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会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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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河北省会是依托交通兴起的城市石家庄。但是在很多老河北眼中,这座省会城市似乎并不特别让人满意:石家庄偏西南,对北边张家口、唐山、秦皇岛等地影响力有限;历史和名声又远不如保定一般煊赫;拼历史底蕴,三千年古城邯郸更是难以相比。可偏偏就是这样一座位置较偏、历史短暂、城市规模还小的城市最终执河北牛耳,成为了省会。在历史上,扮演过省会角色的河北城市众多,每一次搬迁的背后都有着深远的经济政治思考。河北的省会变迁史,就是一部河北近代史。今天的文章,就带你走近省会四处游移的河北省。
自从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河北就成为了拱卫京城的重要地区。明朝将河北地方称为北直隶,意为直接隶属中央管理,是保卫王朝中枢的最关键一道防线,也是保证中央政府用度开支的经济自留地。
如果把河北作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单位看待,则其历史始于清代。清朝初年,原来的北直隶地方开始不归中央直属,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地方省份,但仍然保留了“直隶”的名称。
不过因为涉及京畿重地,这里的行政划分一直都不太明确,最多的时候有四名巡抚同时出现,治所相当混乱。真正意义上的河北省会比河北这个概念更晚出现了十多年。
清顺治十六年(1659 年),正式设立直隶省,巡抚驻大名府(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因此大名是河北历史上的第一个省会。
但翻开河北地图你会发现,邯郸下属的大名县地处边缘,不仅跟河北东北部的城市没有联系,和京城的联系也并不方便,因此注定不会是长久之计。最早确定此处为省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重新利用此前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在大名府留下的办公场所。
果然,雍正朝开始,由于大名府位置不好,清政府开始考虑新的省会地址。保定地处河北中心,又和北京接壤,且经济发达,成为了首选。
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改设保定为直隶省会,开启了保定作为正统省会的历史,也是保定人对自己城市历史自信的来源。
和华北诸城相比。保定是离北京最近的重要城市了。保定境内的土地有一半是平原,这在农业时代是莫大的优势。粮食耕种、交通运输、城市拓展都需要平原提供的土地保障。但是农业城市在进入近代之后,往往会遇到发展的瓶颈。
由于没有出海口的控制权,保定在晚清被迫开关之后迅速丧失了优势。尽管省府仍然保留在保定,但从鸦片战争之后,直隶总督就必须经常到天津口岸去照顾涉外事宜。渐渐地,天津在不封港的春夏季节就成为了事实上的直隶省府所在。天津作为河北省会的历史就此开启。
如果需要一个海港,河北-直隶的选择实在不多,秦皇岛的港口条件更好,但却相对偏远。随着外国势力从沿海逐渐登陆,以及中国政府对海洋权益的逐渐重视,天津的重要性很快就超过了保定。八国联军首先在天津设立了“都统衙门”,作为殖民统治直隶的核心。这个机构后来被袁世凯继承,天津在事实上成为了唯一的河北省会。直到民国早年,天津都一直是直隶省会。
如果说直隶的首要任务是拱卫京师,那么在列强从海上侵略的时代,省会转移到天津便很合理了。当然,首先要拒敌于渤海之外
截止到清朝灭亡,河北,也就是当时的直隶省,省会已经迁了三次。谁也猜不到,更波折的省会变迁故事还在后边。
1928 年 6 月 20 日,南京国民政府按照唐代河北道的名称,将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又以冀州之地简称其为“冀”。北平、天津设为特别市,直接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听命于国务院。这让已经习惯了天津作为省会的河北人民感到很迷惑。
很快政令又到,“北平、天津已分设特市府,河北省政府决设保定”。要求河北省政府尽快搬迁。保定在中国进入海洋时代后的几十年里,不断衰落,此时已经“房屋年久失修,设备不全”,确实不具备担负省会重担的功能。
把河北省会强行迁回保定,是蒋介石的一招釜底抽薪,试图把天津的控制权从阎锡山手中夺走。双方当然要多次扯皮,最终还是阎锡山占了上风,仍然把省会保留在了天津。
但近代的天津是一个是非之地,政客们一受到攻击就通电下野,躲进天津伺机待发。天津卫成了老干部局,驻扎在天津的河北省政府也不好办事,经常受到各位大佬的请托和指点。
无奈之下,河北省政府又要迁移,这一次他们听取了中间人白崇禧的建议,迁到了北平。所以北京严格意义上也有过作为河北临时省会的历史。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控制北方的冯、阎、桂联军很快横扫了北平,驱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办事机关,自立门户。阎锡山更是在北平自立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北平又成为了“首都”,和南京激烈对峙。
这一时期的河北大乱,南京国民政府和北平政府互相争夺控制权,行政运转不灵。直到张学良出手相助,才帮助南京政府控制了局面。但此时的北平局面已经无法收拾,要控制河北,就必须把省府迁回天津。于是天津又从特别市降格为省辖市,作为河北省会。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日寇借天津亲日分子被杀的所谓“河北事件”,在省政府门口演习骚扰,导致天津的河北省政府又不能正常运转。其实日方就是想借机挤走中国政府,独占天津港的控制权,为以后进一步入侵做好运输上的准备。无奈之下,当时的天津省府又只能迁到保定暂避风头。
但即使如此也仍然不能长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迅速进关侵占华北。国民河北省政府被迫迁离自己的省份,变成了一个流亡地方政府,先后在大名、洛阳、郿县(陕西)等地办公,居无定所。
省会的来回变迁,给河北省的行政和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政令不知其所出,全省的控制龙头朝令夕改,在政军商各方面都多有不便,资源调度几乎失灵。加之河北本来就容易被特别市北平(北京)吸收资源,更让河北不复具有曾经身为“直隶”的光辉。
从经济角度来说,天津是最优的选择,不仅位置靠中间,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在海洋时代是最优选。但是正因为天津的经济地位重要,它变成了各方争夺的焦点。在民国军阀混战、抗战一触即发的年代里,发达的天津并不能长久保持一个稳定的省府状态。
从历史和腹地深度而言,保定的地位更优。在天津成为抢手香饽饽,还经常被列为特别市的时候,保定也往往成为备选方案。继承了自清朝以来的省会正统性,保定的省内凝聚力也确实强劲。
不过两座城市最终都没有成为河北的省会,悄悄崛起的却是位于西南一隅的石家庄。
抗战之后,国民河北省政府又经过了几次搬迁,暂时落脚在保定,留下了部分办公机关和档案材料。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时,1949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在保定组建河北省委省政府。在华北局的安排下,保定成为了河北在新中国时期的第一个省会。
1958年,如火如荼,尚未成为直辖市的天津又进入了河北领导班子的视野。在那个大干快上的年代,当时保定平稳的发展路线满足不了人们的预期,把省会迁到更有活力和野心的城市,是一种政治正确。于是只用了一年工夫,刚刚稳定下来的河北省委省政府又迁到了天津。
好景不长,到了1966年的时候因为当时国际形势变化,中央和河北省委都担心天津过于靠海的地理位置很可能成为美俄的第一打击对象,于是河北把省会又从沿海的天津转移到了保定,并且把很多机关单位安排在了新城、定兴、定县等郊县以分散风险。随着次年天津直辖,保定作为省会的局面似乎已经最终敲定了。
在新中国初期强调工业发展的背景下,保定其实并不是一个很让人满意的省会。保定的农业用地多,工业设施密度不够,而且在清末民初的近代化过程中保定的铁路并没有得到什么发展。
这和保定重要的政治地位有关系。当政者往往担心过于发达的铁路会让敌军运兵过快,届时直捣黄龙场面就难以收场了。
此时河北的陆上交通中心是保定西南侧的小城石家庄。纵向上,京汉线是中国南北运输的大动脉,经过石家庄;横向上,以石家庄为起点发出的两条铁路线直达太原和德州,是重要的煤矿通道。
位于纵横交叉点上的石家庄不仅交通运输业发达,也因为廉价的矿产资源而有了不错的工业基础。石家庄的铁路公路还能通往太行山,便于疏散和隐蔽,在那个备战备荒的特殊年代有特殊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1968年随着爆发,刚刚迁回保定的省委省政府遇到了造反派的挑战,已经彻底丧失了办公能力。石家庄人口较少,且大多是工人,非常配合搬迁工作。于是当年年初,经中央批准的河北省革委会在石家庄成立,石家庄正式成为河北省新省会。
河北省会问题当然不会到此结束,更具历史的保定后来的几年里还有过争夺省会的机会。到了1971年,周恩来总理于当年3月批示河北省政府,要求省会就定在石家庄,以后不要再议搬迁的问题。至此河北省省会的变迁算是告了一个段落,而保定则降格成为了连接石家庄和首都之间的走廊。可在保定,人们对省府回迁的呼声至今未熄。对石家庄的质疑,主要是出在对其位置偏僻、历史不久、文化感召力不够上。在这些方面确实无论是保定还是天津都具有更多优势。但石家庄作为中央确认的法定省会,其地位已经没有去动摇的必要了。
经过将近50年的发展,作为省会的石家庄已经不是当年那座只有铁路和工业的小城,而是一座拥有政治和经济优势的城市了。这时候再把历史旧账翻出来讨论搬迁的问题,只会增加该市和全省人民的烦恼。
细细数来,河北省会从晚清之后经历了将近20次搬迁,说是中国最能折腾的省会也不足为过。其中有地缘原因,有军事原因,但是这么多次数的变迁对河北省的发展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毕竟一个安稳的政治环境,才是经济进步的基石。不管怎样,希望河北省的明天更美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