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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采青，原名赵建章，号铁农。1882年4月15日生于河北栾城，1933年加入中国，先后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吉东特委工运委员、职工部长和中东铁路职工部书记。1939年，由于叛徒告密被日寇逮捕英勇就义，时年57岁。

　　清末民初时期，赵家是栾城有名的大财主，以做生意为主，其鼎盛时期有土地近千亩。赵采青1882年4月15日出生于此，他自幼好学，就读于私塾，后转村中义学。时值腐朽动乱的清朝末年，他除攻读诗书外，还自修历史、地理和数学等课程。1910年，应召赴保定警务讲习所学习，期满回县被任命为冶河镇警长兼区官。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参与倡导新文化，兴办新学堂。1913年，调到县师范讲习所任学监。此后任劝学所巡行教员，经常徒步追踏各乡村劝学，创建新小学和推广汉字注音符号，并用一部分家产在本村创办私立国民小学，将一部分家园改作学园，用自己的钱添置教学设备和教材用品，备受官府赞誉。为此，直隶省巡按使朱家宝亲自挂匾嘉奖，题词“桑梓佳荫”。1918年任县劝学所所长，在他上任的三年内，全县实现了一村一所小学。

　　适逢乱世，官场腐败成风。1921年，新任县长刘世培和公安局局长张万邦利用职务纵赌肥私，致使多人倾家荡产。赵采青站出来坚决反对这种纵赌行为，遭到当权者的报复，被借故撤销职务。这一事件，在全县激起了公愤，有正义感的文化教育界人士投书京津报馆，揭露栾城官府的恶劣行为。在舆论压力下，直隶省长派人核查，撤掉了县长和公安局局长。

　　赵采青看到倡导新学无法改变当时的社会环境，于是开始探索新的道路。挚友耿寿伯将他推荐给陕西国民革命军胡笠僧，他被胡笠僧聘为第二军咨议、团部军需。后来，他又随转任河南督办的胡笠僧就任了和尚桥车站税捐局局长。他目睹官场黑暗，不愿与这些人同流合污，因此，不到半年就辞职了，于1927年奔赴东北创办实业。

　　1927年，是东北易帜前的最后一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逐渐增兵，奉系军阀忙于应付关外北伐军，内防空虚，时局不稳，民不聊生。赵采青过去之后，在妻兄吴鸿猷的介绍下，进入中东铁路局任职。在铁路局，他经常在沿线以调查员身份进行多方面的社会活动。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接触中共地下党的书刊报纸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一个清末的知识分子，一个想施展抱负、强国富民的有志人士，他感觉自己找到了今后努力的方向。自此，他经常和中东铁路的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1931年，他在中东铁路任穆棱车站铁路职工小学校长职务，后来又在穆棱工务段任庶务员，开始以这些社会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3年，经李发(李发是东北地下党和东北抗联的老同志)介绍，赵采青加入了中国。

　　入党以后，党组织为了更有效地把秘密工作与社会公开活动结合起来，充分利用赵采青适合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所具备的有利条件，决定让他做一名不公开身份的秘密党员，不参加党的会议。于是，赵采青在每项活动中和每次接触群众过程中，总是考虑最大限度地缩小敌人的注意力、扩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力。同年冬天，他决定长期留在东北进行革命斗争。为了避开敌人耳目，他从家乡把爱人和孩子接到穆棱定居。

　　赵采青为人忠厚，和蔼可亲，知识渊博。他以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从事党的工运工作，经常深入工人群众，在他们中享有很高威信。

　　1933年冬，在他的倡导下，党组织直接领导了铁路工人，成立了工人互助会，把大部分铁路工人组织起来。1933年8月，赵采青担负工运方面的组织动员工作，直接领导了工人夜校，亲自教《贫民千字文》课本，广泛联系工人群众，传播文化，讲革命道理。通过工人互助会、工人夜校等形式，使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机关在牡丹江遭叛徒出卖，破坏严重。赵采青立刻与上级组织联系，并协助将尚未转移的同志送出哈尔滨或潜出国境。当年10月，中共吉东特委在牡丹江成立后，他担任了领导工人运动的委员、职工部长。作为工人运动的负责人，他第二年就在穆棱发展了十几个抗日救国会和一个县总会，对党组织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到了1936年，“抗日救国会”改组为“中东铁路职工部”，赵采青担任书记，这时期他利用职务之便，担负了铁路沿线各站地方党组织的通讯联络工作，并协助成立了绥芬河、穆棱、磨刀石和牡丹江支部，为牡丹江铁路沿线的抗日活动打下基础。

　　1936年，赵采青在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发动工人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支援抗联军需物资，领导党员和抗救会员搜集敌军调遣、军事运输和军需仓库位置等重要情报，配合抗联开展游击活动。

　　1936年8月12日，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牡丹江地下党通过磨刀石工区王新文用电话以“加强巡道工作”等暗语，把重要情报转送给下城子工区戴吉山。赵采青即与潘寿廷和游击区的同志研究紧急行动计划。经过周密部署，发动各站党组织、抗救会员统一行动，配合抗联在代马沟一举颠覆日本侵略军的军事列车，打死打伤日军百余人，一名日本中将当场毙命，并缴获十余节车厢的粮食、衣物和弹药等军需物资。

　　此次对敌人的打击，极大地振奋了抗救会员的必胜信心。这次事件使敌军造成重大伤亡和损失，一方面震惊了敌人，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自己。随后，敌人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对“嫌疑”和进步工人加紧了迫害。

　　1938年，吉东省委书记、抗联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叛变投敌，吉东地区党组织相继被破坏。11月22日，赵采青被日伪牡丹江省保安局的警察特务和日本宪兵逮捕，转押牡丹江监狱。

　　赵采青被捕后，党组织曾多次设法营救，潘寿廷、王新文和联络员赫勇还不断地探听消息，终因案件归属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和“关东宪兵司令部”而难以营救。在狱中尽管遭到敌人严刑拷打，备受折磨，但赵采青始终立场坚定，忠贞不屈，保护了前吉东特委职工部和地方党组织。

　　1939年7月的一天夜里，赵采青趁日本宪兵打瞌睡，猛地夺了敌人的刺刀向对方猛刺过去，敌人未被刺死，大声呼救。随后跑出一个日伪走狗向赵采青猛扑，赵采青一刀将对方的一只手臂砍断。越狱未能成功的他，受尽酷刑后被押回监狱。在狱中，他给亲友王新文和杨印文(地下党员)一封纸张破旧、字迹潦草的亲笔信，留下自己的遗愿：“我的一切尚好，请勿挂念。请将家眷送回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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