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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阙里，又称阙党，旧指孔子所居之地。围绕阙里之由来、方位及其古今演变，历代多有讨论。黄立振辨析各说后指出，古阙里应在周鲁城北城墙圭门附近，而今孔子故宅前的阙里乃属后起，两者名同实异。（《阙里考略》）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解释其义有三：孔子故里，借指曲阜孔庙，借指儒学。《辞海》谓阙里“旧亦曾用作曲阜的别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阙里已是兼具地理、人文等多重含义于一体的指称。这种多元形象，在清人记述中有着鲜明展现。

　　皇帝视域中的阙里，是宣扬儒学、示范天下的教化中心。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二日，户科给事中郝杰请开经筵，“更宜遵旧典，遣祀阙里，示天下所宗”。得旨：“请开经筵，祀阙里，俱有裨新政，俟次第举行”。此举说明，清初统治者甫一立基，便意识到阙里承载的非凡意义，希冀通过阙里祀孔来笼络士人，稳固统治。顺治八年二月十一日，世祖为母上“昭圣慈寿皇太后”尊号礼成，将遣祭“先师孔子阙里”列为“恩恤事宜”之一，与致祭历代帝王陵寝并重（《清世祖实录》卷九、卷五三）。

　　尤能彰显阙里特殊地位者，当属皇帝亲至此地祭孔。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中旬，康熙帝首次南巡回銮，行近曲阜时颁谕：“阙里为圣人之域，秉礼之邦，朕临幸鲁地，致祭先师，正以阐扬文教，振起儒风”，旋令臣下议定祭孔仪节。又谕：“朕幸阙里，将行礼讲学，邹鲁圣贤之乡，意必有学问淹通之士”，命从当地选能讲经义者撰写讲章进览。（《康熙起居注》）此处，康熙帝赋予阙里深刻的文化内涵。随后，圣祖亲祭阙里孔庙，讲圣学，瞻圣迹，谒孔林，赐孔裔，成为清代崇礼先师的标志性事件。

　　雍正帝在位期间，虽未亲至阙里，但也常加提及，时深景慕。雍正二年（1724年）六月，阙里孔庙发生火灾，殿庑俱毁。雍正帝闻奏悚惧不宁，一面遣官驰赴阙里告祭，一面令工部会同地方官作速兴修。嗣后六年多，雍正帝数次督催庙工进度，如称：“阙里文庙工程，关系重大”，“朕于兴修阙里文庙一事，尽诚尽敬”。（《清世宗实录》卷六七、卷七八）至雍正八年工程全部告竣，撰立《重修阙里圣庙碑》，内称：“曲阜庙庭为孔子里宅，毓圣钟灵之地”。雍正十年七月二十三日亦有上谕：“阙里为圣人之乡，尤切羮墙之慕”。（《上谕八旗》卷十）雍正帝对阙里孔庙的重视，实质是昭示崇儒理念，以为臣民率则。

　　乾隆帝绍述父祖之政，曾说：“夫曲阜，圣人宅里。自汉祖以来，谒庙行礼、流传于史册者，指不胜屈”。乾隆十二年（1747年）六月，上谕以“未登阙里之堂，观车服礼器，心甚歉焉”，确定来年春天幸鲁祭孔。（《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七、卷二九二）自此，乾隆帝凡八次亲祭阙里孔庙。在他看来，“自京师以至郡邑，薄海内外，莫不庙祀孔子。而曲阜阙里为圣人之居，灵爽之所式凭，崇德报功，于斯为巨”。通过阙里祭孔，自能加深对孔子“穆然而遐思、肃然而起敬”的向慕之情（《阙里盛典·序》），并以此沟通庙墙内外，兼收治统道统。

　　历经清前期诸帝遣祭或亲祭阙里孔庙，阙里的象征意义得到进一步强化。简言之，它既是孔子生前所居之地，也是后世瞻拜祭孔之所，更是帝王宣扬儒学、示范天下的教化中心。

　　文人士大夫视域中的阙里，是近接夫子遗风、沾沐先师教泽的神往之地。在传统社会，孔子被尊奉为大成至圣先师，而作为孔子居住地和奉祀地的阙里，自然成了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圣域”。有清一代，大量在任或致仕官员、文人学士纷纷往谒阙里，记述了他们的观感体验。

　　顺治时期，官至广东按察使的王第魁忆述道：“余自总发受经，即于诗书间想象阙里，以不获亲见为歉”。顺治九年四月和十月，他先后两次至阙里谒庙，“渐而望见宫墙，渐而进拜阶下……如有所俯而给焉，如有所仰而承焉”。多年夙愿终得以偿，王第魁不禁感叹：“昔尝于诗书间想象阙里，兹乃于阙里间步趋诗书，余因有独快乎？”这种发乎心底的感受，在士大夫笔下多有所见。辽东广宁人班琏，“自冲龄即受读孔圣书”，每忆其发祥之地便“寤寐难切”。顺治十八年，他赴任山东按察使，公务之暇“获游阙里”。在阙里孔庙，班氏观圣像，陟杏坛，访礼器，询乐所，“如接（孔子）声容，低回不能去”，实为“生平一大快也”。

　　雍正七年，翰林院掌院学士、通政使司通政使留保接手阙里庙工，自言“顾念迂疏，忝窃科第，叨列清华，祖父以来书香勿坠，皆沐浴先圣之化雨，得以儒臣历受国恩”。如今亲至阙里，“平日梦寐而不得见者，一旦徘徊车服礼器，获睹宫墙美富，又得藉手告厥成功，实不胜庆幸”。曾任山东巡抚的陈世倌，回忆其父礼部尚书陈诜历官四十年，“每以未得一登阙里之堂为憾”。直至康熙五十九年，陈诜致政归里，途径曲阜，“得亲睹圣人之车服礼器，以慰生平愿学之志”。

　　如果说瞻拜阙里已为文人士大夫所神往，倘能亲与祀事，则更属异数恩荣。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山东按察使司佥事任塾以录科之事按部兖州，适逢阙里上丁常祭。他观察说：“唯我夫子，则每岁春、秋二仲，自京师太学，以逮天下郡邑之庠序，声教所通，无不崇祀。而在阙里之庙，则我夫子钟灵之地，车服礼器在焉……视他郡国更为严重”。任塾受衍圣公孔毓圻之请，担任本次主祭，更觉“岂非此生之幸，而凡为学使省,希望而不可得也耶？”遂刻石立碑，以志感念。康熙三十九年，徐炯奉命视学山东，驻于兖州，旋意识到“曲阜，至圣之所发祥也。学使者至兖，例得躬诣阙里，展礼于庙堂”。他于次年五月前往曲阜，适会阙里庙祭，得与衍圣公等人共襄盛典。礼成之后，任氏感称：“今猥以儒臣，叨奉简命，持东国之文衡，拜先圣于阙里”；“而又与于大礼，执爵奉币，登降跪拜于先圣之庭，而展其诚恳，当年提命慨然如可接焉”。此番经历，令任塾“私心徘徊，极幸”，对阙里也益增敬重。（以上引文，见骆承烈汇编《曲阜碑文录》）

　　相较清帝将阙里看作儒学教化中心，文人士大夫更赋予其某种神圣意蕴。乾隆朝学者、孔子第六十九代孙孔继汾设问道：“搢绅先生经东国者，辄纡塗，道邹鲁，叩谒宫墙，低佪瞻拜之余，复殷殷谘问，冀益见所未见，而闻所未闻。此岂阙里规模果殊于他郡邑哉？”（《劻仪纠谬集·序》）他给出的解释是，此地乃圣人故里，车服礼乐之余蕴绵延不绝。文人士大夫亲至阙里圣域，便如近接孔子本人，沾沐先师教泽，可以坚其自省躬修之念，增其向往服行之心。

　　基层官员和民众视域中的阙里，带有多面复杂意象。康熙《曲阜县志》载：“曲邑大都，重礼教，崇信义，有先王之遗风”。又称：“曲阜实今古奥区，神皋帝王之都会，大圣仁贤之闾里，其他砥行立名，绥猷树勋，史不绝书，天下曾不得望尘而争衡焉”。孔继汾则把阙里与曲阜等称，描述说：“阙里为古帝王都会，山川灵秀，圣哲迭兴，沐教泽而被遗风者，其俗固宜与他处异”；“阙里为六艺之宗，天下之大文备焉”。（《阙里文献考》卷二九、卷三二）类似文字不胜枚举，意在凸显阙里为帝王圣贤荟萃之地，故而德泽深厚，仪章不泯。

　　阙里的神圣光环，为其博得了崇隆声誉，却也难掩隐藏其后的不同声音。清初几十年间，曲阜一带“地瘠民贫”、“土寇窃发”、“军役烦兴”，朝廷免役恩例置若弁髦。当地民众“奔命弗暇”，并没有亲炙阙里之恩泽庇荫。（骆承烈汇编《曲阜碑文录》）其后，尽管清廷屡免曲阜差徭，但“凡部使监司有事于东省，南北过客假道于兖城，无不趋谒阙里者，往来迎送，冠盖络绎，名虽僻左，实则冲繁”。巨额的接待支出，给当地造成较大财政压力。百姓受此之累，“左支右绌，安得不困？”（乾隆《兖州府志》卷十七）这些描述，一定程度上映衬出地方民众对阙里的复杂感受，而这恰恰可能被清代皇帝与文人士大夫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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