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三峡晚报讯 中国官场上曾有几个地方较易升职，但去年年底，中央组织部明确提出了选人用人不以GDP论英雄。那么，现今到底哪些地方的官员更容易脱颖而出？

　　高官盛产地，一般俗称为出干部的地方，那么，哪些地方出的干部多呢？据记者统计，在十八大选出的205位中央委员里，有30个山东人，超过1/6；在国务院的所有的部委局行正职中，江苏籍官员则以11人拔得头筹；在31个省委书记中，河北籍的官员有6人，排名第一；在现任的省级政府一把手中，浙江籍官员以7人领跑；在各省级党委常委中，人数最多则是山东的57人。

　　但绝不可认为，只有这些地方容易出干部。其实，官员的升迁，主要是由经历，也就是成长地决定的，那么到底哪些地方的官员更容易脱颖而出呢？

　　自季建业被查后，南京市长一职空悬了近3个月，坊间也流传过多个版本的候选人。终于，在去年12月26日的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上，身为管理学博士的江苏省副省长缪瑞林成为南京市代市长，这名曾担任过宿迁市委书记的官员再度引人关注。

　　宿迁是江苏省最年轻的地级市，2012年GDP虽高达1516亿元，但在江苏却是排名倒数。不过，自1996年建市以来，已卸任的4任市委书记中已有1名正省级和2名副省级。有人说，宿迁代表着“改革模式”，选择带领落后地区，靠“改革模式”突围的官员，亦是一种任选官员的思路。

　　继续以宿迁为例，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是宿迁第一任市委书记，曾有7个月的时间以江苏省委常委的身份兼任宿迁市委书记；第二任的仇和因全国闻名的改革而鼎鼎有名，现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第三任张新实是因为到龄，转任了苏北发展协调小组副组长；缪瑞林在担任宿迁第四任市委书记时，曾创造了江苏当时省辖市中最年轻的市委书记记录，未满46岁。当然，现任宿迁市长王天琦也是个以改革而闻名的官员。

　　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则是，缪瑞林辞去江苏副省长一职后，原江苏省长助理、公安厅厅长王立科被任命为副省长，据简历显示，他在2003到2004年间任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大公网评论员方乐迪称，和强市一样，其实“弱市”照样也能成为高官输出的平台，这恰恰反映了官员任用的两种思路。如宿迁这类城市同样也是适宜造就产生改革思想的温床，突围、改革与试验是这类城市的关键词。彼时，宿迁相对落后的经济基础，为主政者的改革思想“出线”创造了条件。宿迁官员的晋升本身就是对改革思维的一种重视。

　　位于安徽北部的亳州，经济总量在全省排在十名开外，不过从2003年升格为地级市到去年年初，已经卸任的两任市委书记邵国荷、方春明，先后出任该省省长助理和副省长。

　　曾有人总结过，中国官场上曾有几个地方较易升职，一是任团委书记；二是任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黄丽满等都曾任此职并得到晋升，三就是任苏州市委书记，作为经济实力在江苏排名第一的苏州市，十年间贡献了多位正部级高官，如王珉、陈德铭、、杨晓堂等。

　　不过对于苏州现象，王珉在升迁为吉林省省长时曾公开反对，他认为“只能说是一种巧合”。而他评述为何苏州主官频调外省时说，“发达地区已经走过了一些落后地区即将要走的路，这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提前经历了改革发展的实践过程，再到落后地方去工作，就可以把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发展理念带到落后地方去，最大限度地避免走弯路。”

　　和苏州类似，襄阳作为湖北排名三甲的经济强市，自2002年起，主政过该地的多名官员仕途走向也十分引人瞩目，这里面包括了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湖北省副省长田承忠，武汉市长唐良智，他们均是在卸任襄阳市委书记后立即晋升为副省级。

　　有专家分析，襄阳官员的持续走强和湖北 “一主两副”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关系，“一主”是武汉，“两副”分别是GDP上2000亿的襄阳和宜昌，三者组成 “三驾马车”来带动全省发展。

　　当然，经济强市本身就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出任这类城市主官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坐拥这类城市，主政官员容易出政绩，其经济基础也提供了主官们发挥自己执政思路的空间。

　　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蒋巨峰、李强、邵占维和陈德荣这前后4任市委书记也都晋升为省部级干部，最高职位分别是四川省省长、浙江省省长、杭州市市长和浙江省委常委。

　　在县一级来看，排在全国百强县前列的地方领导也常常被人高看一线任市委书记都被提拔为正厅及以上干部，其中包括3个副省级。“你别看我们昆山是个县级市，主要领导只要调出去，一般都是个正厅级实职。”昆山一名干部曾这样总结。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存在着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建国初期，我国的干部多是“打天下”型的，从地域来源上看，以革命老区为主；利用计划体制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时期，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出来的干部被派往全国“传播火种”；而到了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东部经济社会发达地区先行先试的发展经验受到高度关注。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习总书记在参加西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注重培养选拔优秀藏族干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发挥好援藏干部的作用。

　　胡过去在视察宁夏时也说过，对长期在艰苦地区工作的官员“格外关注”，对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官员“多加留意”，对埋头苦干、打下基础工作的官员“不能亏待”。

　　西藏是中国自然条件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如2004年底调任西藏党委书记的杨传堂，在履新不足一年后就因身体原因离任。

　　凤凰周刊曾撰文称，官员有了在西藏工作的履历，在上升通道中的含金量往往会大幅提升。本刊梳理过往五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简历，其中已产生了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如继任胡后的陈奎元，后任社科院党组书记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郭金龙如今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之后的杨传堂，现任交通部部长；杨传堂之后的张庆黎，已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此外，曾任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书记的在雪域高原工作长达20多年，现已进入中央政治局。于北大毕业后，谢绝了北京不少单位的优厚待遇，主动要求到西藏工作，显示了过人的胆识和毅力。由于才能出众，到西藏仅4年，他就被提拔为正处级官员。

　　同样，曾任西藏自治区副书记的张学忠后来先后担任过人事部部长、四川省委书记等职；曾任西藏自治区副书记的田聪明后来担任了广电总局局长、新华社社长等职。

　　在新疆，“三个不吃亏”（不让综合素质高的人吃亏，不让干事的人吃亏，不让老实人吃亏）也被作为选贤任能的导向。去年年底，张春贤对如何选贤任能提出要求，第一个就提到选人要突出政治坚强，提拔奖励在反分裂斗争中敢于站出来豁出去的干部。同时，也强调了着重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和年轻干部。

　　另外，革命老区主政官员的仕途大部分均被看好，如江西在过去18年里的省委书记中就走出了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孟建柱）和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陕西前两任省委书记李建国和赵乐际也均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不过，并不是说只要有革命老区的主政经历就一定能得到提拔，其实在任何地方为官，都只有通过实干和最终成效才能脱颖而出。 据《廉政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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