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有座明道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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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肇始于唐、成型于宋、普及于明清、式微于清末,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场所,在办学形式、教育管理、教学方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南方的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茅山书院和中原地区的应天书院、嵩阳书院,被誉为中国古代六大书院。
濮阳古称开州,曾为帝都龙城、锁钥重镇,历来重教尚文、名人辈出。古代书院的发展对濮阳的文脉传承影响深远。濮阳境内书院创办稍晚。宋代以来,境内州县曾创办大小不等的书院近20座,以清代居多。其中包括濮阳县的明道书院、颜宗道书院、聚魁书院等,清丰县的崇宁宫书院、广阳书院、进贤书院、灵泉书院等,南乐县的繁阳书院、昌乐书院,范县(包括历史上的濮州)的历山书院、崇义书院、丹棱书院、泽山书院、郅公书院、龙城书院等。这些书院一般在州治、县治开办,与儒学(又称学宫,在州、县分别称州学、县学)、社学(乡下教育机构)并行。这些书院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开州明道书院,以其办学时间最长、贡献最大、影响最深,在濮阳的教育史、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今年是明道书院创办502周年。创办以来,书院筚路蓝缕、弦歌不辍近400年。明道书院已消失100余年,其旧址现在已成为毗邻四牌楼的商业街区,难觅当年踪影胜景。只能从旧志文献、家谱典籍中,去感悟前辈先贤的殷殷追求、追寻古老书院的悠悠书香、聆听当年书声的琅琅回响。
濮阳境内保存下来最早的志书源于明代。明清以来,开州曾6次大规模修志,仅有嘉靖十三年(1534年)《开州志》、嘉庆十一年(1806年)《开州志》、光绪七年(1881年)《开州志》保存下来。3部志书价值很高,被誉为“善本”之志,是研究濮阳历史最为权威的地方资料性文献。3部志书的建制、选举、田赋、艺文等篇,明道书院赫然在册。濮阳县的《程氏族谱》等也有相关记载。
龙大有(生卒年不详),字道亨,号雩东,湖广茶陵(今属湖南株洲市)腰陂人。历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市)知州、开州知州、广德(今属安徽宣城市)知州、广西兵备副使、河南布政使、大同巡抚。后谪戌广西全州,年余赦归。著有《平乐政事录》《谕民要务》《明道书院纪》《道乡书院志》等。
龙大有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丁丑科进士。正德十六年(1521年)春,从祁州调任开州知州。他非常注重个人节操和从政名声,力求在开州成就一番事业。嘉靖《开州志》评价龙大有“举止若亢不可近然,中亦无他。”嘉靖十五年《广德州志》、万历四十年《广德州志》,对其也有“才敏而过严”“赋才甚敏而莅政过严,人不敢犯”的评价。
龙大有到任后,发现开州城内除庙坛外,进士坊、举人坊、登科坊、名阀坊、孝行坊、贞烈坊等名坊林立,其中包括后来入列八都坊的擢第坊(都御史侯英)、辛巳进士坊(尚书赵廷瑞)、乙丑进士坊(大理寺卿李钰)、乙丑进士坊(大理寺卿王誕)等。龙大有在《进士题名记》中,表达了对开州人才渊薮、古风犹存的赞许和成风化人、培养人才的心声:“开属畿辅郡,陶养会洽至今,登是科二十九人(指明代以来录取的进士),盛矣。题名石未立,甚非所以昭既往、励将来也。大有用是立石可焉,仍虚下方以俟,且记曰:闻之天下之政也,人才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民以为本,国以人才为治乱,君以人才为成败,民以人才为安危,此之谓人才无不为本也”,“君子贞以居之,毅以宣之,执以立之,一以守之;居则崇仁,宣则达义,立则秉礼,守则存智”。
延续开州古风、培育济世良才、促进道德教化,是龙大有的夙愿。成名于科举选才、熟稔于程朱理学,龙大有自然把创办新书院作为很好的选择。开州也是自己最为尊崇的明道先生、理学大师程颢任职的地方。在任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一年时,程颢就因治理黄河、兴办学校留下显赫宦声。正德年间,为纪念西汉汲黯、北宋寇准、元代郭嘉等名臣武将,开州同治潘埙创建“三忠祠”,并把明道先生与其同祠一堂。龙大有感到明道先生的地位没有凸显,有碍于推动教化之道。
正德十六年(1521年)夏,龙大有上呈《申请创立祠书院公议》得到批复后,即安排规划、选址、备料,并委派州人、明道先生十四世孙程万殊、程万田,承办基建事宜并负责监工。
1989年版《濮阳县志》主编王德英先生,生前曾对明道书院和《程氏族谱》进行专门研究,考证位置、面积、设计、办学等情况,书院发展脉络更加清晰。书院地址选在开州城内城隍庙东,兴国寺、州学西南(今濮阳县城关镇民生居委会东)。该地段南北长72步、东西宽23小步,总面积8.58亩。按照龙大有的设想,借鉴开封等地明道书院规制,前后分院,功能分区。为表达对明道先生的景仰和祭祀的方便,呈现书院办学宗旨和特色,前院设立明道先生专祠。翰林院学士刘龙在《明道书院记》写道:“先生非诸公可班,宜有专祠,以伸景仰,且欲风励后学,为其标准,会得隙地一区,移文所莅,特建祠宇,用严祀事。其后为讲堂学舍,选境内诸生,延师教诲之。”龙大有拨开州城东田丈村南良田120亩作为庙田,委任程万殊、程万田为庙主,使明道祠堂香火不断。
书院建设所需木料、砖瓦使用淫祠所拆旧料,“民不与焉”,不增加开州百姓负担。第二年,即嘉靖元年(1522年)4月,一座集享祀与书院功能于一身的德政工程告竣。书院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中为过道,四周围墙,青砖绿瓦,屋宇轩昂,蔚为壮观,成为育人圣地和开州一景。大门门额书写“明道书院”。前院立祠以祭祀明道先生,后设讲堂以育开州学子。前后两院之两厢,均建斋房。照壁后为明道祠5楹,名曰“萃英堂”。中祀明道先生神像,东西各有厢房5楹,供山长、师长办公就寝。穿过月门进入后院。正北讲堂5楹,为聚会讲课、学子修业之所。东西厢房各有5楹,为学子宿舍。讲堂东西两侧至院角处,各配小房数间,为伙房和炊工、杂役生活用房。
书院为开州与州学同等规格的最高学府。龙大有按州学同等规模划拨学田,作为办学经费。刘龙《明道书院记》记载了当时入学盛况,“于是,郡人咸争自兴,恨不生其时,亲炙道德之光。诵其诗,读其书,求所以为训者,又汲汲然,惟恐后也。”
对龙大有创办书院,“举进士,力学好古,善政得民”之举,州人、进士出身、时任兵部左侍郎的赵廷瑞,州人、进士出身、时任中宪大夫、河南按察副使的王誕等撰文称赞。侯英四子、痒生侯大节主动捐家田百亩为书院学田。为表彰侯门义举,龙大有在开州城内十字街建四牌楼坊。其中,东匾为“宪副”,表彰侯大节祖父、进士出身、浙江按察副使(别称“宪副”)侯春;西匾为“都宪”,表彰侯大节父亲、进士出身、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别称“都宪”)侯英。州人、进士出身、南京户部尚书、明嘉靖《开州志》主修王崇庆,评价侯大节“有恢复前烈之志,有思齐古人之意,有见义勇为之风”。
龙大有在开州任职没有届满,“寻以忧去”。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出身、苏州府长洲人朱纨接任。上任伊始,朱纨重视教育,“政首学也,礼先士也”。此后,明清历任知州对明道书院关爱有加,或修缮、重建院舍,或捐钱资助,或亲自授课,使得书院薪火传承、后继有人。其中,大规模修建6次。
嘉靖十九年(1540年),进士、余姚人吴至到任开州知州,发现“缭垣颓落,不存者殆大半矣。荒凉萧索,殊不足以慰开民瞻慕之心,当事者能不深自愧耶?”发布《修明道书院告文》,“爰鸠工葺治,实经始于是日之吉,特以告也。”
万历四年(1576年),进士出身、嘉定人、知州王圻到任后,自己出资重建,其中正厅5楹、讲堂5楹,“疱(厨房)湢(浴室)具焉。”重建之时,“官不告劳,役不告疲”,书院“敞丽有加”。王圻作《明道书院记》,详细记载这一文化工程,并“选才俊五十人,使课于明道书院。月两试之,优者奖励给膏伙资,使端诵读。沐其泽者多称名士。”
崇祯五年(1632年)知州王臣直、乾隆六年(1741年)知州徐时作、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知州徐惇典、嘉庆四年(1799年)知州杨自强,又进行4次重修。福建建宁人徐时作和其祖孙徐惇典,先后任开州知州,都“敦行崇学”,留下一段治学兴院佳话。徐时作“公余亲为授课,士风为之一振”,徐惇典“捐廉资膏火,勤于训课,爱民多惠政”。云南通海人杨自强到任后,“为政勤敏,兴学校,敦士习,修明道书院。”
书院山长、师长、杂役的薪金,生童伙食、卷费等,均来自学田地租和社会捐助,为书院发展提供了保障。据王德英先生统计,明道书院学田应为5顷22亩6厘。清代以来,历代知州和社会名士都捐银相助。嘉庆十四年(1809年),杨自强劝捐得银4000两交当生息,以供生童膏火,又以所捐大钱60千,交盐店生息,供生童卷费。咸丰十一年(1861年),浙江钱塘人、知州金秉忠将劝捐银两提充军粮。同治元年(1862年),金秉忠劝捐开州当商银1500两。同治七年(1868年),知州叶增庆将银1200两拨归书院。同治十二年(1873年),知州蒋志鸿劝捐得银5000两,合前项银两,计银7400两交当以1.5分生息,以供生童膏火、奖赏、山长修金及卷价、工役工资等费用,其余作为乡试、会试、宾兴之资,并为书院酌定条规,延师教诲。
明道书院为官办书院,和其他书院一样,有一套学规、祭祀、处罚等细则。书院延聘德高望重、学业有名的人士担任山长(总理书院事务)、师长之职,遴选州内学子入院深造。一些知州和学正、外地知名学者到院讲学,这种开放式教学也成为书院的办学特色,提高了书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道光十三年(1833年),福建侯官人林靖光任开州知州。他“培植书院,遇科举,每月六课,文必亲阅。捐廉奉加倍奖赏。一时士人深受其益。乡试举行宾兴礼(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同治八年(1869年),天津宝坻人、学正李光壁任开州学正,“兼主讲明道书院,肄业者多受其益。”
书院授课内容为四书五经、史鉴掌故、先儒名臣言论等儒学理学内容,研习八股文。学生以自学为主,师长注重启发诱导。书院还十分看重学生的德行修养,对他们的德行进行审核、评定,并记录在册,作为奖惩的重要参考依据。这种不拘一格的教学理念和管理方式,明显优于州学。明清以来,书院功能开始倾向科举,使得开州大批儒生学子到明道书院学习深造、考取功名。据统计,开州明代中举者181人,其中进士及第者50人;清代中举者158人,其中进士及第者18人;秀才、贡生举不胜举。以上成才者,凡自明嘉靖元年以后者,多为书院学子。这些学子为日后报效国家、建设家乡作出了杰出贡献。
鉴于明道书院在启迪民智、培养人才、教化一方等方面的不凡业绩,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朝廷颁授“学达性天”御匾,立于明道书院前院祠中迎门明道先生神像上方。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兵部尚书太子太保甄津薰所题“螽斯振振”匾额、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御赐“希踪颜孟”匾额分列左右。
清末,科举没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随着清政府下令改书院为学堂,明道书院逐渐衰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明道书院改为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堂,实现了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
“雨过琴书润,风来翰墨香。”明道书院已成为文化遗产、历史记忆,但书院文化蕴含的尚德修身、经世致用等教育理念和祖辈先贤传经布道、弘文励学的人文精神,仍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濮阳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濮阳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濮阳县历史文化街区是重要的物质承载。在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与保护中,濮阳县八都坊街已经建成,澶渊之盟纪念馆对外开放。如果把明道书院的恢复重建也纳入建设保护规划,应该也是一项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