觅偶》的故事，讲述南宋临安府钱塘门外开杂货铺的乐家有子名乐和与名门之女喜顺娘相爱成婚的经过。这位乐和小哥，因对顺娘思慕不已，“每遇清明三月三、重阳九月九、端午龙舟、八月玩潮这几个胜会，无不刷鬓修容，华衣美服，在人丛中挨挤，只恐顺娘出行，侥幸一遇”（《警世通言》卷二三）。作为历史资料来读这借南宋名义演说的爱情故事，它所体现的应是明朝当时的情况。

　　清初人裘琏在岭南所撰《春日忆西湖十首》以“送友人之杭者”，其中第四首为：“才过淸明三月三，湖光山色碧于蓝。踏青制得青鞋早，却教登楼滞岭南。”（裘琏《横山初集》卷五）较裘氏稍晚些，有周京者复有诗云“垂肩覆额碧毵毵，上巳清明三月三，记得横塘船住处，杏花春雨说江南。”（《无悔斋集》卷二《新柳词》）这些诗句都显示出当时仍有三月三过清明的习俗。

　　一只小瓜皮，两岸垂杨树。指点停船宛转桥，曲曲弯弯处。定不留春住，那不愁春去。过了今年三月三，又几点淸明雨。（郭麐《蘅梦词》卷二《卜算子寒食出游》）

　　不过总的来说，三月三过清明这个习俗，入清以后就很快消退，总的来说已经所存无几了。

　　清初词人陈维崧有一阕题作《清明兼上巳》的“多丽”长调，内有句云“又取次、韶光媚眼，今朝三月逄三，……从古是、淸明上巳，两好难兼”（钟锦点校《迦陵词合校》卷六《迦陵词》石册），清人所说“上巳”日，就是三月初三，“清明上巳，两好难兼”的说法，清楚表明当时社会上一般已经不会再把三月三和清明节视同一事；至少像他这样的文人墨客，对这样的习俗已很生疏隔膜。

　　“重三”即三月初三，“修褉日”即上巳日，俞樾说“见说重三修褉日，当时也唤作清明”，有自注依据前述《同乐院燕青博鱼》杂剧，“疑当时流俗相传，上巳清明并为一节也”（俞樾《春在堂诗编》甲辰编《读元人杂剧》）。俞氏既有此疑，那么，在他所生活的时代自已再无此事；至少在他所认知的社会生活里必然会是这样。

　　三月三过清明节的习俗何以在清朝逐渐消逝不存，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不过准确认识这一问题，还需要花费很大精力；起码还需要先厘清这一习俗在明清时期的全面情况，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出可靠的分析，而这是需要一步一步慢慢地做的。在这里，姑且先掉过头来，看看这一习俗是在什么时候以及怎么样产生的。

　　最早在《南齐书礼志》上里，就出现了“三月三日，清明之节”的说法，云时人或谓乃“将修事于水侧，祷祀以祈丰年”。但此前此后，并没有其他记载可以佐证当时已有固定在三月初三过清明节的习俗。

　　至唐朝，杜甫在《清明》诗中有句云“逢迎少壮非吾道，况乃今朝是祓除”，“祓除”是上巳日惯行的行事，唐人也是于三月三日过上巳，杜甫在《清明》诗中说“况乃今朝是祓除”，显示当时的清明并不一定要在上巳日过，这一次只是碰巧赶上了而已，故谓“况乃”云云。宋人蔡梦弼作《杜工部草堂诗笺》，谓“唐气朔大历五年三月三日清明，以是日清明适值上巳，则祓除之义尤明矣”（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三九《清明》），其说早已指出上述旨意。杜甫这一写法，正显示出唐朝并没有三月三过清明的习俗，大历五年这一次只是巧好把三月三和清明赶在了同一天而已。

　　宋人周必大有《三月三日适清明》诗，咏曰“上巳清明共一时”、“修禊归来却踏春（青）”（周必大《文忠集》卷四二《三月三日适清明，会客江楼，共观魏紫，偶成二小诗，约坐客同赋》），杨万里亦有诗云“上巳清明同一日，那时恰好放花枝”（杨万里《诚斋集》卷三八《己未春日山居杂兴十二解》），这些诗句都显示出像这样三月三日正赶上清明，都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多数情况下二者之间并没有固定的联系；至少我还没有看到相反的记载。

　　在这种情况下，《南齐书》中“三月三日，清明之节”的说法，就不大可能是以“清明”指节气，更可能只是把它用作普通的形容词，即形容天气既清且明，三月三日这一天是一个既清且明的时节。唐人薛蓬有诗句云曰“三月三日天清明，杨花绕江啼晓莺”（宋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卷一七薛蓬《观竞渡》），其中“清明”二字就是这么个用法。

　　这样，根据目前所见史料，我所看到的“三月三清明节”的过法就是兴起于元代了。那么，为什么会在元代产生这一习俗呢？

　　前此我在研究“二月二龙抬头”这一时令时，注意到南宋后期到元代前期之间，在历法上出现两次相当奇特的现象——这就是在正月初一同立春重合为一日的前提下，像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四、五月五直到十二月十二这样的日子，恰与一个节气相重合，出现如下情况：

　　具体地说，这样的两个年份，一在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年），一在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元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夷考百年以来理宗宝佑四年丙辰”条、“至元甲午节气之巧〔三十一年〕”条）。

　　像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之类的日子，古人称作“本命日”（唐郭橐驼《种树书》），而与之对应的“立春”、“惊蛰”、“清明”等则是“二十四气”中的十二个“节气”，亦即“一节之气”开头儿的时刻。

　　“本命日”同十二“节气”本来分属于两套完全不同的天文历法体系——前者属于阴阳混合年，我把中国历史上的阴阳混合年称作“中国年”；十二“节气”则属于太阳年。由于中国的阴阳混合历，有所谓“大尽”（三十日）、“小尽”（二十九日）的区别（或称“大建”、“小建”），而且“大尽”、“小尽”的设置并不规律，所以凑巧赶上宝佑四年和至元三十一年那样一年十二个本命日同十二“节气”一一密合的情况是相当稀少的。不过若只看一年开头的前几个月，二者相合的概率还是较高的。如雍正十二年至道光九年这前后九十六年期间，共五见元日立春，其中四次惊蛰都赶在二月二日，三次清明也都赶在了三月三日、立夏也都赶在了四月四日（清姚莹《康輶纪行》卷一五）。

　　正是这样的情况，促使金朝末年北京城里的居民率先把二月二同惊蛰固定搭配在一起，这样也就出现了二月二龙抬头这个节令（参见拙作《龙抬头为啥是在二月二？》）。元朝出现将清明节绑定在三月初三的情况，也应遵循同样的原理。特别是宝佑四年到至元三十一年这三十八年之内连续两次出现的十二个本命日同十二“节气”一一密合的情况，尤易引起整个社会的强烈关注，从而把清明节同三月三日固定地搭配在一起。

　　前面讲到宋公明在三月三清明和九月九重阳这两大节日里要给一众好汉放假过节，其实类似的做法在大唐时期官府就这样做过。

　　贞元四年九月丙午这一天，唐德宗下诏云：“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在当时，三月三日乃是众所认可的上巳日，九月九日则是重阳。除了放假，德宗皇帝同时还给文武百官都发了寻欢作乐的钱（《旧唐书德宗纪》）。没过多久，唐德宗就又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并取代正月晦日作为“三令节”之一（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三《中和节》“赐宴会”条引《邺侯家传》）。

　　这个中和节后来演变成为二月二龙抬头的节令，而前面讲述的《梁山泊李逵负荆》和《同乐院燕青博鱼》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三月三日上巳和九月九日重阳这两个“令节”在元代也成了万民同乐的两个重大节日，而元代同唐代的不同，是把三月三由上巳变成了清明。

　　这么一追溯，我们就可以看到元人把清明节与三月三合二为一，原因似乎并不那么简单，从相关节令的演变过程来看，其间也还潜藏着历史发展的规律。

　　中国古代从很早起，就有在三月上巳日祓禊于水滨的习俗（晋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之所以定为上巳之日，是有一套数术的讲究，更加具体。盖古人“‘巳午’之‘巳’亦谓如‘已矣’之‘已’……季春三月辰为建，巳为除，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谓病愈为‘已’，亦此意也”（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二“巳”条）

　　这个上巳日即进入三月以后的第一个巳日，就是在甲子纪日法中地支第一次轮到巳日那一天。由于每月开始哪一天会轮到哪一个纪日的地支这并不固定，所以这个三月上巳日会轮到每月的第几天也不确定，有可能是三月三，也有可能是三月五、三月八，等等。

　　但这样给按照阴阳混合历历书生活的中国古代先民安排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大不便，远不如将其固定在某一个特定的日子上。于是，伴随着上古数术观念的逐渐衰弱，从曹魏时期起，人们就改在三月三日过这个祓禊的节日，每年都这么过（《宋书礼志》）。

　　审视这一变化，不难发现，其实质性意义，是一年中的节假日若同日常生活中最习惯应用的某月某日建立固定的搭配，这样才会更加便利。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就会注意到，清明这个“节气”，由于是太阳年中的一个节点，同阴阳混合的“中国年”的月日不存在固定的搭配关系，因而若是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节日，那么，这也会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很大不便。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节日设置的密度问题。年虽然不能天天过，但若有着人们的性子，天天过节，却是不错的生活。可要真是这样，那什么时间干活挣饭吃呢？要是又官府出门安排假日的活动，那还有个能不能折腾过来问题。当初唐德宗在设置中和节时，就考虑过相关的问题，谈到了“上巳日与寒食往往同时。来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三《中和节》“赐宴会”条引《邺侯家传》），这样在二月就没什么像样的公休假日了，所以才考虑所谓中和节之事。

　　其实寒食不仅会和上巳赶到一起，而且同清明这一“节气”更为贴近。寒食之节，本在冬至后一百零五日（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四《岁时寒食》），宋人则设为清明前三日（宋王观国《学林》卷五“节令”条）。冬至后一百零五日，即使不是清明，也不过在清明后一天而已。因而这两个日子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同一天。即使在宋朝以后把它定在清明前三日，也是间距太短。

　　清人洪亮吉有一阕《人月圆》词，题为《黎平试院作》，其中有句云“昨宵上巳，今辰寒食，来日淸明”（洪亮吉《更生斋诗余》卷二），就很形象地描摹出这几个节令密迩相接的情况（当然这里的“清明”用的是其“节气”的本义）。短时间内连着折腾过两个节日，实在太耗人了。寒食节后来逐渐淡化以至近乎消亡，道理就是这样。

　　由于清明同曹魏以后的上巳、亦即三月三日在多数情况下间距也很短，而如前所述，三月三和九月九这两个节日，时间间隔正好半年，又分别处在春秋两季气候情况最好的两个时期，这样把这两个日子设为全年最重要的两个节日，既配置均匀，又冷热宜人，自然会受到广泛而又深切的欢迎。

　　自唐德宗以来，这两个节日就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相沿日久，也就很自然地吸纳进来与之邻近的清明节，稀里胡涂地把两个节并到一起过了。——这就是“三月三清明节”得以形成的另一项因素。清人桂馥在谈到清明节习俗时，曾讲过如下一个情况：“清明插柳枝于门，又编柳圈戴小儿头上。案唐《景龙文馆记》：上巳日上赐侍臣柳桊各一，云带之免虿毒。馥谓乡俗亦此意，但清明、上巳不同耳。”（桂馥《札朴》卷九《乡里旧闻》）这里讲的，应该是清代上巳与清明完全分离之后的情况，但乡俗之间能够把唐代上巳的习俗挪移到清明之日，则应该同元代开始的在三月三上巳日一同过清明节的做法具有直接的关联。

　　最后，二月二龙抬头的习俗，兴起于金代的北京而通行于有元一朝，三月三过清明节的习俗也兴起并通行于元朝各地，这么过节的不仅梁山泊诸位好汉而已，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习俗在入清以后还逐渐消亡了——这一情况提示我们：二月二龙抬头和三月三过清明这些习俗的产生，或许同蒙古人或其他北方居民的文化具有某种内在关联，窃以为这是一个很值得在日后予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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