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不知不觉，已是越八奔九（十）的年岁，日常活动有限，每当阳光满窗，我即去楼后的花园闲步，无论秋冬与春夏。

　　园里树木成荫，花卉繁多。有阔叶的法国梧桐、洋槐、白杨与翠柳；还有甜桃、柿子、大栆、红杏、海棠、核桃等果树。寒冬里，甬道旁，棵棵腊梅绽瓣开放，其醉人的馨香引得路人流连观赏、拍照。春节刚过，向阳处的迎春花丛，一片金黄，让人驻足久望。继而，红白玉兰、杏花、桃花、丁香、榆叶梅、红叶李、樱花等，依次开放，香气飘散满园。

　　那天上午，我正漫步于花香中，手机响起。是现任《长城》主编李秀龙约我写一篇刊物初创的纪念文章。我随即应下；转而又担心自己脑老笔拙，恐难成文；再与秀龙通话商议时，他叫苦说，您看，《长城》创办四十年了，最初的老领导、老编辑多都不在了。您创刊时是主持刊物的副主编，最知情的，您的回忆是最珍贵的，还让我去请谁？

　　那些日子，我总有种喜兴之感，心里似展现着一个更艳美的春天，那就是铲除“四害”的遗毒，文艺大繁荣的时代即将到来。此时，我正在一个叫瓦房台的山村“蹲点”，炽热而清新的生活让我激情涌动。一天上午，河北省文联一位同志忽然打来电话，要我速回石家庄，田间主席有要事和我谈。

　　诗人田间也是省文联党组书记，主持文联工作。他满脸挂笑地告诉我，作家们要求筹办大型文学丛刊的事，省委有关领导已经点头。我高兴得欣然拍掌。想到河北是历史文化悠久的大省，部分中老年作家都在写历史或现实题材的中长篇作品；我自己也准备写一部揭露日寇在家乡热河强制推行鸦片种植、毒害国人的长篇，办丛刊就多了个发表园地，立即兴然表露，这可是一桩大好事啊！田间老师依旧微笑着瞅我，可好事总得有人去干啊！你当算作家中的“壮劳力”，党组已经研究决定，由你搭班子筹办……

　　哦？！这是我从没想过的事，就急切地申诉，我从没办过刊物，鉴别作品的能力也……田间老师打断我，可我知道你办过报纸呀！我强辩，那是两码事儿。

　　不管我怎样申诉理由，田间老师没一点松动口气，总是和蔼而坚定地说服我，已经上报省委，不能变动了。再说，你写作的成长经历，也曾多得刊物编辑的帮助与扶持，现在也该做点“园丁”工作了。我承认他讲的道理与事实，就是忧心自己的能力难担此重任。我又去省委宣传部找了副部长齐斌，他说我不该来叫苦，要鼓起勇气，敢于挑重担。

　　真的是重担啊！最难的是刊物要办，不给编制和经费。屡次请示，答复总是暂由文联内部调剂。但当时省文联的编制、经费都很紧缺，领导要我动脑子想其他办法。我愁苦几天，还是捋出点头绪。办法是，编辑从各地借调（暂由原单位发工资）；经费嘛，力争刊物多发行，逐步做到自给自足。

　　人员借调还算比较顺利。先给我熟悉的作家朋友写信或打电话，征得本人同意后，再与其单位领导商议。在原单位领导支持下，承德市创作组的潮清（编过《河北日报》文艺副刊多年）、承德宽城县文化馆的陈映实、衡水地区的孙耀和谷峪，都愿意来帮忙。潮清和映实的工资仍由原单位发；孙耀和谷峪当时都在农村，需发给一定的生活费。尤其是谷峪，当时还戴着“”帽子，除他的生活费外，生产队还另要一份买工分的钱，否则不给他家分口粮。为了谷峪能来编刊物，我们一一答应。

　　当借调的编辑尚未到位时，党组让刘艺亭同志暂时帮我筹备。艺亭是老同志，富有办刊经验，尽管当时他的“错划”还没改正，有些事，如起草“编者的话”（即发刊词）等，他真的热心帮助。我们还一起商讨办刊方针、计划、组稿等具体事宜。光刊名就起了三个 ：《长城》《登攀》《沃土》，最后由文联领导定为《长城》。好在没几日，《长城》编委会成立，经省委批准，由原省文化局局长、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副书记路一兼任主编，省文联副主席甄崇德和我任副主编，日常工作由我负责。当筹备工作大体有些条理时，我去路一同志处汇报。那时他在保定家里修改长篇小说。路一是上世纪30年代的老作家，曾在北平加入“左联”并办刊物，富有编辑经验。听完我的汇报，他非常兴奋，就办刊方针、特色、团结作家等诸方面讲了很好的意见。强调：刊物一定要反映时代，发扬艺术民主，在贯彻“双百”方针等诸方面应起到一定的组织、推动作用。刊物编辑要善于识别作品的高下，还要像园丁那样爱百花，善于识别香花与赝品；刊物要勇于面对现实，冲破“条条”“框框”，选用从生活出发、人物形象鲜活、揭示生活本质的好作品。同时要提倡风格、体裁多样化，让不同读者都能得到艺术享受。刊物还应办出独有的地方特色。他说，这当然要取决于作家的作品，河北这块沃土有自己的作家群，作家们不同的艺术追求，就赋予了作品的各自特色。他还举出老作家梁斌、孙犁的作品为例；但他又说，提倡刊物地方特色并不排斥省外作家，相反，还需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我省是老区，约稿时切勿忘记在我省战斗、工作过的老作家……老领导这些语重心长的厚望，我都如实写进《编者的话》里。

　　借调的编辑们陆续报到，都是与我多年交好的作家朋友，对办好《长城》热情都很高。经过短暂的学习讨论，大家都认为：刊物初办成功与否，尽快拿到好作品才是第一位的。大家都愿意尽快走出去，分头去京津沪和省内各地区拜访作家，征求办刊意见并约稿。我与潮清分头去了京津保（定），孙耀去了上海，陈映实、谷峪分头去承德、张家口、衡水地区。

　　我到京后，先去探访早年就结识的刘绍棠。1956年春，我们一起参加全国首届“青创会”，在“华北小说组”学习、讨论十多天。他欣喜地说，咱河北创办大型文学丛刊是大好事，恰好适应了文艺蓬勃复苏的春天。被“”专制禁锢多年，作家们都在争分夺秒地挥笔写作，《长城》恰好给作家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他常称自己是“河北人”，一是他家乡通州原属河北；二是他十几岁高中没毕业就考取了《河北文艺》见习编辑，工作半年多又去考北大。他故作神秘地微笑，你这次没白来，我“戴帽”后，就躲回通县老家。村里一位农业社老社长，待我就像自家的孩子，给我找最安静的住房，还掏心窝子安慰我，爷们，甭只看三指远，早晚国家有用上咱爷们的时候。他支持我“偷”着写作。实不相瞒，现在我手里就有三部长篇初稿——《地火》《春草》《狼烟》，你要哪部？我好高兴！最后与绍棠商定：先给《长城》改好《地火》。

　　到浩然家里时，他告诉我，他“文革”中的问题，市委已有结论，不影响他发表新作品。转而又叹息，唉！有的边远省份，不了解我的近况，还在发表批判我的文章。我说，那你就快写小说，在《长城》发表，人们就会知道你没有任何“问题”了。他会意地一笑，我倒有部长篇，正在改。我希望他尽快改好，以这部作品“亮相”。这部小说就是当年连载于《长城》第二、三期的《男婚女嫁》（后来出书时改名《山水情》）。此后，全国报刊再也没有批判浩然的文章了。

　　我还去天津请教了梁斌和孙犁，两位河北老作家都对办刊谈了很重要、很中肯的指导意见；同时也都答应给稿。去保定，拜访了老作家徐光耀，他答应写一篇《小兵张嘎》的创作体会。我回石家庄不久，就收到他寄来的新作。

　　潮清在北京拜访了魏巍、李英儒、陈大远、李瑛等多位名家。他们有的是河北籍，有的在河北生活、工作多年。拜访魏巍时，老作家兴奋地回忆，冀中是我第二故乡，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我与那里的乡亲们生死与共四年多，也一起分享了胜利的喜悦。他的长篇小说《东方》第一部，写的就是那段生活。他极赞同河北创办大型文学丛刊，并愿意将正写着的中篇报告文学《邓中夏》支持《长城》（两个月后收到文稿，以头题发表在次年首期）。孙耀去上海，我记不得他都拜访了哪位作家，收获也比较显著。胡万春答应将新时期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给《长城》。加之本省老中青作家李满天、张庆田、长正、韩映山、马金牛等，都答应将自己的新作供《长城》发表。

　　就这样，经过我们月余的辛劳，对办好刊物有了底气，也增强了信心。于是，向文联领导汇报筹备情况后，决定《长城》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线月创刊、出版。

　　应该说，《长城》在全国的大型文学丛刊中，创办是比较早的。我们出版创刊号之前，记得只有上海的《收获》和北京的《十月》。加之那时的作家们刚刚挣脱“四害”的枷锁，创作激情奔放，并愿意自己的新作尽早与读者见面，自由投稿也异常踊跃。当时，我们为开拓稿源，在创刊号的封三，发了简短的约稿信。没料及，大批自然来稿蜂拥而至，而且多是大部头的中长篇，几乎每日都有成袋子的稿件从邮局送来。尽管加重了编辑们的工作量，大家还是兴奋地选出了一些可发表的好稿。如于雁军的《登攀》，真实感人；冯骥才的《我这个大笨蛋！》，风趣幽默。浙江作者于小源的中篇小说《商鼎》，堪称佳作。此篇不久作为头题发表，深受读者喜爱。作者也从此步入文坛，连续写了多部中篇和长篇。一凡的中篇《饲养猴子的人》，发表后收到十多封读者来信，希望刊物多选发这样喜人的作品。

　　我们拜访、约稿的作家，大都及时寄来作品。这样，《长城》一、二期排出了很可观的作家阵容。长篇小说（选载）有路一的《赤夜》、浩然的《男婚女嫁》、刘绍棠的《地火》、长正和李满天的《人间伏虎》、张朴的《地下医院》；中篇小说有韩映山的《莲蓬荡》、潮清的《大院琐闻》等。诗歌有田间、李学熬、严阵、尧山壁、白鹤龄、村野、马金牛等新老诗人的作品。散文、随笔有孙犁、梁斌、陈大远、张庆田、刘章等新作。还发表了李英儒的电影剧本，徐光耀的文论。

　　魏巍的报告文学，杨沫、柳溪的中短篇小说等，也都如约寄来，相继安排在近期发表。转年的第三期，我们又编发了《中篇小说特辑》，集中发表了刘绍棠、从维熙、蒋子龙、浩然、胡万春等名家的新作。此举令大型刊物的同行惊异：这么多名家新作，你们是怎样拿到手的呀？这是1980年初冬，我和甄崇德副主席去镇江参加大型期刊首次会议时（当时多数省份还没办大型丛刊，有的只派一名“观察员”参会），许多同行对此惊叹不已。会后，我们又约来张笑天的中篇《老将离休之后》、贾平凹的中篇《二月杏》，这两部作品的发表，都收到多封读者的赞扬信。

　　值得说明的是，《长城》初办时，没有诗歌编辑，但作为综合性的大型文学刊物，又不能冷淡诗人，一、二期是请外编刘章帮忙编了两期稿。嗣后，诗人旭宇、刘小放调来编诗歌，选发了多篇较有影响的诗作。我印象较深的有：顾工的叙事诗《拉开夜的帷幕》，崔合美的叙事诗《他卖掉了眼睛》等。

　　为增强编辑力量，没多久，又有赵英、阮华、赵沫英等，先后调入编辑部。阮华偏爱外国文学，他有时也约来较有影响的中短篇译作，给刊物添彩增色。大概到1982年末，肖驰和肖林也充实到《长城》，肖驰任副主编。此时的编辑部，可以说兵强马壮了。

　　《长城》的编辑，绝大多数是作家、诗人，为了解决编刊与创作的矛盾，依据大家的意见，实行了分班制，总有一部分编辑能深入生活和创作。编辑熟悉生活，对编稿也有益。谷峪陪同老作家丁玲重访北大荒两月余，写了中篇小说《春归燕》等；潮清深入生活写了中篇《催化剂》《赝品》等。孙耀的短篇小说两次登在上海《收获》。陈映实回老家平泉，还兼任县农工部副部长，“蹲点”也跑面。他后来连续发表《眼力》等系列中篇，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新颖，作品质量提高一大步。分班制令兄弟刊物羡慕不已。

　　发现与培养新人，是办刊开始就提至重要日程的。编辑们都做出自己的努力。刊物第二期就开辟了“青年作者之友”专栏，选载了青年作者马金牛的长诗《栆乡山泉》。作者高中毕业后一直在乡劳动，写的也是亲身经历的家乡生活，语言生动，人物形象鲜活。诗人刘章还以《生活土壤出新苗》为题，写了评介文章，在同期发表。从此，刊物力求每期都有文学新人之作。紧接着，宋聚丰、肖玚、张凤洪、陈新、张荣珍等，都以他们的中篇处女作先后登上《长城》。宋聚丰的首部中篇《白云升起的地方》，是他托人将稿子捎到编辑部的，陈眏实初审觉得基础不错，于是请他来编辑部修改。我读后还写了篇推荐文章，作品刊出反响极好。聚丰一鼓作气，连续写了多部中篇和剧本，成为我省的高产作家。肖玚的中篇《丁字路口》，张凤洪的中篇《房管局长老焦头》，均是作者的处女作，还都荣获了省“文艺振兴奖”。王默沨虽然不是初学写作，但他被错划后被逐回农村老家二十余年，有丰富的生活积累。我们请他到编辑部，听他讲述苦难中的亲历亲为，约他写部中篇。他仅用一个月的假期，写出了18万字的小长篇《踏莎行》。经过反复修改，《长城》以头题选发，极受读者喜爱；同时也引起花山文艺出版社的重视，很快出版了单行本；全国多家省市电台热播。《长城》又与花山文艺出版社联合，为他召开了“作品研讨会”，刊物与《河北日报》发表了多篇笔谈。默沨创作激情大振，一鼓作气，陆续出版了四部长篇和十几部中篇，成为我省作家队伍的中坚。

　　由于《长城》起步比较早，文稿质量逐步提高，发行量不断攀升。据当时负责通联和发行的郑世芳同志记载：从最初的2万多份很快增至10.2万份，订数最多的四川省竟然超万。刊物收支有节余，大家欢天喜地。

　　1983年初，省委决定调整省办文学刊物，将原来的《河北文学》《长城》《幽燕》（花山文艺出版社主办）三刊合并，保留一刊。也因《长城》当时发行量相对较多，才保留下《长城》。

　　一晃，《长城》40岁了，伴随着时代飞跃前进，她的服务质量也不断攀升，支持刊物的作家队伍也逐步扩大，办刊人也因离退休制度或其他原由时有更新。我祝愿《长城》青春永驻，越办越好。

　　张峻，笔名：张黎、亚云。1933年11月生于河北隆化县八达营村，汉族。解放战争后期参加工作，曾任隆化县委通讯干事、秘书，原热河省委组织部干事，承德报社组长、编委，区、县委副书记，《长城》常务副主编，省作协副主席、顾问。1949年发表作品，1956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夜过黄土岭》，1956年和1965年两次出席全国“青创会”。1964年后相继出版短篇小说集《搭桥集》《大山歌》《金鸡宴》，中篇小说集《睡屋》，《张峻近作选》（小说、散文各一集），长篇小说《擒龙图》《历史在说》，文集《文缘春秋》等。作品在省内外多次获奖，有的被译成英文、日文，介绍到国外。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曾获中国作协“文学创作六十周年纪念”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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