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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30年代的赞皇，广大农民群众愁苦于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地租高利贷，地瘠民贫，县小人困。1931年又遇灾荒，艰难甚于往昔。这时，军阀政府不顾百姓死活，临近年关之际，反而加征钱粮，每亩地平均加征银两二角五分，以致民怨沸腾。

　　为带领群众反抗压迫，1931年底，以傅贯一同志为书记的中共赞皇区委，在吕庄小学召开会议，决定发动农动，初步定于1932年3月7日（农历二月初一日），乘县城集日之机，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抗捐抗税斗争，史称“三•七”清愿、“三•七”暴动。

　　1932年2月8日，区委于县城“鹤仙园”茶酒馆秘密召集尹庄等三个村庄的代表，研究清愿行动计划。2月中旬，又于南羊角村召开党员大会。到会十多名党员，一致通过了区委关于“三•七”清愿的决定，起草了以清算“平民工厂”账目，取消度量衡捐为条件的清愿书；要求党员秘密串联，发动群众；对清愿的组织分工等项工作，也作了具体安排。2月23日，区委再次召开54村代表会议，研究清愿工作。会上，区委书记傅贯一讲话，指出人多势众，一定能够胜利。会后，党员又进行了分工，以村为单位进行组织，20人左右编为1个小队，百人左右编为1个中队，由党员分头领导。

　　3月7日上午，几十路清愿队伍从四面八方向县城前进，齐集于南关大广场。党员董月三进行公开动员，广场上数千人群情激奋，高喊着“打倒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反对不抗日！”的口号，浩浩荡荡向县衙进发。县长周维垣迫于压力，登上县衙鼓楼与群众谈判。他表面上答应群众提出的条件，实则虚与委蛇，只在群众清愿书上按了手印。当群众要求加盖官印时，周维垣借口拿印，一去不返。局面僵持了两个多小时，区委召集各村代表研究对策。饶羊村代表陈景怒不可遏，带头爬上县衙围墙，一部分群众随着越墙而入，打开了县衙大门。清愿群众像山洪爆发，似潮水般涌进县衙，全副武装的警察动手殴打，群众砸坏县衙的门窗板凳做武器，与之展开英勇搏斗，县长也被群众打伤。

　　这时，敌保卫团一班长因与县长堂弟周维恒有私仇，趁机开枪打死周维恒。枪声一响，敌人下令，对清愿群众予以血腥，当场击倒、砍伤十余名群众，高忠、陈景等十余人被捕。群众在混乱中撤出县衙，敌随即将城门关闭，出动大批武装警察搜捕清愿群众，当日又拘押三四百人。

　　1936年，“三•七”后被迫到外地继续革命的党员董月三同志，在景德镇烧制了“勿忘三七”瓷器一套，以示决心和纪念。

　　“三•七”清愿后，县衙急请元氏县保卫团来县保驾，半个月不敢开西、南两个城门（参加清愿的多数是城南乡的群众）。河北省长王树常在《河北政报》上惊呼：“赞皇县小难训”。为缓和群众高昂的斗争情绪，不得不将周维垣调离赞皇。周离县时群众于城东门外烧纸焚香，以送“瘟神”。

　　随后，河北省政府下令通缉傅贯一、董月三、张适如及其他8名党员群众，并把赞皇划为“赤区”，扬言要调重兵血洗赞皇。笼罩全县，迫于形势，傅贯一离县赴中共直中特委汇报工作，被留任为特委秘书长。高忠同志英勇牺牲。党员董月三、张适如、傅晓昙、胡贡九等先后离县出走外地，党的活动暂时，消沉下去。

　　尽管这次农动在敌人的残酷下失败了，但是它显示了赞皇党组织的威望和农民革命的强大威力，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对赞皇党的长远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开启了中国领导赞皇农动的新篇章。

　　原标题：《【历史丰碑、红色记忆——赞皇县百年人物事迹】老区赞皇党史故事（二）勿忘“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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