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作为北外滩上的一张人文名片，“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自2017年起，已推出了十季系列读书会，包含讲座、展览、生活节、沉浸式戏剧、城市行走等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近百场。根据读书会的内容，2020年出版了《江南纪》一书，2023年正开展《上海纪》的出版工作。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十一季以【君住长江】为主题，选取了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南京，6座长江沿岸的、与上海“共饮一江水”的城市作为议题，邀请当地背景的学者，来到北外滩滨江的建投书局，与市民读者共同在上海阅见“长江文化带”，再以全新文化视角回望上海的城市之光。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十一季【君住长江】系列第二期，建投书局邀请到历史学博士、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刘文祥引领读者们从江城武昌出发述说武汉的历史景观变迁。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占据主体部分的就是长江，近处这个建筑是汉阳的晴川阁。当时长江对岸还很荒凉的地方是武昌城的北郊，今天这一带已经成为整个华中地区高楼最集中的地方。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距今也才一百多年，而城市的背景天际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化用古诗中的名词，用“长江天际”作为我们的分享主题。

　　首先我们大致了解一下武汉三镇的分布和格局，从卫星图上可以看到武汉城鲜明的地理空间特点。

　　从长江三峡往下游一直到上海，长江沿岸有很多大体量的都会。但从空间地理上看，其他城市都是在长江的某一岸。而武汉是唯一一个长江从它中心城区穿过的城市，长江两岸都是这个城市的主城区，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城市格局。

　　这个卫星图中除了长江穿城而过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湖泊众多。武汉被称为百湖之城，近些年官方制定的旅游口号“大江大湖大武汉”很好地概括了武汉的城市特点，一种浩渺、壮阔、与水景相关的城市景观跃然纸上。

　　近代武汉水景更加辽阔，由两江交汇形成三个主体部分，分别是长江南岸的武昌城，北岸的汉阳和汉口。我们今天主要关注的是这张图的右边部分，即武昌城。我们在今年，即2023年来关注武昌城也有一些别样的意义。因为按照通行史料记载的说法，今年是武昌古城建城1800年。

　　下图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武昌城区域。当中横贯的就是蛇山，长江对岸与之相对的是汉阳龟山，“龟蛇锁大江”就是指这样一个地理格局。长江大桥建在蛇山之上，被称作“万里长江第一桥”。

　　按照通行史料的说法，武昌溯源自223年孙权在新都武昌上游黄鹄山所筑的夏口城。这里所说的武昌不是我们今天的武昌，而是湖北鄂州。孙权当时为了拱卫新都，在武昌上游长江边修筑了一个叫夏口的军事要塞，唐宋以来通行说法将这个军事要塞当做武昌古城的最早前身。

　　“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庸藉阻，高观枕流。”从《水经注》中的这段表述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建于黄鹄山上又紧邻长江，地理位置险要，易守难攻。《南齐书》中也提到“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汉，应接司部。”所以武昌城从一开始就和长江有着紧密的联系。

　　夏口城后来曾做过南朝郢州的州治，到隋朝灭亡陈朝统一全国以后就改名为鄂州。所以今天我们湖北省的鄂州市，它历史上最开始的名字叫武昌；而今天的武昌从隋朝一直持续到元朝都以鄂州为旧名。这两个地名互换过，是很有意思的地名搬家现象。鄂州（今武昌）从唐朝中叶开始地位越来越高，逐渐超越了过去湖北地区的两个主要都市荆州和襄阳，成为长江中游的新兴大都会。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一直持续到今天。

　　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于鄂州（今武昌）增设了鄂岳观察使。这个地方刚好处于汉江和长江交汇的地方，在唐朝，它是把江南地区物资通过水路、陆路翻越秦岭转运到长安的重要中转地和经济命脉枢纽，因此在此地设置了鄂岳观察使。后来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宰相出镇鄂州，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牛僧孺。牛僧孺是京官到地方来任职宰相，因此给了他一个“高配”，就在鄂岳观察使的基础上又设置了一个武昌军节度使。

　　牛僧孺在出任武昌军节度使时对城市建设做了很大的贡献，他在武汉历史上第一次修筑了一个包砖的城墙。明代以前，砖还是一种比较昂贵的建筑材料，对于都城以外的地方城池来说在唐代就能够建这样一个包砖城墙是不常见的。这也侧面说明了当时鄂州的城市地位已经非常突出了，如果它无足轻重的话，是不会花这样的成本去建城的。

　　到了南宋时期，鄂州日益繁盛，已经成为长江中游的最大都市。南宋时期有一位大家熟知的、与武汉有密切联系的人，即岳飞。如果去杭州西湖边岳王庙看岳飞的墓，可以看到墓碑上写的是“宋鄂王岳飞墓”。岳飞死后被追封为“鄂王”，代表着他生前的功绩及人生高光时刻的舞台都在鄂州（今武昌），他也写下了《满江红·登黄鹤楼》这首与武汉关联紧密的词。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岳王庙在今武昌建立，是岳飞在南宋孝宗朝刚被平反的时候建造的。杭州，包括岳飞故乡汤阴的岳王庙都建造得更晚。但是很遗憾武昌的岳王庙在元代的时候就没有了，明代一度重建过，但至清代再度消失。我们今天在武昌还能够看到的、与岳飞相关的历史文物，就是下图的这个亭子。岳飞的几次北伐都是从大本营鄂州（今武昌）出发，大军屯驻于此，因此在南宋初年时期鄂州（今武昌）曾是一个明星城市。

　　除此以外，宋代也有很多文化名人曾到访过鄂州（今武昌）。这里讲两个南宋时期非常重要的诗人，陆游和范成大。他们在前后相隔不远的时间，以完全相反的方向行舟长江，刚好都经过武汉。陆游把沿途所见写进了日记里，叫《入蜀记》，因为他是从杭州出发到夔州（今重庆奉节），沿江西上经过了武汉。而范成大是顺流而下，从四川出来回到杭州，所以他编著的书叫《出蜀记》，也叫《吴船录》。

　　陆游的《入蜀记》中这样记载当时他所看到的鄂州城市景观：“食时抵鄂州，泊税务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这里“京口”就是指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扬州，意指他一路走来看到的长江沿线这么多城市，没有哪个比得上鄂州繁华。这与我们一般的认知是不同的，可能我们会认为南宋时期武汉还没有崛起，其实不是这样。在陆游笔下，他对鄂州的繁华非常称赞，写到“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

　　范成大比陆游稍晚一些来到武汉，他也看到了类似的城市景观。在《吴船录》中有记载“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栌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这个描述和陆游的描述异曲同工，都提到当时这个城市的商业非常繁华，特别是城外的南市。最近这一带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确实出土了很多唐宋时期的文物，包括上等的瓷片。与文献史料相比对可以证明早在宋代时期即使是南市这样的武昌城城外草市，也有了很高的繁华程度。

　　到了元朝的时候，城市名字发生了变化。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当时镇守鄂州的大臣安祜上奏朝廷，认为鄂州是元世祖忽必烈亲征南宋时曾经来过的地方。元朝和明朝的开国皇帝，都曾经在革命的过程中到访过武汉。为了纪念此事，安祜就上奏朝廷建议依照唐代“武昌军”的旧名，将鄂州改名“武昌”，此议得到了元成宗的认可。1301年，鄂州正式改名武昌路。由此，“武昌”作为行政区划和城市之名得以正式确立，且这座古城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成为元代整个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今武昌的元代胜像宝塔，位于今黄鹤楼公园前（黄鹤楼和佛塔重新修建后均不在原址，但搬家后仍是“邻居”）

　　元朝时武昌城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留下的史料很少，但是从蛛丝马迹的记载中可以推测元朝这个城市可能是没有城墙的。因为元朝灭亡南宋以后在整个长江流域推行了普遍的拆墙政策，在攻占杭州后数月就“隳襄汉荆湖诸城”，把长江中游这些城市都拆除了。两年后官员复建的提议也被元世祖以“无体例”为由拒绝，所以元朝时候很可能是没有城墙的，即使城垣尚存，也已是残缺不全的状态。

　　明朝时期局面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元末武昌曾被陈友谅割据政权控制，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亲征在武昌的陈友谅之子陈理，最终迫使其投降献城。攻克之时朱元璋喜得第六子朱桢，他决定等这个儿子长大以后将其封在武汉。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首次分封诸王的时候，朱桢受封楚王，封地即武昌城。

　　楚王的分封和就藩使明代武昌城的地位逐渐凸显。它不仅仅是一个府城和县城，也不仅仅是湖广行省的省会，它同时还是楚藩封国的国都。所以亟需重修一座与封国王都地位相匹配的城垣。在洪武初年，就开始了规模浩大，历时十年的城垣营建工程，也就形成了后来明清年间的武昌城池。

　　明初这次筑城，在蛇山以南部分较此前旧城有了很大拓展。南城墙南拓至巡司河北岸，将宋代的南湖和南草市一带圈入了城内；蛇山，墩子湖和长湖以东的广大荒野地带，同样也被圈入城中。明代武昌城墙的总长度超过了10公里，是这座古城自肇建以来规模最大、长度最长的一座城垣，而城门数量也增加至9座之多。武昌城在沿江地区，即西边和南边的城墙上开门密度非常大，也体现出繁忙的交通需求。

　　明代武昌城平面图（楚王府位居城市中心，是武昌古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组宫殿建筑群）

　　为了体现王府在礼制上的尊卑秩序，这个王府的存在对武昌城城池的营建也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最有意思的是武昌城南边的正门，保安门。保安门本应坐北朝南，但它像个旁门左道，呈现一个扭曲的s型，并且朝东南方向开，为什么做成这样一个奇怪的形状？其实是因为从这个门进来后刚好与楚王府在一条轴线上，但为了体现藩王府的等级低于京师的皇宫，这个城门不能和藩王府的正门中轴相对。类似的做法还可以从成都蜀王府、荆州湘王府、西安秦王府、桂林靖江王府与所在城市城墙南门的位置关系中看出，这也是礼制在城市空间上的一种体现。

　　康熙年间的武昌府志（左）乾隆年间的江夏县志（右）（清代楚王府已不复存在，但武昌城市图中仍标出了楚王府位置，城池基本上沿袭了明代旧城）

　　从郢州城、鄂州城的时代开始城墙的选址就充分显示出利用天然山体的思路。将城墙修筑在山上，能够使城池更加坚固，易守难攻。很多城墙本身的高度并不高，但由于利用了山体显得十分巍峨。

　　除了山体，武昌城墙还结合自然地理特点，对城墙外围的天然水域进行了充分利用。我们从近代的这些地图上都可以非常鲜明地看出来，对城墙外围天然水域的利用大大拓展了城市的防御纵深，形成一种“襟江带湖、大泽环抱”的气势，是武昌明清城墙非常突出的特点。

　　直到民国时期，武昌城都几乎还是一个被湖水和江水完全环抱的城市，所以其实它并不需要去挖掘很宽的护城河。这些天然水体构成了它外围一道巨大城壕，特别是到了夏天湖水和长江上涨、水域变得非常宽广的时候，这个城市就变成了一座水中孤岛。

　　除了作为天然城壕外，水对这座城市而言还有更多意义，它还穿过城墙到城内去串联起一个贯通的水脉。我们从近代的地图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城南和城北一系列的湖泊彼此之间都是连通的，与外围的长江也是连通的。城南边有一个进水口，叫金水闸，最西北边出城的地方叫平湖闸，这样一进一出跟长江连通，成为一个重要的排水渠道。在夏天下暴雨时这些城中的湖泊就起到吸纳雨水的作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海绵城市”。夏季的时候把这两个闸口关闭，就可以防止长江水倒灌进城市里面，所以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当时的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湖泊对于城市防洪的重要性。

　　汉阳门是最早营建的城门之一，也是武昌城所有城门当中留下照片最多的一个城门。它紧贴长江和黄鹤楼，是渡江到汉阳的重要水上通道。从汉阳门进来是武昌城最早建城的区域，即汉阳门正街，今天叫民主路，已经成为了一个网红打卡点。由于汉阳门一带曾是最繁华的核心城区，城墙的存在也就最影响交通，1926年北伐军攻陷武昌后第一个拆除的城门就是汉阳门。

　　宾阳门，也就是大东门，是历史上有走过小火车的一个城门。清末张之洞在武昌城里面办了一个铜币局铸造铜币，需要运送矿物进城，所以就修了一个窄轨小铁路。宾阳门是最早的武汉轨道交通进城的城门，当然这个轨道交通是用于“运矿”而不是“运人”。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城门是通湘门。这个城门是从来没有过城楼的，它是武昌的第十座城门。张之洞清末准备修建粤汉铁路，就在武昌城的东边擦城而过。为了方便大家去坐火车，就在临近粤汉铁路东南角的地方增开了一个门洞。它没有建城楼，为了方便近代的汽车出行只在城墙上打了一个高大的洞。为什么叫通湘门？因为当时粤汉铁路只修到湖南，粤汉铁路的北段就是从湖南的株洲到我们今天武昌这一段，这里的火车都是到湖南去的，所以叫通湘门。通湘门外的车站就叫通湘门车站，也是今天武昌火车站的前身，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武汉最早的摄影活动就是发生在武昌边的长江上，和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很契合。当时英国使团在额尔金勋爵的带领下乘坐一艘军舰停泊在武昌江岸，勘查通商口岸的开设地点。额尔金勋爵到武昌城里拜会了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官文也带着他的官员登上了英国人的军舰进行礼节性回访，在回访时英国随军有一名摄影师叫乔斯林，给官文一行人拍摄了一张合影。

　　当时额尔金的秘书俄里范在回忆录中写道：“照片充分体现了大人的威仪，拍照后，他几乎强制性地让乔斯林做出最庄严的承诺，在回到上海后一定给他回寄一套照片。”这个很像我们今天帮你拍了照片以后，跟你说微信给我发原图。也可以侧面说明当时长江内部的官员，到了1850年代后期其实对照相术已经很乐于尝试了。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细节，最后寄回来的就是这样一张照片。

　　平定太平天国后，汉口租界设立，大量外国人来到武汉，也留下了很多城市影像。

　　1874年沙俄考察团在长江船上拍摄的远景黄鹤楼，如同灯塔一般的地标性建筑

　　烟囱林立的武昌江景（马栋臣摄）清末张之洞沿江创办的纺织四局，是武汉近现代轻工业重要的发端

　　近代时候黄鹤楼曾经有过一个非常怪异的版本，当然这个楼后来修长江大桥也被拆掉了，我的书的封面就用了这个图。我当时跟编辑沟通的时候就说我非常想用这张图作为我书的封面，因为这就反映了武昌的城市景观在近代那样一种变革的浪潮当中它杂糅的、怪异的，但是却是真实反映了那个年代多元文明碰撞的一种结果。大家讲到黄鹤楼会想起很多古诗，但是投射到这样一个建筑当中去，你总会觉得很违和。但这种违和就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城市景观特有的一种时代特征。它作为一个火警报警钟楼，本身也反映了近代城市在消防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是武汉城市近代化的一个体现。

　　事实上在近代的时候，武昌城在拆城之前还有过一次“回光返照”。1860年，为了抵御太平军对武昌城的袭扰，当时湖北地方官员就在武昌城的东郊又扩建了一道外城，利用城外天然的东湖和南湖之间的地峡修了一道南北向的城墙。

　　直到民国初年，湖北地方当局也还有过要扩建武昌城垣的想法。1912年上海报刊曾报道，辛亥革命刚爆发的时候，很多湖北的革命党人主张中华民国要建都武昌，因为这是首义之城。既然要建国都就要有与国都相匹配的一系列城市建设，这其中有人就提出要扩建城墙。

　　不久舆论发生了偏转，到了1910年代后期，就从扩城变成了拆城。这个城墙的存在客观上是对城市交通造成一些影响的，如下图中汉阳门之外的城墙边，城墙紧临江岸，马路非常窄，所以这样的一种城市面貌是不符合现代城市功能需求的。

　　1919年时有过这样一个拆城计划，但其中提到“黄鹤楼遗址尚存，游人日盛.......应保留城垣数十丈，永远不撤，保存古迹”。这个观点我们今天看来还是很先进的，早在民国初年人们就已经认为城墙是具有文化遗产价值的，不能全部拆掉。所以一开始并不是要把城墙全部拆掉，只是把影响交通的部分给拆掉。

　　但是民情在不断变化，1926年北伐军围城事件时城墙内外老百姓40多天无法进出城，城池一被攻克市民尤其是商户就强烈要求北伐军拆城。北伐军在舆论之下从汉阳门开始，进行拆城行动。

　　这样500多年历史的武昌明清城墙就开始了拆除工程，首先就是拆的汉阳门沿江的这一段。拆城其实持续了很长时间，大概到1930年代中叶的时候才全部拆完。最后只保留了一个门洞，就是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武昌起义门，因为这个门有着比较特殊的纪念意义。

　　武昌城墙在1930年代初的时候就全部被拆毁了，当时的人觉得这是城市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是革命性的进步。但我们今天回头看是有一些遗憾。1927年，也就是武昌城被攻克的第二年，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首都计划》，对城墙已经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认为城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资产，要把它保留下来。所以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实际上中国人对全国各地古城墙的看法已经在悄然发生变化。但是武昌就赶在这之前就被全部拆除了，所以很遗憾。

　　武昌城外滨江地带开发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不能被长江水淹没，因此要进行水文治理和水利建设，这就与此前张之洞对武昌堤防闸口的大举兴修整治有着密切关系。在三峡工程开始发挥它的防洪效益以前，湖北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就是长江的水患。

　　张之洞在武汉时，他在长江南北两岸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和堤防的建设。汉口修筑了后湖长堤，这个堤被称为张公堤。武昌则沿江往上下游修建了武金堤和武丰堤。武金堤是从武昌到金口，武丰堤是从武昌到青山，现在改名武青堤。这两座长堤当中又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闸口，分别是武泰闸和武丰闸。

　　堤防修筑和武昌商埠区开发有密切关系，因为修筑了这个堤防，所以武昌城往下沿江的这一带就解决了水患问题，可以进行开发建设了。武昌城走出城垣，进入大江大湖的时代，正是从张之洞修筑武昌沿江的这两堤两闸开始的。

　　在修成武丰堤的第二年，张之洞就下令把这些地方划为官地，开始进行武昌商埠区的规划。这个地方它在地理上跟汉口租界隔江相望，交通区位优势还是比较优良的。张之洞正是看中了这些潜在的优势，才决定将这个当时离武昌城较远的地方列为重点发展的对象。他觉得武昌城将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顺着长江往下，沿江发展，城市空间要北拓，把沿江地带建设成为这个城市新的发展中心。

　　张之洞在规划粤汉铁路的时候，就决心要把这个铁路往北延伸，修到他规划的商埠区。后来商埠区虽然没建起来，但是铁路线修建了。铁路一直修到下游的徐家棚，是粤汉铁路的终点站。他想通过铁路去带动沿线地区的发展，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高铁商务区。这体现了铁路建设对长江沿岸开发的影响，所以武昌城市空间的北拓跟粤汉铁路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除了遥远的徐家棚，在靠近武昌城北郊积玉桥武胜门这一带，也规划了一个新市区，这个就是武胜门外新街市。这一片当时打算规划成一个新市区开发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真正发展成一个商贸区。这个地方后来变成了民国初年纺织工业中心，几个民族资本家在这里建了一系列的纺织厂，如第一纱厂、裕华纱厂、震寰纱厂等。

　　最后是武昌拥抱长江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跨江大桥的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是1957年通车的，但实际上在武汉修筑这个桥的想法很早就有了。我现在看到的史料最早是190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要修建跨江大桥，他当时的想法就跟我们后来实际看到的规模是一样的。一共是两个桥，汉水和长江上各修一个桥，用这两个桥把武汉三镇全部连在一起。

　　辛亥革命后，由于武汉是首义之城，在武汉以纪念辛亥首义之名修建一个大桥，就成为当时人们热衷的一个提议。因此这座桥在修建之时还赋予了一些政治意义。

　　当时北洋政府任命詹天佑为汉粤川铁路督办，1913年由英国工程师格林森做出了一版设计，也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武汉长江大桥最早的设计图纸之一。

　　同时北洋政府又派了北京大学的一位德籍教授米娄，带领了十几位北大的工科毕业生南下武汉，对长江大桥进行勘测，并且拿出了新的方案。

　　1921年，又有一次煞有介事的勘测，请了美国一个顾问叫华特尔。他当时勘测的选址与我们今天长江大桥的选址是完全一样的，在龟蛇两山之间。

　　从1930年代开始，国民政府又先后组织了多次长江大桥的勘测工作，其中最接近要做成的是1937年和1947年这两次。我们前面列举的从清末一直到民国前期的这么多次勘测，好像扮演主角的都是外国人。但是到了国民政府时期这几次勘测，中国本土培养的工程师已经开始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茅以升等人。所以建桥之梦虽然仍然没有完遂，但是这几次勘测设计过程积累的经验和资料数据为后来最终建成长江大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就在1957年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武汉长江大桥，我们也没有采取升降或者开合式，所以桥面的交通和水面的航运是互不影响的，成了今天武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地标景观。虽然有一点遗憾的是它占据了黄鹤楼的故址，导致我们今天无法在原址重建黄鹤楼。但是我想大桥它是一种新的城市景观，代表了这个城市在步入新的时代以后一种新的连接。而武汉成为长江沿岸这么多城市当中第一个建长江大桥的城市，也体现了它与长江更为紧密的关联。所以万里长江第一桥在武汉跨过长江，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必然。武汉、武昌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横跨大江之上，为我们把滚滚江流天线变成了通途。（文稿整理人：姜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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