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类型划分，从1931年梁思永发掘“后岗三叠层”起，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分合过程。目前，一般分为6种文化，即王湾三期文化、造律台文化、后岗二期文化、陶寺文化、三里桥文化和客省庄文化。这一方案代表了多数学者的看法。对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诸文化类型的划分，直接关系到夏文化的探索，学者们结合文献的记载，分别探讨了诸文化类型与夏文化的关系。

　　随着研究的深入，河南省中西部和山西省南部越来越受到历史、考古学界的重视，成为最有可能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地区。这一地区也是传说中的古“九州”的所在地。《左传·昭公四年》载：“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这里的“九州之险”所标志的区域就是原始的“九州”所在，与后来作为全中国代称的九州不同。据学者的研究，范围大致包括今天河南省的中西部，山西省的南部，陕西省的关中东部地区。由于为古“九州”所在地，其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历年来，围绕着这一地区展开了大量的考古工作，一系列的重大发现引发了学术界对中国早期国家、古代文明及夏文化等问题进行探讨的热潮。

　　目前在这一地区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存分属于王湾三期文化、三里桥文化和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的中心区为豫中和豫西的东部，三里桥文化的分布区域包括豫西的西部和晋南的运城盆地，陶寺文化主要分布于晋南的临汾盆地。这三种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拥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因素，表明当时三者之间有频繁的文化往来。王湾三期文化目前已成为探索夏文化的重要目标，可能属于夏族早期或先夏文化。而与之关系密切的另两支文化则基本被排除了属夏族的可能，因此其族属及与夏文化的关系有待确定。另外，这两支文化所分布的山西省南部地区，在古代文献中历来被称为“大夏”或“夏墟”，表明与夏人及夏文化关系密切。所以，弄清这两支文化所代表的人群，也是正确探索夏文化及其起源等问题所必需的。

　　关于陶寺文化的族属，有的学者认为是传说中陶唐氏，也有的学者认为属夏人早期的遗存。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均未能揭示陶寺文化族属的真相，实际上陶寺文化应为传说中共工氏的文化遗存，下面试作分析。

　　陶寺文化从发现之初即成为研究中国国家起源和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近年，又发现了陶寺文化的城址，表明这一文化一度非常兴盛，达到很高的文明程度。众所周知，陶寺文化中有一种特殊的遗物，即彩绘的蟠龙纹盘，见于大型墓葬中，是陶寺文化的标志性遗物。发掘者认为：“从陶寺蟠龙的具体形象看，作蛇躯鳞身，方头，豆状圆目，张巨口，牙上下两排，长舌外伸，舌前部呈树叉状分支，有的在颈部上下对称绘出鳍或鬣状物，与商周蟠龙的明显区别是无角，也无爪。这同其蟠曲的形态一样，也是陶寺龙纹具有一定原始性的反映。从身、尾、目的形状和它吐长舌的特征看，很象蛇，但从方头、巨口、露齿看，又与鳄鱼接近。”

　　龙纹盘是一类高规格的遗物，“蟠龙图像非同一般纹饰，似乎有其特殊的含义。它很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如同后来商周铜器上的族徽一样。……陶寺的龙山文化先民，正是活跃于夏墟，以龙为族徽、名号的部落。”可见，龙应为陶寺文化先民所崇拜的图腾。而传说中的共工氏即与龙有密切联系。

　　据《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共工氏有子曰勾龙，为后土。”《礼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可见在传说中，共工氏曾霸九州，其子又被称为勾龙，能平定九州。又据《山海经·海外北经》：“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山海经·大荒北经》：“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相繇（相柳）所食之九土，应即后土勾龙所平之九州，二者可能是一种传说之分化。作为共工之臣的相繇即为龙的形像，在《山海经》中它还是造成洪水的祸根。

　　与之有关的是《山海经》中另外一个人物——应龙。据《大荒北经》：“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又《大荒东经》：“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这里记载的实际上是一种用土塑成龙的偶像来祭祀祈雨的风俗，史称“作龙”或“作土龙”。《淮南子·地形训》：“土龙致雨。”高诱注：“汤遭旱，作土龙以象龙。云从龙，故致雨也。”裘锡圭先生指出，作龙祈雨的风俗在甲骨卜辞中已有反映，说明在商代已有这种风俗回。应龙能够“畜水”，且能“致雨”。

　　除此之外，在《楚辞·天问》中记载了禹治水时有应龙相助的传说，即“应龙何画，河海何历？”。应龙能以尾画地，水流即通畅，禹因导水使入海。这里的应龙与《山海经》中的共工氏之臣相繇氏的所作所为何其相似！总之，共工氏确实与龙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其族可能即以龙为其徽号或图腾。

　　据《逸周书·史记解》：“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又“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财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这两段记载所指可能是同一件事，即“唐氏”所伐的对象相同。如果这一推论不误的话，那么共工又被称为西夏，西夏或即指大夏，则共工正居于九州之内的大夏之地。

　　另外，共工与古史传说中的洪水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左传·昭公十七年》：“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国语·周语下》：“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埋卑，以害天下。”看来，共工也是造成洪水的原凶。《山海经》中禹杀共工之臣相繇的传说实际上也可以反映这一点。故此，文献中也有关于禹与共工争斗的记载，如《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禹伐共工国山”，《荀子·议兵》：“禹伐共工。”《荀子·成相》：“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战国策·秦策》：“禹伐共工。”这些记载与相繇的传说可能都属于同一类传说的分化。

　　我们知道，黄河的泛滥主要是在其下游地区，黄河的中上游由于穿行于高山峡谷之中，不易酿成大患。当其冲出三门峡后，陡然进入平原地区，水流减缓，泥沙沉积，河床不断地淤高，每逢雨季，极易改道泛滥。上古时期，人们可能不明白此中究竟，所以在深受洪水之苦的情况下，很容易将河水泛滥的原因想象为居住于上游地区的人群阻塞河水，以邻国为沟壑。因此，在主要居于豫西地区的夏族人看来，河患的直接成因就来自于今山西南部河段。故传说中大禹治水时曾将晋南一带作为重点区域。

　　据《尸子》记载：“古者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邱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禹于是疏江决河，十年不窥其家。”《吕氏春秋·爱类》中也有相似的记载：“昔上古龙山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江决河，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高诱注曰：“昔龙门、吕梁未通，河水蓄积，其深乃出于孟门山之上。大溢逆流，无有涯畔也。”又曰：“龙门，河之随，在左冯翊夏阳之北。吕梁，在彭城吕县，大石在水中，禹决而通之，号曰吕梁。”

　　可见，古人认为由于龙门、吕梁未被凿通，阻挡河道，导致河水淤积，最后倾泻而下，殃及下游。关于龙门、吕梁及孟门所在，清胡渭《禹贡锥指》曰：“吕梁山即《禹贡》之梁山也。《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公羊》曰：‘梁山，河上山。’《谷梁》曰：‘壅遏河，三日不流，河水南出龙门口。’”胡渭案：“梁山之崩能壅河，侧俯瞰河流可知，信为禹凿之余。三子所称吕梁即此山之别名矣。郦道元以为在离石县界。”又曰：“龙门之上口为孟门，在今吉州西……其下口即今河津县壶口山处，近世亦谓之龙门者。孟门有二：一在龙门之北，乃三子言河出孟门之上者也。一在太行山东，凡与太行连举者皆非吉州之龙门也。”综合上述记载可知，龙门山，在山西河津县，处于黄河河道上，传说禹曾凿龙门以通河水。

　　吕梁山，一种说法认为即《尚书·禹贡》“治梁及岐”的梁山，在今陕西韩城，梁山也正当黄河河道，传说也曾为大禹所开凿；另一种说法认为即今吕梁山，在山西离石境内。孟门山，在山西吉县，位于龙门、吕梁之北，横跨黄河两岸。龙门、吕梁及孟门，均位于今山西南部临汾盆地以西一带。上古时期居住在这一地带的人群不可避免地被冠以制造河患的恶名，而其代表人物即为共工。据《淮南子·本经训》：“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遍流，四海溟幸。民皆上邱陵，赴树木。”这里将能“振滔洪水”的共工与龙门、吕梁联系在一起，可见共工氏与这一带有密切关系。正与陶寺文化相吻合。

　　古史传说中，盛传共工为“九州”之霸，其子后土也能“平九土”，所以这一族系在古“九州”地区曾发生重要影响。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晋南陶寺遗址发现的迄今为止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反映了陶寺古国确实具有霸“九州”的实力。

　　从以上种种迹象来看，陶寺文化与传说中的共工氏从图腾崇拜和分布地域上都有相切合之处。所以陶寺文化应为共工氏的文化遗存，陶寺文化的发达程度与文献记载中“霸九州”的共工氏的显赫地位也是相称的。

　　三里桥文化的族属，以往曾有学者考证。王震中认为可能与共工氏有关。郑杰祥认为，三里桥文化与晋南龙山文化均可归入客省庄文化的范畴，属古代姜戎集团的文化，可以传说中的伯益为代表。不论是共工氏，还是姜戎集团，均属上古时期著名的姜姓集团，在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笔者不揣浅陋，在此基础上略作补充，认为三里桥文化可能与姜姓集团中的伯夷族有关。

　　古史传说中，姜姓伯夷与禹的关系较密切。杨向奎先生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考证，周人与姜人的联盟关系可追溯到夏代的夏、姜联盟，进而可上溯至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周人与夏人的关系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后金与金的关系。这一考证揭示出了夏代姜、夏联盟的真相，是我们正确认识夏、姜关系的一个基点。

　　《尚书·吕刑》中记载上天“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三后”分别为姜姓的宗神伯夷，姒姓的宗神禹以及姬姓的宗神后稷，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三族之间的紧密联系，前辈学者已多有论述。姜姓集团作为上古时期的大族，是后来构成华夏族的主干之一。姜，即是羌，这是大部分学者都赞同的观点。在甲骨卜辞中，有羌无姜。甲骨卜辞中大量关于羌人的记载，表明姜姓族在商代非常活跃，并且还曾长期与商人为敌。商人伐羌的战争经常要动员大量的军队，并且经常把抓获的羌人俘虏作为人牲祭祀祖先，数量很大，动辄“用羌”数十百人。对羌人的处置之所以格外残酷，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中认为与“羌可能与夏后氏为同族之姜姓之族是有关系的”。可见，羌人与商人的对立，其历史渊源为夏代的姜、夏同盟。

　　作为夏人最主要的盟友，晋南的姜姓族后裔在夏亡之后成为商人镇抚的重要对象。所以，早在商代早期，商人就在晋南建立了两座地区性的军事重镇，即垣曲商城和东下冯商城，以加强对“九州”的另一个中心区——晋南的控制。不过，有商一代，商人似乎并没有完全控制晋南地区。至晚商时期，商人的势力甚至可能完全退出了晋南地区。因此，这一地区已极少见到晚商文化的遗址，成为了“戎区”。周初，成王封唐叔虞到晋南建国，告诫他在当地的统治要遵循“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原则，表明当时夏和戎的传统、风俗习惯在当地的结合很牢固。其中的“戎”主要应指以姜戎为主体的民族集团。由于姜和夏的紧密联系，所以在夏亡之后的晋南地区，夏人和姜人的文化传统并不矛盾，可以长期共存甚至融合，以区别于“商政”、“周索”。这也可能是晋南素称“大夏”、“夏墟”的一个原因。

　　在考古学上，三里桥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乃至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也较密切。所以，曾有学者将三里桥文化归入王湾三期文化，作为王湾三期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伯夷又为姜姓的宗神，则伯夷一族恰可与三里桥文化相对应。

　　文献记载中，伯夷的事迹不甚突出。然而，古史传说中有一重要人物——益（或称伯益），在虞夏之际则相当活跃，且与夏人关系密切。《史记·夏本纪》载：“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在其他文献中，还有益与启争位的记载，如《韩非子·外诸说右下》、《战国策·燕策一》、《楚辞·天问》等。故益必然与夏人属同一联盟，禹才能传位于他，益才能与启围绕王位继承发生纠葛。益的地位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益曾作为禹的重要助手，佐禹治水。《论衡·别通》：“禹益并治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作《山海经》。”又刘歆《上山海经表》：“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作《山海经》。”关于益的活动地点，据《墨子·尚贤》：“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可见，益起于阴方。阴方即指《左传》中的“阴地”。据《左传·宣公二年》杜预注，“阴地”指“晋河南山北，自上洛以东至陆浑。”这里的河指的是黄河，山指的是秦岭，水南、山北两阴之地，故称“阴地”。大致包括今天河南省的西北部及陕晋豫三省的交界地区，这一地区正是三里桥文化的分布区。

　　益除了与夏人关系密切外，还与舜有关系。据《尚书·尧典》的记载，益曾担任舜的虞官。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益烈山泽、驱鸟兽的行为可以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的烈山氏联系起来。烈山氏之子名柱，为农神。烈山氏在《礼记》中又作厉山氏，指神农，即炎帝。《左传·昭公十七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又《左传·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

　　综合这些记载，益烈山泽、驯鸟兽，实际上是指史前时代原始农业活动中，纵火烧荒，开垦土地的行为。则益应属炎帝姜姓一系，很可能即为姜姓伯夷。

　　但是，在文献中，伯益还被认为是嬴姓之祖，即秦人的祖先。《史记·秦本纪》记载：“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赐玄圭。……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这里的柏翳又作伯翳，也写作伯益。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由于在夷、翳、益之间发生了混淆，遂使秦人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时，将原本属于伯夷的事迹安放到了柏翳（伯翳、伯益）身上。后来秦国统一六国，在政治上大力提倡，所以使嬴姓伯益在古史中非常活跃，而姜姓伯夷反倒湮没无闻了。

　　经过以上分析，则可以恢复姜姓伯夷的本来面目，而其与考古学上的三里桥文化的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原三里桥文化在黄河以南的分布区被夏人占据。同时，在晋南的运城盆地，以三里桥文化的某些因素为基础，吸收大量夏文化的因素而形成了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实际上，这正反映了伯夷族在以启为首领的夏人的渗透或打击下，其文化（三里桥文化）逐渐衰落、消失，其族部分后裔接受了夏人文化的影响而被纳入二里头文化的过程。

　　综上所述，中原龙山文化的三个类型王湾三期文化、三里桥文化、陶寺文化分别与夏族、伯夷族与共工族相对应，在陕晋豫三省的交界地区三者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彼此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所以在古史文献中，鲧、禹、启、共工、勾龙、后土、相繇、伯夷、四岳等传说人物之间就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致于在某些人物之间还出现了彼此的混淆，这都反映了三个集团之间在物质和精神文化上的交流。而且随着这种交流的加强，这一地区逐渐以夏文化为核心，向着统一的历史文化区发展，彼此之间在文化上的对立与隔阂也逐渐消融于密切的接触之中。历代文献中所称的大禹治水，平定九州传说的地理背景由此铺就，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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