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也有“脱口秀”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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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认为“脱口秀”源自于西方,其实翻阅我国的古代书籍就会发现,历史人物中有很多都是“脱口秀”名嘴,他们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敏捷的思维反应能力,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们所说的经典段子也被时人记录下来,并成书刊行,著名的有《世说新语》等。而在北宋时期,曾经任职曹州知府的刘攽就是当时一位非常著名的“脱口秀”名家,他所说的段子可谓经典,又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让人笑过之后印象深刻,甚至终生不忘。
刘攽(1023~1089年),北宋著名史学家,临江新喻(今江西樟树)人。清乾隆《曹州府志》记载:“刘攽,字贡甫,新喻人,与敞同登科。神宗朝与王安石不和,以集贤校理判登闻检院户部判官,出知曹州。曹为盗区,重法不能止,攽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至则治尚宽平,盗亦衰息。”这段话非常精炼地交代了刘攽的履历、出知曹州的经过及他的才能。编撰府志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因此只记载了刘攽作为一名官员出色的为政能力,其他的如个人家庭生活、人际交往等私事是不予记载的。但刘攽作为“脱口秀”名家的事迹和他所说的“金句”,却并未因正统志书不记载就不流传了,民间许多文人编撰的书籍大量记载了他的这些故事。
刘攽和王安石同朝为官,又都是江西人,两人平时非常要好。据记载,两人是故旧之交,每相遇,会游玩交谈一整天。
王安石为了富强北宋,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在担任宰相后进行变法,出台了很多发展生产的规定,如“青苗法”“募役法”等等,因此人们说他“好言利”。当时,有人对他说:“梁山泊有八百多里的水面,如果把水放出去,都可以成为良田,其获利非常大。”王安石听了非常高兴,准备采纳,还对刘攽说:“这梁山泊的水哪个地方能容纳呢?”刘攽说:“这好办,挨着梁山泊挖一个八百里的湖就正好可以容下这些水了。”听到刘攽这样说,据记载,“荆公笑而止”。
王安石曾开玩笑拆刘攽的名字说:“刘攽不值分文。”“攽”字拆开就是“分”与“文”,这个玩笑很有意思,反驳也很有难度。但对于饱读诗书、能诗能文的刘攽来说,那就是小菜一碟。于是,刘攽也马上拿王安石的名字回敬说:“失女便成宕,无宀真是妬。下交乱真如,上颈误当宁。”这个回敬不只拿王安石的名字笔画当字谜,把安石二字上下左右拆拼,同时还讽刺王安石乖戾妒人,误国误民。据记载,王安石被刘攽如此讽刺以后,“深衔之”,也就是非常嫉恨他,就找了个理由,把他调出朝廷,到了曹州当知府。这也是《曹州府志》中记载他与王安石不和的原因之一。
不过,刘攽因为拿名字开玩笑也吃过瘪。当时朝中有个叫王觌的官员,生活俭朴。一次,刘攽见到他,就说:“汝何故见卖(你为什么要见(贱)卖)?”王觌就回敬说:“卖汝值甚分文(卖了你不值一文钱)!”贱卖还值些钱,一文不值更是严重的打击,这次,刘攽竟没想出来回敬的段子。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视文人士大夫的时代,所以才出现了诸多文人墨客,使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达到一个巅峰。刘攽虽然在曹州的任期不长,但作为“脱口秀”名家,也留下了与曹州相关的“脱口秀”段子。
苏轼和刘攽也是同朝为官,两个才高八斗的历史名人相遇,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传奇故事留下来,而且,像苏轼这样爱开玩笑的大文学家本身就是性格开朗、反应敏捷的人物,也是“脱口秀”名嘴,那么,两个“脱口秀”名嘴如同说相声一样互怼会出现什么有趣的段子呢?
苏轼曾经因“乌台诗案”被治罪,当然,这是一个冤案。在这个案件发生前,苏轼与刘攽关系也是非常要好的,苏轼有什么新作,也拿给刘攽看。刘攽见到后,会作和诗,以示尊重。这也是古代文人之间显示文学素养、进行文化交流的一个方式,本身并无过错。但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陷害后,与苏轼交往紧密、曾与苏轼和诗的刘攽也倒了大霉。朝廷追查下来,虽然没被治罪,但受连累被罚了很多银子,这也让刘攽耿耿于怀。有一次,他和苏轼相遇,忍不住又想起此事。他不好直截了当地说苏轼,就说:“我在曹州时,有盗贼到居民家中偷了一卷书,这卷书是中举的举子所写的五七言诗,盗贼拿到当铺当了钱跑了。当铺的主人非常喜欢举子的诗,每天阅读。后来,盗贼被抓住了,官府派官差来当铺拿赃物,当铺的主人就贿赂官差,把书中的诗都抄下来了,说非常喜欢这些诗,准备和诗几首。官差说:贼诗不中和(贼的诗不能和)。”刘攽用故事间接表达了自己受苏轼牵连的气愤。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可能是真的,但后面官差的话就不知真伪了。
刘攽这次见到苏轼时已进入老年,因为患有癞疾,逐渐蔓延到鼻子,鼻梁塌陷,眉毛脱落,面貌受到影响,他和人交往时很忌讳别人说他的这个缺陷。但他编排的这个人是苏轼,更不是个吃素的主,于是针尖对麦芒,苏轼也讲了一个故事。苏轼说:“有一天,孔子出门,走在路上,孔子的弟子颜回与子路看到老师迎面走来,两人急忙躲避。子路身手敏捷,一下蹦到了路边的树上躲避;而颜回身体笨拙,四周看了一下,没有躲避的地方,看到路边有个石头的塔,赶紧走过去躲在了后面。等他们都走了以后,人们认为颜回是复圣,又是孔门七十二贤人之首,复圣曾用这个石头塔躲避老师孔子,有这样一个典故,于是就把这个塔命名为‘避孔塔(鼻孔塌)’。”苏轼的这个故事明显是瞎编的,却借讲段子狠狠恶心了刘攽一把,这也是如今的“脱口秀”节目中经常使用的“谐音梗”吧。
很显然,苏轼这样才思敏捷的人肯定不会就此罢休,又来了个举一反三。在座中,他们这些文人又互相引用古人的对联来戏谑,轮到苏轼的时候,他又说:“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这是用刘邦的诗改动的,而刘攽的名字与刘邦几乎同音,这又玩了个“谐音梗”,这让在座的人都大笑不止,刘攽听了,又恼又气,但也无可奈何。
刘攽与苏轼两个人是好朋友,都是非常旷达的人,性格散漫,口无遮拦,又才气过人,好用段子来戏谑和编排人,但在品行上,两人却没有污点,在这方面,两人性格相似,所以屡遭小人排挤和陷害。两人虽有宰相之才,但没有能够担任宰相之职,实在让人为他们惋惜。
北宋时期,菏泽地区与北宋的首都汴梁(今开封)相距只有三百多里,而且,两地联系紧密,又有运粮河道相通,人们去往汴梁无论从陆路还是水路都非常方便。因此,菏泽一带的经济非常发达,加上宋代重视文人,读书的气氛浓厚。据最新考证,《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有很大可能就是成武人。因为到京城去参加科举非常方便,鲁西南一带科举进入仕途的文人名士很多。比如,籍贯在成武县苟村集镇的马默就是一个。马默进入仕途,就和刘攽有了交集。
马默这个人从小家境贫寒,他性格沉默寡言,刚直不屈,为了求学,青年时竟然敢独自一人步行四百多里路到泰山脚下的徂徕山去求学,可见他是一个性格刚忍的人,后来,他被《宋史》立传。马默与刘攽本来两个人没有什么工作上的来往,但因为刘攽好口无遮拦、侮辱大臣,因而受到马默上奏。
马默在北宋治平年间任监察御史,而刘攽喜好拿别人名字开玩笑。当时,朝中有个官员叫蔡确,是福建人,后来官至宰相。刘攽给蔡确取了个绰号叫“倒悬蛤蜊”,蛤蜊和河蚌外形差不多,在福建,人们吃蛤蜊的时候称蛤蜊为“壳(音确)菜”,两字反过来就是“蔡确”,并且刘攽还当着人家的面喊,这让蔡确非常生气,深为记恨,但刘攽就是不改。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他身体很胖,好出汗。一年夏天,王安国去上朝,天气炎热,走到地方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刘攽见到后,就说:“你这真成了(汗淋)学士了。”这之后,王安国就被人叫做“汗淋学士”了。马默知道刘攽爱开玩笑的这个缺点,就上奏了皇帝,说刘攽“玩侮无度。”也就是说他开玩笑侮辱人没有限度。马默也是好意,本可以直接和刘攽说明。但把这样的小事作为公事,一本正经地上奏皇帝,就显得有些小题大做了。这大约和马默较真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因为马默本就不是一个幽默的人。
刘攽知道了以后,就说:“既称马默,何用驴鸣?”这八个字的评语还非常工整对仗,而且当场作了一篇《马默驴鸣赋》,其中有“冀北群空,黔南技止”的话,前一句是借用韩愈的文章典故,说本朝啥样的人才都能得到使用;后一句借用唐代柳宗元的《黔之驴》讽刺马默就会打小报告,也就是“技止此耳。”连起来的意思是马默这样没别的本事、就会打小报告的人也得到使用了,是因为皇帝善用人才的缘故,其实没有大本事。而且,说马默“驴鸣”也不是简单地骂人,其背后亦有典故。《世说新语》中有一篇记载,说曹魏时期的文人王粲喜欢听驴叫,在他去世后,魏文帝去了他家,和其他人说:“王粲喜欢驴叫,我们每人学一下驴叫送别他吧!”于是,每个人都学了几声驴叫。王粲是汉代的山阳高平人,山阳就在今巨野县南的昌邑集,高平大约在成武县与济宁市金乡县的交界处,刘攽对汉代的历史掌故等非常熟悉,他的这个说法可能结合了马默这个“老乡”的典故。马默打了报告后,也没见下文,大约皇帝也认为这是个人性格,与治国没啥大关系,所以没有批复。
刘攽虽然在名气上不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但他的确是一位精于史学、能够比肩“唐宋八大家”的人。他曾帮助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担任副主编,并修订了汉史部分,对于史书中的错误,他还专门写了一部名为《东汉刊误》的书,受到皇帝的称赞。他与兄弟刘敞及侄子刘世奉一起合著了《汉书标注》,被人称为“墨庄三刘”。欧阳修曾说:“(刘攽)辞学优赡,履行修谨,记问该博”;王安石称赞他:“笔下能当万人敌,腹中尝记五车书”;曾巩说他:“广览载籍,强记洽闻,求之辈流,罕有伦此”,都给予了刘攽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