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首耳熟能详的古诗《小池》，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代表作。杨万里不仅是著名文学家，还是理学思想家，同时也是南宋中前期重要的政治家。近日，由吉安市委宣传部、江西日报社(江西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吉安市文广新旅局、吉安市文联、吉安市社联、吉安市旅投公司承办的“白鹭洲书院讲坛”第三期开讲，邀请国内知名学者包伟民教授授课，讲述庐陵先贤杨万里知人识世的人生风景。

　　浙江宁波人，1988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杭州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大城市学院，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4年至2022年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

　　杨万里(1127年10月29日-1206年6月15日)，字廷秀，号诚斋，自号诚斋野客。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黄桥镇)人。

　　《宋史·杨万里传》称“年八十三”，指开禧三年(1207)受赠光禄大夫(从一品)之年，亦误。他的实际年龄当为80虚岁。这在古代是难得的高寿。人们所熟知的杨万里(1127-1206)，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名列南宋“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袤、范成大、杨万里)。他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理学思想家。

　　包伟民教授在讲坛中介绍于文学与思想领域之外、作为一位南宋中前期重要政治家的杨万里。

　　家世方面。杨万里五岁启蒙，七岁习经，十岁从父宦学四方，不仅结识了众多师友，更扩大了见识。

　　问学方面，在其问学的老师中，16岁时拜王庭珪以及20岁时拜刘安世为师，最为重要。此外，在他已经入仕、任零陵县丞时(1160年)，拜谒名臣张浚对他的影响深远。

　　《宋史·杨万里传》：调永州零陵丞。时张浚谪永，杜门谢客，万里三往不得见。以书力请始见之。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敎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

　　这就是他的“诚斋”名号之所出。除此之外，张浚坚决抵抗女真金国的立场，也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在这一期间，他还结识了一大批朋友，在从政、为学等方面终生受影响。

　　宋高宗赵构在位期，是杨万里出生求学、应举入仕，并且思想定型时期；宋孝宗赵昚(shèn)在位期，是杨万里政治地位上升稳固期；宋光宗赵惇及宁宗赵扩在位前期，是杨万里政治生涯高峰期。

　　杨万里在求学、应试以及入仕前期，结识了一大批与他志趣相投的师友。除了他曾经问学的几位老师外，政治思想上对他一生影响至深者，尤其是张浚(1097-1164)，以及曾上书“乞斩秦桧”的吉安人胡铨(1102-1180)。

　　杨万里的同辈友人，人才济济。例如：仅与杨万里同榜考中进士的，就有状元张孝祥(1132-1170)：杨万里同榜进士，状元；明州鄞县人，著名“豪放派”词人代表作家之一。

　　吕祖谦(1137-1181)：南宋著名理学思想家，寿县人，后居浙江金华。

　　王十朋(1112-1171)：绍兴二十五(1157)年状元，南宋名臣，温州乐清人。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著名豪放派词人，济南历城人，后居上饶铅山。

　　所以，仅从杨万里的“朋友圈”来看，就可以说高孝之间是两宋社会第二个群星闪烁、人才济济的历史时期。杨万里作为一位杰出历史人物的问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作为“人才辈出”历史现象的一个例证。

　　从历史经验看，往往会有一个经济的——乃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的与政治的核心区域，主导着民族文化的基本格局与走向。在我国历史上，这样的核心区域存在着一个不断转移的过程。从秦汉时期的河渭流域(关中地区)，到唐代逐渐向黄河中下游的河洛地区转移，再从唐到宋，就逐步从黄河中下游转移到江南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了。造成核心区域不断从北向南转移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可能相对重要。史学界对这个现象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重要命题，称作“经济中心南移”。

　　当时，长江剑阁以南(“南夏”)，人口、地域大约占天下三分之二，无论财赋、机巧(手工业产品)与矿冶物产，都已经远胜于北方地区，甚至文化(儒学)中心也随之转移，“古称邹鲁，今称闽越”。从南宋时期起，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所以学者刘子健先生认为南宋时期的文化“以江浙一带为重心”。

　　反映从陇右到江左文化主导区转移的最为典型的例证，是南北之间关于科举取士方法之争——实际上也就是国家官员来源不同地域的分布之争。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创始于隋代，至唐代始成为录取官员的重要渠道。但是在唐代，北方士人在科举中占绝对的优势，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及其周围地区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隋唐两代最高统治者从西北起家，重用关陇集团和北方士人。据统计，唐代357名宰相出身的地域分布，属于北方的关内、河南、河东、山南、陇右诸道的有326名，占总数的91%有余，而属于南方的淮南、江南、剑南、岭南诸道仅31名，占总数不到9%，南北差别悬殊。

　　北宋时，随着经济中心乃至与文化中心的逐渐南移，北方士人在科举中的优势逐渐丧失，科举及第的比重出现了南北易置的转折。

　　宋英宗的治平元年(1064)，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南北之间的人才之争。北方人司马光(1019-1086，陕西夏县人，今属山西)建议今后在科举考试时采用不同地区按名额录取的办法，试图以此来确保北方人的录取比例，认为当时的科举录取办法“大段不均”(司马光《贡院乞逐路取人状》)。南方人欧阳修却不同意，认为不应人为地对不同地区设立录取名额，应该完全看考试成绩来确立录取与否，以示公平：

　　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

　　司马光和欧阳修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南北不同地域集团的利益，不过，由于双方的观点相持不下，因而科举取士办法还是维持现状，实质上宋英宗是采纳了欧阳修的意见。

　　从当时进士登科人数的分布来看，北宋时期南方占了绝对优势，甚至可以说南与北是畸重畸轻。有记载统计，北宋时期全国总共录取进士9630人，其中南方诸路达9164人，占95%有余，北方诸路仅466人，不到总数的5%。在南方地区中，又以两浙东、西、江南东、西与福建等东南五路的进士为多，总共7038人，占北宋进士总数的73% 。尽管由于记载不全的缘故，统计不一定准确，但仍可以说明南北及第比例之悬殊。作为北方人的司马光因此愤愤不平，也就可以理解了。

　　到了南宋，北方地区基本落入女真人之手，由于民族因素的影响，金国主要并不依靠科举制度来录用官员；南方的赵宋王朝，科举取士之盛则更超过北宋，可以说奠定了此后南北之间文风盛衰的格局。

　　直至明代洪武三十年(1397) ，朱元璋出于方便对北方地区政治控制的考虑，利用“南北榜”事件，确立了南北分卷取人的制度，这才使得南北之间科举录取的畸轻畸重现象有所改观。但是明清两代进士高科人才仍明显集中于南方，主要是太湖流域的江浙地区。

　　从北宋以来，江西地区之人才辈出就一直受人瞩目，无论是临川的王安石，南丰的曾巩，还是庐陵永丰的欧阳修，都是杰出代表。从此奠定了这一地区在两宋政治文化地理中的地位。

　　江西(豫章郡)所属之南扬州，及至南宋时期，与吴越(今江浙)相比较，其耕作技术仍然相对粗糙。但这并不能被绝对地理解成“落后”，因为这里还需要考虑到劳动生产率水平问题。精耕细作并不一定是效率最高的形式，资源与劳动投入的合适比例是其中关键。也可以说，南宋时期，江西地区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仍大致平衡，这其实是经济发展的最佳状态。

　　总之，发展之迅速与产出之充沛，为吉安地区在南宋时期人才辈出奠定了经济基础。

　　政局方面: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去。赵构坚持与金人议和的国策，“确守勿变”。

　　绍兴三十一年(金朝正隆六年，1161)九月，完颜亮撕毁和议，举兵60万分四路大举南侵。十一月初八，虞允文率领宋军取得采石大捷。三十日，金军内讧，完颜亮被杀，退军。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初十日，赵构退位为太上皇，皇太子赵昚正式继位，他就是宋孝宗。

　　赵昚多方受困，内心憋屈不平，而又无可奈何。后来随着年事渐高，锐气日消，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北伐的念头。

　　可能正因为这个缘故，对待臣僚，赵昚特别在意树立自己“独断”的形象，也许是试图求得某种心理平衡吧。在他的统治期间，南宋朝廷的宰相被频繁更换，少有实权。臣僚稍有不同看法，立即就被贬黜。到晚年，又宠幸曾觌、龙大渊、张说、王抃等亲信，加剧了吏治的腐败。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赵昚退位为太上皇，立第三子赵惇为帝，他就是宋光宗。

　　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赵昚去世，在赵构正妻太皇太后吴氏主持下，赵惇被迫退位为太上皇，由其次子赵扩继位，绍熙内禅史称。赵扩就是宋宁宗(1168-1224)。不久，外戚韩侂胄擅权，发动“庆元”打击理学家为主体的政敌，南宋朝政更加昏暗。

　　性格方面：代表杨万里政治主张的，是他于1167年奏上的《千虑策》。在内忧外患的国势之下，关心国运的有识之士都在寻找对策。《千虑策》是应时而作的政治论文，目的在于总结靖康以来的历史教训，直率大胆地揭露朝廷各方面的弊端，提出自己的政治方略。《千虑策》分为君道、国势、治原、人才、论相、论将、驭吏、选法、刑法、冗官、民政十一部分，每篇或分上中下，或分上下，独立成篇，各有所论，互相联系；纵论古今，立足现实，分析透彻，层次分明，逻辑性很强。

　　心态方面：杨万里一生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但是“高孝光宁”四朝朋党之争始终不断，杨万里三次立朝期间始终怀着“致君行道”的理想，其耿介直言、清正守节的形象深入人心。杨万里与主战派的胡铨、张浚交游密切，但是随着两公的离朝去世，以及与杨万里关系密切的陈俊卿、虞允文等人的纷纷去位，无疑使得杨万里在朝中倍感孤立无援，而朝中韩伲冑等奸佞当权，君主的昏聩更加使得杨万里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孜孜以求的“致君行道”可能永远只能成为一个美好的泡影，因而，杨万里只能选择自请离朝。

　　观察杨万里的生平，可以从思想、政治、文化等方面归纳其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先人在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创造，必然在家乡的文化传统中留下不可抹去的印迹。地方士民日常饮食起居，尽管常常浸润于无声之中而不自知，其受惠于先人者实莫大焉。我们如果能够积极发掘，多方传播，对于现今社会文化的发展，则可期待事半功倍之效。这是文史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认识”杨万里的原因，及其现实意义之所在。

　　格调：取法乎上。光宗、宁宗期间，杨万里其实有相当的政治资源可以利用，这也是朱熹为什么多次请他出山的原因，但杨万里宁可以退居来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

　　学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是儒家为学的终极目标，但绝大多数士大夫不过将其虚悬，视为空论。真正能够将学与行结合起来，落实到行动的是极少数。杨万里显然属于这极少数之列。

　　择友：认真择友，绝非为了“出门靠朋友”，而是通过在“择善而从”的氛围中给自己的鞭策与推动。

　　诚斋老子主诗盟，片言许可天下服。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

　　南宋著名诗人、“庐陵五忠一节之一”的杨万里其人其诗其事在庐陵大地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文化名人，听了包伟民教授讲授的《认识杨万里——知人知世及其意义》这一堂课，结合我个人学习和理解，杨万里对庐陵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以下重要影响：一是清新质朴的文风影响后人。杨万里的诗和词清新质朴、幽默诙谐、明白晓畅，村夫民妇皆易于理解，被现代文学家胡适称之为“白话诗人”。二是爱国忧民的士风影响后人。作为庐陵“士人”的杰出代表，杨万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一生关心国家命运，写下了纲领性的《千虑策》30篇政论文章，提出了振兴国家的总体方略。他一生创作大量爱国忧时、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唱出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庐陵学子。三是清正廉洁的家风影响后人。杨万里一生刚正不阿，敢于指摘时弊，不愿向权贵屈膝，三度在朝做京官，多次做知县、知州，但致仕回吉水老家，仅有老屋一栋，可谓一生为官，两袖清风。他告诫儿子们：“汝要做好官，令公书考不可钻。借令巧钻得，遗臭千载心为寒。”几个儿子不忘父训，勤廉为政，深得好评，被誉为“当今廉吏也。”

　　杨万里作为庐陵地区的标杆人物，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如何用好地方特有的文化符号，如何让宋韵明风等文化遗产在吉安鲜活起来，吉水县作了不少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

　　第一，守护地方文脉。既着眼于新形势下“文章节义”内涵的挖掘，又积极探索“两个结合”的新路径。近年，以诚斋先生诞辰为契机，两次举办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诚斋气节万里风》《风行水上自成文》等学术论文集。又如家乡湴塘村成功申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省作协去年开展“江西文学惠农书房挂牌暨江西文学公益大讲堂”活动，地方文化人出版杨万里文化系列诠释书籍，如《杨万里家族纪略》《家刻本〈诚斋诗集〉校注》等10余部，深入浅出解读其为人、为官、为诗的可贵品质。

　　第二，人人可为薪火。说庐陵文化薪火相传、代代相守，关键是“可传、能传，可守、能守”。能坚持常态化举办诗会和赛事，如2020年举办全市“中涵吉水香——杨万里诗艺研讨会暨重阳诗会”，2022年与北师大、《诗选刊》杂志社等举办“第二届杨万里诗歌奖全国大赛”。两所高中均开设“万里班”，县里定期举办以诚斋文化为主题的征文、书法、采茶戏等赛事，人人争做努力奔跑的文化追梦人。

　　第三，点亮精神灯塔。吉安庐陵文化与红色文化的交相辉映，全国绝无仅有。其家乡建成了杨万里纪念馆和杨万里诗画小镇，将他的诗词融于场景营造，以传统庐陵建筑与现代风格建筑相映照，打造远近闻名的家风教育、廉政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县城建有杨万里公园，融合诚斋诗词演绎地、爱国情怀弘扬地、轻氧旅行目的地为一体，营造一步一诗一景的沉浸式诗词氛围，再现他“诗画、爱国、忧民、清廉”的生命历程，有力推动庐陵文化传承融合和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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