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影响国运的六位河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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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几个月后,清帝宣告退位,至此,延续2132年的中华帝制正式终结。在这场革命中,一些河南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一年,同盟会成员在开封发动了三次起义,功败垂成,多人遇难;洛阳人张钫则是西安义军的领袖,率军东征;新乡人陈伯昂奉孙中山密令炸毁黄河铁路大桥,差点实施;周口人王拱璧则在西华县城发展同盟会员,加紧准备起义;安阳人马青霞捐助河南革命军1600两,后孙中山为其题字“天下为公”;项城人袁世凯则逼退了清帝,南北议和成功后,当上了首位民国大总统。
1911年10月11日,这是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恰好是袁世凯52岁诞辰。正当他在养寿园内觥筹交错、宴席祝寿时,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了。袁的心腹相顾失色。袁颇感惶恐不安,立即下令撤去酒宴,停止演戏。
接着,他淡淡地对众人说:“此乱非洪杨(指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杨秀清)可比”。
自1909年起,清廷以足疾令袁世凯“回籍养疴”,此时,他已经在彰德府(河南安阳)洹上村住了两年多。
其兄袁世廉当时因病由徐州道解职来到安阳,两人同住。二人有时扶杖漫步,有时下棋谈心,有时垂钓洹水。袁世凯垂钓时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著名的“蓑笠垂钓图”就是那时拍下来的,还送到上海《东方杂志》发表,以示袁世凯寄情山水,不再过问政治。
但私下里,袁世凯频繁地进行着各种活动,跟庆亲王奕劻、北洋军各级将领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人来通讯密切。
10月12日,清廷命陆军大臣荫昌督师,从北洋军的三镇中各抽一部组成战时混合军,以冯国璋为军统,开赴湖北。
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要求能有一个像袁世凯那样的人来保证政府的稳定。英国公使朱尔典对清廷表示,袁世凯是当代精通军事的大员,北洋军是他一手练成,必须起用他才能指挥得当。
手握皇权的摄政王载沣犹疑不决,不得不起用袁世凯。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会同荫昌指挥北洋军。对这个差事,袁世凯嫌官小权轻,以“足疾”婉拒了。
朝廷便不停地派人来催,但袁世凯就是不就范。10月15日,荫昌到了洹上村,袁世凯装病不出,荫昌亲自到卧室里去见他。袁世凯敷衍一番,荫昌悻悻而去。
之后,朝廷便没有了动静,袁世凯坐卧不安,时常倒背双手在电报机房内踱来踱去,琢磨着下一步的行动。
徐世昌是近代的大人物,后来官至民国大总统,他也与河南渊源深厚。他的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居,徐世昌本人就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今卫辉市)府城曹营街寓所。徐世昌和袁世凯的关系,非一般人能比。
1897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兼任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是袁世凯的幕僚之一,两人一文一武,互为同道;1904年,袁世凯创建警察体制,保举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负责京师的治安。1905年曾任军机大臣。1911年5月,清廷设皇族内阁,徐成为仅有的四名汉人内阁成员之一,任协理大臣。徐世昌深谋远虑,颇得袁世凯的器重。
在洹上村的一晤,袁、徐两人便定下了军政大计,决定了彼时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徐世昌回到北京后,奕劻迫不及待的询问袁的态度,徐故作生气,哀叹“真不像话!”奕劻再三追问下,徐道出了袁世凯就职的六个条件:
1、明年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武汉军事人员;4、解除;5、授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保证军饷供应。
袁提的条件,一方面是向南方革命党人表白自己同情革命,拉拢它们;另一方面就是要把清朝军政大权从皇族手中夺取过来,使清廷成为一具活尸,听凭自己摆布。
袁世凯的条件没有马上被清廷所接受。10月22日到24日,一省接着一省宣布脱离清廷统治,北洋军将领暗中受袁指挥,按兵不动,不受荫昌的节制调遣。清廷慌了,受袁世凯以钦差大臣,节制调遣前方各军。
此时,10月29日的当天,北方发生了两起兵变:北洋第二十镇官兵在滦州“兵谏”;山西太原新兵起义。所有这些压力,迫使载沣一改顽固做派,10月30日当天,以皇帝名义连发四道上谕:一是实行宪政,二是迅速起草宪法;三是革除亲贵秉政,四是大赦国事犯。
袁世凯心满意足,10月30日,领命南下,下令前线的冯国璋指挥第一军向汉口猛攻。
10月10日,武昌的消息传来,陕西新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张钫,加紧了与同志们的密谋。10月22日上午10时,张钫等人率兵数百冲进军械局,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随即分兵占领巡抚衙门,并点燃火药库,造成混战局面。在混战中,一面尽杀清室贵族,一面示意陕西新军张凤祥部部攻入禁城,获得起事成功,秦陇复汉军政府成立。这是辛亥革命的第二枪。
10月24日,西安全城光复,同盟会、新军、哥老会组成的政治联盟控制了这座古城。
张钫,河南新安县人,出生于1886年(辛亥年他年仅25岁)。少年时期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弃文从武,立志共和。1907年春,他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学习,是“睡在蒋介石下铺的兄弟”,1908年加入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陕西新军张凤翔部任职。
西安光复仅仅两天后,10月26日,革命党人决议派兵东征,进攻潼关。张钫就任陕西秦陇复汉东征军大都督,从那一刻开始,他成为河南民国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河南是清廷统治的核心区域,如果被革命党人光复,意味着南北断绝,直接威胁到武昌的北洋军队,对袁世凯的地位也是个根本性的打击,所以清军调兵遣将严加防备。张钫率领东征军与清军赵倜部三战潼关,并在阌乡、崤山、灵宝、函谷关、陕县、义马、渑池、张茅、硖石、英豪、观音堂等地艰苦作战。
“1911年12月30日我得援军反攻,赵倜不支,弃潼关东退。我乘胜追击,连败之于灵宝、陕州,一直把他迫退到洛阳。清廷恨赵败,尽革其以前参将、镇台等官职,仅留翼长现职,着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姜桂题又增派毅军4营为助。袁世凯再起后,又先后增派陆军第六镇第十二协周符麟部及陆军第二镇王占元部协助赵倜反攻,连克渑池、陕州、灵宝,复占潼关。这次西攻,虽有袁世凯的第二、第六镇各一部为助,但赵倜所率毅军20营实为主攻力量。”
打到1912,南北议和局势形成,政治妥协,战争得意平息。张钫在回忆录里介绍他与清军将领议和的情形,颇有趣味:
“赵倜虽连胜于豫西,且再克潼关,但却屡接袁世凯电报,令他设法和陕西革命军议和停战。他先派人至我营请议和停战,我复派人至赵营提出以他率部退回豫境为主要议和条件。和议谈妥后,赵倜要求我于1912年2月18日亲到潼关签订和约,我如期率40骑至潼关签约,赵倜、周符麟迎我于潼关西门外把我迎入城后,先引入关帝庙。我心中暗想,潼关大房子很多,怎么他的司令部驻在关帝庙里?”
“进庙后,见殿中灯烛辉煌,祭礼摆设齐整,顿时鞭炮乒乓乱响。这时赵倜才对我说:‘我们对打了几个月,今天才得见面,总算三生有幸。拟在关圣帝君之前,缔结金兰之好,幸勿见弃。’我问:‘要我来,不是签订和约的吗?’赵说:‘结拜了弟兄,和约签不签也不会再打了。咱们先结拜,后签约。’”
“我在保定速成学堂和新军中深知当时军队中盛行拜把子这一套,也就不再推辞。叙了年岁,赵倜年长为老大,周符麟为老二,我26岁,最小,为老三。上香行礼后,马上便大哥三弟地称呼起来,然后才把我领到他司令部饮宴招待。和约虽然也签订了,似乎只成了形式。临别时,我问:‘大哥的部队何时东移,说个日期我好来送行。’赵说:‘送行也来不及,不必了,我明天就走,你派队伍接防吧!咱们已是好兄弟,后会有期。’次日,他果然带部队开驻豫西阌乡、灵宝、陕州一带,周符麟部移驻洛阳,王占元部开回郑州,把潼关防务交与陕西革命军。我于1912年2月20日到潼关接防。”
共和与反满,是当时凝聚人心的两个旗帜,在东征进程中,张钫给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均写过劝谏的函件。
他对袁世凯说:“满人二百余年苦心焦思,组织一完全无缺之专制政府,一旦失驭,虽曰人谋,岂非天命……先生生长中州……一登显赫,咸户颂尸祝,庆吾乡之有人,岂唯庆吾邻之有人,实庆吾汉族之有人……”
12月3日,由袁世凯举荐的齐耀琳出任河南巡抚,维稳工作自然摆在了首位,重中之重则是通缉同盟会成员。
此时,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已攻克汉口,革命军只能退守汉阳。为断清军后路、减轻武汉义军的压力,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命留日同盟会成员张钟端回汴,策动开封起义。
张钟端是河南许昌人,1905年赴日本留学,在中央大学攻读法政专业,不久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他与新蔡人刘积学共同创办《河南》杂志,启导本省革命。
11月30日,张钟端抵达开封,12月2日即召开起义筹备会议,共议以法政学堂、优级师范、中国图书公司为革命机关。次日,又与包括新军军官在内的数十人士联络,百余人共同进行起义准备。这恰恰是齐耀琳到任河南巡抚的当天。
由于开封城内清军戒备森严,张钟端计划由各地力量组织起义,分四路向省城进攻,待开封守备薄弱后,中路再做行动。众推张择端为总司令,同在日本留学的邓州人王庚先为副司令,各路义军都有专人带领。不料各地清军虽然薄弱,但起义力量更加弱小,四路起义相继失败。
中路是否还要起义,有革命者开始犹豫,担心难以成功。这时,汉阳也失守了,革命前景更加黯淡。有人问:“此举策万全乎?”王庚先说:“吾辈为河南三千万同胞争人格,原不计成败得失。”大家遂决定拼死一搏,商定方案后,决定12月23日凌晨起事。
22日晚,这些起义者齐聚优级师范斋舍,做最后的准备。不料因提前有人告密,十一点时清兵闯入,共计42人被捕。
24日、25日,包括张钟端在内十一位义士接连被杀,起义失败。后有友人将他们葬于开封南关,称为“辛亥河南十一烈士墓”。1981年,开封市政府在禹王台公园将烈士尸骨迁入,仿照原样新建陵墓,以供后人瞻仰。
这已经是开封当年的第三次起义了。第一次起义是由周德培策划,年初时他奉黄兴之命潜回,以策应广州起义。
回到开封后,他将当地的民间社团“仁义会”联合,迅速发展了一千多名同盟会成员。起义日期,定为9月7日。
如果这次开封起义能够撑住一时,那辛亥革命就不是武昌首义而是开封首义了。遗憾的是,因为声势过大,引起了时任巡抚宝棻的注意,他特意派了十个人打探情报,收买眼线。
农历闰六月初七晚(8月1日),因有人告密,周德培在家中被捕,一块搜到的还有委札、关防和人名册。第一次开封起义宣告失败。
第二次开封起义,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由当地革命党人和谘议局议员联手,并联络了开封、洛阳新军中的力量,定于11月11日宣告河南独立。
1910年10月13日,河南省咨议局第二届常年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这次会议除复议上次会议所提的24个议案外,新提案96件。但最重要的事情,可能不在议案中,那就是河南要不要独立。
巡抚宝棻感到了威胁,部分议员宣称其情愿卸任北上,许以独立,不必用兵,和平起义。原本准备起义的革命人士也放松了警惕,宝棻则趁机排兵布阵,稳固地位的同时向清廷申请离豫。
但随着袁世凯成为清钦差大臣,北洋精锐南下,部分原本答应起义的新军将领改变主意,倒向袁世凯。第二次起义无果而终。
短短一年内,开封发动了三次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革命的火种已然开始燃烧,越踩越旺。
黄河铁路大桥是平汉铁路上的重要通道,武昌起义后,为阻挡北洋军队南下,炸黄河大桥便提上了日程。
12月30日,陈伯昂受孙中山指派,携带黄色炸药十一箱和运费五千元从上海启程,返回河南准备实施爆破计划。
陈伯昂是新乡延津人,幼时家境贫寒,祖母靠乞讨将其养大。他1905年考入河南武备学堂,因在学校屡次闹事,1906年被学堂监督“赶”到日本留学,并在那里认识了孙中山和河南同盟会成员。
他们一行去拜会时,孙中山说:“直鲁豫三省的人,忠诚、朴实、豪爽,多是豪侠之士,投身革命,我们更是欢迎。”
武昌起义爆发后,陈伯昂响应孙中山的呼吁回国参加革命,先是到上海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之后接到孙中山派给他的炸桥任务。
在清军眼皮子底下为运这些爆炸器材,陈伯昂可是费尽心机。只能化整为零,将炸药分成小包,雇人走小道背过去。
到新乡后,陈伯昂在民间社团“在园会”会长王虎臣的协助下,联络了黄河花园口、荥阳渡口的多名船工,以游览黄河为由,进行多次实地勘测,并将雷管等爆炸装置及炸药安放在大桥附近,准备妥当。
这时孙中山发来密电,说南北议和成功,任务取消。这座由比利时工程公司承包修建、刚刚竣工5年的黄河铁路大桥算是躲过一劫。
辛亥革命成功后,同盟会改组为,陈伯昂在黄兴处领了五千元,回开封挂牌成立了河南支部。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陈伯昂主持的《开封民立报》屡屡发文抨击袁的倒行逆施。时任河南督军的张镇芳是袁的表弟,“收买”无果后一怒查封了报社,其编辑记者多遭枪杀,陈伯昂也被通缉,不得不逃出开封,四处流亡。
直到袁世凯死后,陈伯昂的通缉令才被取消。1937年,陈伯昂任河南省测量局局长,领导实测并绘制河南全省第一幅一比五万的地图。1946年,陈伯昂还在邓州成立了中原曲艺学校,亲自教授几十名孩子身段、唱腔。1964年,陈伯昂病逝于开封。
在武昌起义之前,同盟会已经在华夏大地上发动了多场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在“让子弹飞”的声音中,清廷已被搞得力不从心。中原大地上也是如此,到辛亥年已呈星火燎原之势,这些火,多是由河南同盟会成员所放。
河南同盟会,1906年成立于日本东京。初成立时推举信阳光山人曾昭文为支部长(民国成立后任南京留守府军需长,不久病逝),并创建《河南》杂志。张钟端为总经理,刘积学为总编辑,杂志还邀请鲁迅撰稿。
《河南》杂志倡言革命,其在《发刊之旨趣》一文中指出:“须思中国者,非政府诸人所专有,国民各个人俱其分子之一,政府特其执行者耳。政府之建设,非由于政府,实由于国民。政府之不良,国民应有改造之责。明知其外不适于国竞,内不合于人道,而乃坐视其亡我之国,不起而改弦更张之,是即我国民自亡也。”
《河南》杂志共出版了10期,多数运往国内。清政府驻日公使馆为此特意致函日本警署,《河南》被迫停刊。但受杂志影响,在中原大地上,革命的思想已经开始蔓延。
1908年,同盟会河南东京支部派人潜回河南,筹组省内支部。后来成为国会参政员、豫鲁监察使的郭仲隗,也于此时在开封加入同盟会,支部发展到20多人,时常聚会讨论。或许,郭仲隗后来揭批汤恩伯、申诉大饥荒、弹劾卫立煌的精神种子就在此时种下。
不久,宪政党人王抟沙也从日本回到开封,在法政学堂演讲,攻击同盟会是“瞎哄党”。郭仲隗等同盟会成员则于晚上在“大河书社”秘密集会,印制反击王抟沙的大字报到处张贴。这算是立宪革命之争在开封的一个插曲。
1910年,是年24岁王拱璧,奉中国同盟会之命从上海返乡策动革命。王拱璧是知名教育家,曾创办河南省第一所农村中学,任河南大学教授。他在家乡进行的乡村自治试验,享誉一时。
在上海体专就读期间,王拱璧便将重点放在学习体育、军事上,业余则与同仁通信,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并在《民主报》上发表《告河南父老书》,鼓吹革命。
他先是与万仞千、林潞生去南阳邓州蚕业中学教书,以此为掩护,招募革命党人。原定1910年秋末起义,杀州官,克襄樊,后因校长告密,被迫出逃。
1911年,他到周口西华县城工作,担任县城巡警教练,并发展了20多名同盟会会员。后任县立小学堂校长,准备发动革命。
值得一提的还有新蔡同盟会,这应该是河南仅有的县级同盟会。1907年即于县城西街刘芬佛私塾成立,公推任芝铭为支部长,刘芬佛为副支部长,会员30余人。
1910年,任芝铭令其次女任锐(同盟会员)在北京加入革命党人暗杀团,并参加在北京秘密刺杀摄政王载沣的行动,在行动中担任运送武器弹药等任务。1911年,她又参与攻击天津督署衙门和刺杀侦探长杨德一活动。同年,新蔡同盟会中任芝铭、刘纯仁、蔡子含等人南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
武昌起义爆发后,任芝铭组建河南北伐队,与安徽张孟介汇合后共组“淮上北伐军”,先后光复商城、固始,然后移兵新蔡,在县东南洪、汝河交汇处与毅军接战。与此同时,其他成员也与汝阳(汝南)、项城地方武装联合,组成“汝、新、项三县北伐军”,响应北伐。南北议和后,军事行动停止。
49年之后,任芝铭任河南省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被尊称为“百岁革命老人”,受到周恩来、朱德的接待。而之前搞暗杀的任锐,后来嫁给了搞哲学的南阳人冯友兰。
被称为“民国女侠”、素有“南秋瑾北青霞”一说的马青霞,在武昌起义后,拿出来1600两银子支持河南义军。她原是清末两广巡抚马丕瑶的女儿,18时嫁给中州首富、河南尉氏县大地主刘耀德,丈夫去世后她出资建祠堂、建义学、建义庄,赢得族人交口称赞。
1907年,她随兄长东渡日本,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当她看到《河南》杂志受困于经费不足时,毅然捐资2万元资助出版。她还和友人在东京创办了《中国新女界》月刊,宣传男女平等,女性解放。
回国后,她又捐巨资在开封创办“大河书社”,使之成为革命基地之一。辛亥革命后,当她听说孙中山修建铁路有资金困难时,又决定捐出全部财产,孙中山亲自为其题写了“天下为公”的牌匾。
我想,这四个字,既是孙中山对马青霞所做贡献的感谢,也是对河南所有辛亥义士的概括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