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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的历史足迹

2023-04-19 14:09分类: 河北历史 阅读:

  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2004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百年诞辰。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在河北的丰功伟绩,作为纪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随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自陕北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日,任命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到职后,他和在指挥作战的同时,始终把党中央和提出的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根据地作为头等大事来抓。1938年2月4日至6日,到任不久,就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主持召开了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并部署开创晋冀豫根据地的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根据地创建中的武装、政权、党群等重大问题。会后,根据、、的命令,一二九师组织多支游击队,分赴敌后,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地方抗日政权,迅速扭转了许多地方的混乱局面。还与北方局驻晋冀豫区代表彭真、朱瑞等人,帮助、指导冀豫晋省委恢复和建立地方党组织,分别建立了中共冀晋边特委、冀豫边特委、晋东南特委、晋豫特委和太岳特委,到1938年6月,晋冀豫地区党员即由当年2月的千余人发展到1万人,大大加强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奠定了创建根据地的组织基础。

  一二九师在创建晋冀豫根据地的过程中,遭到日本侵略军的频繁围攻。为了确保创建根据地斗争的顺利进行,为了有力地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钳制向晋东南进攻的日军,一二九师奉八路军总部之命向正太路出击。1938年2月21日,井陉长生口一战,一举歼敌130余人。尔后回师晋东南,先后取得潞城神头岭、涉县响堂铺伏击战歼敌近2000人的伟大胜利。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是抗战初期华北敌后广为人知的八路军三战三捷,在晋冀豫根据地创建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1938年4月21日,、张闻天、致电、、等,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广大平原地区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应立即在河北等地“普遍发展游击战争”。为了进一步执行党中央和关于向东发展的方略,和、当即召开会议,研究并决定将一二九师领导机构一分为三,编为前、后、东进三个梯队,分别由和、倪志亮、领导。根据这一决定,、率一二九师师部于1938年5月5日进驻邢台县小道沟村,指导冀西特别是冀南根据地的开辟建设工作中。

  随着冀南根据地的不断扩展,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收编改编的游杂武装如何整顿,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需尽快建立等等。为了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于1938年7月5日由冀西到达南宫。到南宫后,听取了先期进驻南宫开辟冀南根据地的副师长、东进纵队政委和司令员陈再道的汇报,详细了解了冀南根据地的开辟情况。根据当地抗日斗争形势和任务,和冀南的主要领导人共同研究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冀南人民抗日政府的方案。随后,在的指导下,冀南根据地开始了党政军民各级领导机构的建立健全和充实调整工作。

  为了加强对冀南地区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和部队的各项建设,为了充实主力兵团和分区基干武装,并针对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与八路军争夺冀南根据地的阴谋,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于7月28日亲自领导了冀南地区抗日武装的整编工作。整编中,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在大多数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对暂时还没有条件建立党支部的连队,都配有党员,从而大大加强了党在各部队的地位和作用。

  为了更好地适应冀南抗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亟需建立一个能够实施统一领导的行政机构。8月14日,在指导下,在南宫县城召开了冀南各县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撤销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委会,成立以杨秀峰为主任、为副主任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统一领导冀南的行政工作。主任公署建立后,按照冀南人民的意愿,随即发布了八大施政纲领和公平负担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令。接着成立和健全了各县民主政权,任命一批员担任各县的抗日县长。同时,还相继建立健全了冀南地区各级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等群众团体。至此,以南宫为中心,西起平汉铁路,东抵津浦铁路,北至沧石公路,南跨漳河的冀南根据地基本形成,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下设的5个专署、51个县的行政工作和群团工作逐步走上了轨道。

  1939年1月,日军出动了3万余人的兵力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企图一举摧毁根据地。面对严峻的局势,、决定以袭击和消耗敌人的策略,限敌于少数据点之内,控制广大农村,寻机歼敌。1月21日,、、电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到师部,共商歼敌人之计,在威县城南香城固附近的沙河故道,设下口袋阵。2月10日,派出部队攻打威县县城,然后佯装败退,诱使日军出城追击,陷入伏击阵地,然后聚歼。这一仗全歼日军安田中队和四十联队补充大队250余人,烧毁汽车8辆,其它缴获甚多。香城固战斗给骄狂的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在此前后,八路军在冀南机动作战百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基本上粉碎了日军企图控制冀南平原的计划。

  1939年3月7日,、对冀南地区的各项工作部署和安排停当后,率师部返回太行山。回太行不久,在《解放周刊》(第71期)上,发表了《艰苦奋斗中的冀南》,详细分析了冀南地区抗日斗争的形势,全面总结了一年多来冀南军民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并对今后如何巩固和发展冀南根据地作了详细的论述。

  作为卓越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在领导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伟大革命斗争中,非常重视抗日政权的建设,为建立根据地统一的抗日政权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北方局于1940年4月在山西黎城县召开了会议,重点讨论了根据地建设的统一与政权问题,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身为北方局委员、太北军政委员会书记的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建立晋冀豫边区政府,把冀南、晋冀豫等根据地统一起来的主张。会议接受了他的提议,决定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逐步筹建边区政府。经过紧张筹备,冀太联办于是年8月1日在涉县东辽城正式成立,杨秀峰任主任,、戎子和任副主任。冀太联办辖冀南、太行、太岳和冀鲁豫4区,下辖15个专区,115个县。随后实行了普选,建立了区、乡等基层政权。冀太联办的成立,是使根据地由分散走向统一的决定性的一步,“在统一本战略区强化根据地建设上,特别在对敌斗争上,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

  1941年3月,在涉县靳家会召开的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根据北方局的决定,提议以“三三制”原则选举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为晋冀豫边区最高权力机关,并建议于7月7日召集第一次会议,这次行政会议一致通过了的提议。为了进一步阐明“三三制”是建设根据地的一项基本政策,于4月在《党的生活》(第35期)上发表了题为《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文章,提出了诸如“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党对政权是采取指导与监督政策”、“党团的运用”、“政府机关支部的工作”、“加强民主教育”等一系列具有独到见解的政权建设思想,对即将建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百团大战”以后,日军加紧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封锁、“扫荡”、“蚕食”,推行“总力战”和“囚笼政策”。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日军接连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通过“治安强化运动”,日军把巩固占领区、控制游击区、“蚕食”根据地的边沿区和摧毁根据地的腹心区结合起来,并依托铁路和大中城市,对太行根据地形成辐射状的封锁、分割、包围。1940年冬至1941年初,顽固派又掀起了第二次高潮,并配合游杂武装对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夹击之势,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太行根据地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到1942年上半年,这种困难达到了顶点,地域和人口缩小了1/3以上,根据地面临严峻的考验。

  在太行根据地这一最危险最困难时期,镇定自若,亲自调查研究,反复分析对敌斗争形势,于1941年4月28日在《党的生活》上发表了《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分析了太行区困难局面形成的原因,批评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政治上的麻木,提出了克服困难的方针和办法。同时指出,必须克服右倾情绪,反对麻木不仁和张皇失措,要团结一致,正视困难,面向敌人,面向交通线,展开顽强的对敌斗争,反对关起门来建设的倾向。文章发表后,太行“全区党政军民等都有了新的斗争武器”,从而加强了地方武装、人民武装建设,加强了对敌斗争。到1941年底,太行全区民兵由年初的不足3万人发展到5.6万多人,民主选举了县、区、村各级武委会机构,全年民兵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881次,摧毁“维持会”112个,破坏铁路、公路900多公里,封锁沟221公里。同时加强敌占区和接敌区工作,开展连续不断的政治攻势,派遣武装宣传队(1942年发展为武装工作队,简称敌后武工队)深入敌后,向人民宣传日军必败和中国必胜的道理,揭露敌人“治安强化运动”的阴谋,教育和团结敌占区人民,争取和瓦解日伪军和伪组织,坚定敌占区人民的胜利信心,引导他们同敌人进行斗争。

  在反封锁、反“蚕食”斗争中,一二九师创造性地采用的武装宣传队这一斗争形式,对于打破和制止敌之“蚕食”,有效地开展敌占区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肯定了这一斗争形式,并发出命令,在华北各根据地予以推广。实践证明,派遣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有利于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有利于从军事、政治和思想文化诸方面开展对敌斗争,对于打破敌之“蚕食”、封锁和“治安强化运动”,扭转根据地的困难局面,恢复和扩大根据地,开创新局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敌后根据地斗争形势的恶化,根据地严重退缩,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在长期战争中肩负着极为繁重的对敌斗争和生产建设任务。在一定时期和情况下形成的庞大组织机构,越来越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着的敌后作战的复杂环境。为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中共中央于1941年12月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和、杨秀峰雷厉风行,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把精兵简政作为晋冀鲁豫边区1942年度的中心任务之一。

  在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下达之前,和即从“百团大战”后部队因大量减员出现的机关庞大、连队编制不满的实际出发,对一二九师进行了精简整编,把师后勤部门合并到八路军前方总部后勤部。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传来后,1942年1月7日,、即召开了有师直属队、新一旅、三八五旅干部参加的精兵简政动员大会。紧接着,又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参加的“精兵主义”讨论大会,会议制定了一二九师及所属太行、太岳、冀南等战略区精兵简政的要点。

  l月25日,亲赴太行六分区,具体指导精兵简政工作。在、等切实有力的领导下,一二九师及各军区严格按照精兵简政要点进行精简,合并了一些性质相近的部门,合并了一些伙食单位,从机关抽调一批年轻力壮的战士,补充到连队。仅此一项,半年即节省粮食10万斤,经费28万余元。

  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有效地解决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成绩显着,受到了的表扬:“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杨秀峰等晋冀鲁豫边区领导人,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不因为受到的表扬而止步。根据边区实际情况,1943年继续实行精简。1943年三四月间,将一二九师所属三八五旅、新一旅分别与太行三、四、五、六军分区合并,所属各团划为分区基干团。各分区、地委以上机关进一步进行了精简、合并。10月,在领导下,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进行了领导体制的重大改革,将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师部合并,保留一二九师番号;太行中央分局与北方局合并,太行分局撤销。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区直属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代理北方局书记。在晋冀鲁豫边区4个战略区中,太行区在、、杨秀峰具体领导下,精简尤为彻底。1944年4月5日,在批示《太行区三次简政总结》时指出:“此件很有用,请交党务研究室修改文字,送《解放日报》发表,并予广播。”太行区精兵简政的经验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产生了良好影响。

  经过多次精简,晋冀鲁豫边区的军队和政府的脱产人员,只占当地居民人数的3%以下,符合党中央提出的“根据地全部脱离生产人员不能超过当地居民3%的决定”。精简后,全区的战斗机构适应了敌后斗争的艰苦、复杂的环境,取得了1942年“九·二七”反“扫荡”、1943年5月反“扫荡”、反“蚕食”等一系列斗争的胜利。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有了明显起色,为坚持长期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2年至1943年,抗日根据地遭到了百年未遇的旱灾、蝗灾和水灾,侵华日军趁火打劫,对根据地频繁“扫荡”,同时进行残酷的经济封锁,根据地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

  作为边区主要领导人,在从事党务工作和军队工作的同时,还以极大的精力领导根据地的经济斗争和经济建设,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来许多精辟论述,对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42年9月,中共中央为扭转困难局面,决定实行一元化领导,成立中共太行分局,为书记,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三个战略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太行分局成立后,立即领导开展以粮食为主的大规模对敌贸易斗争。利用当时粮价东贵西贱的特点,从西部敌占区购买3150万斤粮食运到根据地,有效地缓解了当时供不应求的困难。

  1943年1月25日至2月20日,中共太行分局在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主持。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提出的具体任务是:在根据地必须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普遍性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战胜灾荒,保证军需民食,打下自给自足的基础。温村会议是边区全面建设的里程碑,是经济建设的新起点。温村会议之后,各级政府遵照的指示,“正确掌握根据地建设的规律”,“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全区党政军民总动员,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空前规模的大生产运动在边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从1942年夏到1943年春,边区的许多地区发生了旱灾,有的地方是旱灾、水灾、蝗灾接连发生,受灾面积差不多包括整个冀南区和太行区。冀南地区干旱持续近八个月,使884万亩耕地不能下种。9月初,连续7天的大雨又使滏阳河、卫河两岸皆成泽国,日军掘开运河、漳河、滏阳河,使河水泛滥,波及冀南30多个县。大批蝗虫经林县向北铺天盖地而来,最大的蝗群有方圆几十里,它们一落地就把庄稼吞食得一干二净。有的地区同时又遭到雹灾。

  如何帮助数以百万计的灾民渡过难关?开始,边区党和政府千方百计调剂粮食,向灾民发放救济粮。但这种消极赈济的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43年6月,太行分局召开会议,强调党必须加强对生产工作的领导。在救灾中要把生产作为中心环节,尤其要加紧农业生产。7月2日,又发表了《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为克服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指明了方向。随后,边区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开展了生产渡荒的伟大斗争。在党和各级抗日政府的有力领导下,实行“以工代赈”的形式,组织灾民从事运输、纺织、熬盐、兴修水利等生产性劳动。1943年边区政府直接组织灾民开挖的水渠达到14条,增加水浇地万余亩。太行区参加纺织的妇女达20万人,挣得报酬小米340万斤。通过群众性生产渡荒,既帮助灾民渡过了难关,又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发展。

  1943年9月21日,亲自主持了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他在会上作了《努力生产,渡过难关,迎接胜利》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

  1944年4月1日,在的大力支持下,公布了著名的《滕杨方案》(即滕代远、杨立三制定的《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这个方案以和李富春提出的“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原则,批判“一切归公”、“反对私有”的错误观点;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本人就有权享受,生产越多,所得也就越多;提倡节约,奖励节约;提倡私人积蓄。方案规定了参加集体生产和节约所得以“八二分红”(公八私二)的分配原则,业余手工业生产70%归己。个人采集野菜、饲养鸡兔蚕蜂“全归自得”。《滕杨方案》的公布,把太行山的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大生产带来的丰硕成果,不但克服了根据地因敌人的封锁围困、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萧条,帮助群众渡过了灾荒,而且使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得到了一定提高,部队生活改善,许多干部战士还有了数目可观的存款。边区军民生产运动的伟大成就,不仅使军民战胜了极为严重的物资困难,而且在经济实力方面为反击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一面同进行和平谈判,一面调动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以割裂华北解放区,抢占平津,夺取东北为目标,调动了大量军队。到10月16日,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第三、第十六两个军经同蒲路、正太路已开抵石家庄;沿津浦路北犯的先头部队一个军已进占济南;傅作义部已迫近张家口;十一战区孙连仲的三十军、四十军及新八军共四万多人在其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领下,从新乡沿平汉路北犯,其后续部队四个军正向新乡开进。这四路进攻的敌人中,平汉线这一路是主力。它企图占领战略要点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邯郸,打通战略要线平汉路的安阳、石家庄段。

  中共中央、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必须集中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并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委的与军区司令员,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对敌情作了全面精细的分析,决定采取猫抓老鼠盘软了再吃的战法,在敌精力尚足,我后续部队未到之前,暂不与敌决战。引诱骄狂之敌进入滏阳河河套的沙漠地带加以围困,然后以小部队机动作战,达到消耗其实力的目的,最后用合围钳形攻势的战法歼灭敌人。

  和不仅注重在军事上打击敌人,而且注重从政治上分化瓦解敌人。为此,还设立了专门机构,选派得力干部做这方面工作,有时亲自处理重要问题。在得知高树勋多年来受到蒋介石集团排挤、歧视,他的政治态度有所转变时,多次指示地下党员王定南做好高树勋的工作,要把党的工作组建立起来,并亲自安排了申伯纯、靖任秋等人协助王定南工作。随后又派人到新乡附近建立联络站同高联系。经过反复细致的争取工作,高树勋终于在10月28日总攻发起后的第二天决定起义。

  高树勋率新八军和河北民军起义,加剧了敌人的动摇和混乱。31日晨,马法五率残部突围受阻。在三个纵队、三个军区部队及10万民兵的分路打击下,马法五被俘,两个军全军覆没。这次战役迟滞了蒋介石深入华北和东北的计划,实现了战前提出的“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胜利”的要求,对争取国内和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次战役的胜利,在军事上也促成了晋冀鲁豫部队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性转变,形成一支能够打大规模运动战的野战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和的英明领导和指挥下,人不卸甲马不卸鞍,连续进行了上党和平汉两大战役,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歼灭军5万余人,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击破敌人的内战阴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7年6月,为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与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从此离开了河北这片热土。但他仍十分挂念老区人民,怀念留在老区的战友。1949年1月,他为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题词:“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是无数先烈用自己的鲜血换得的。追念我们的先烈,不但要我们珍贵这个事业,巩固这个胜利,更重要的是发扬他们艰苦卓绝、英勇奋斗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继承他们的遗志,为达成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彻底地解放而奋斗!”

  1952年8月以后,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虽日理万机,公务繁忙,但他的心里一如既往地装着河北人民。他在百忙之中又多次挤出时间到河北来视察,对于河北的建设和发展给予亲切的指导。

  1954年春,视察永定河上游的大型水利工程——张家口官厅水库建设;1958年,在农业生产“”中,一些地方搞“高产卫星田”,许多领导同志对此心存疑虑。9月、10月,先后到霸州市胜芳镇煎茶铺公社“水稻卫星田”、文安县和石家庄市留营、桥东区红旗公社的幼儿园、食堂,石家庄车辆厂家属办的铸铁厂、华北制药厂生产线、石家庄钢厂、勘探机械厂等处视察。

  1973年10月22日,当时任副总理的在陪同加拿大总理到广州访问结束后,路过邯郸到老区视察。他认真听取了邯郸发展钢铁工业的汇报,并高兴地说:“邯郸是个好地方,我也非常怀念这个地方。这里有煤有铁有水有电,西部地下资源多,东部平原又盛产棉粮,条件非常好,比起西德著名的鲁尔工业区的自然条件也不差,可以像鲁尔工业区那样,搞个大型的邯邢钢铁生产基地。”说到这里,他用手指了指省委书记说:“你们省里可以拿出个详细计划,直接报国务院审批,我支持你们!”

  1977年,从来他家探望的老区群众口中得知,涉县山区有的地方群众吃水还很困难。过后,很快向省委书记当面交代,一定要下力气抓好这件关系群众生产生活的大事。后来,省里很快拨了100万元给涉县解决水的问题。

  1976年,唐山遭受了强烈地震的破坏,整座城市几乎夷为平地,人员伤亡十分严重。正处在逆境中的闻讯后心情十分沉痛。 1978年9月19日,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在访朝归国途中,尽管很忙,还专门到唐山下车,看一看唐山震后的建设。他不顾75岁高龄和旅途的劳累,视察了开滦煤矿、唐山矿、唐山钢厂、唐山老市区和住宅小区工地,并听了唐山建设规划汇报。他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和深入细致、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使在场的人无不深受感动。

  在开滦矿,矿党委书记汇报了地震灾害和恢复生产的情况。在汇报中,不断提出一些问题。当听说住宅仅恢复建设17.9%时,关怀地说:“去年冬天就是勉强过来了,今年冬天呢?你们组织建设的时侯,要设计好了,速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快一点?”当汇报到完成年产2250万吨煤生产任务很艰巨时,问:“机器有进口的吗?”回答说有8套进口液压采煤机。又问:“我们自己造的有没有?”开滦矿书记回答:“我们这里有一套正在组装,还没有投入生产。”说:“今后主要靠我们国家自己制造。引进的机器需要集中使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便于掌握技术,便于管理。”在唐山矿新风井,看了工人们自行设计研制的支架拆装机,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并不住地点头赞许:“好,好!”在住宅小区工地,一再叮嘱:“你们这里有地震,房子要搞好一点,使用面积要大一点,要住着舒服。”

  视察唐山,极大地鼓舞了唐山人民,视察期间的重要指示在山的规划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端庄秀丽的山凝集着他的心血。

  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更加关注发展这个主题。

  秦皇岛港是我国北方的大港,全国最大的能源中转港。它的发展不仅关系到秦皇岛的建设步伐,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能源出口和南方几个省市的能源保障。1983年7月31日,在人们的簇拥下,登悬梯走上秦皇岛港的引水2号船甲板平台,乘风破浪沿港区航线视察。他视察完煤码头、油码头后,又乘车来到新煤区。看着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和气势壮观的工程景象,他兴奋地说:“随着煤一期、煤二期工程的竣工投产,秦港的面貌一定不同了!”当港务局的领导人说,到那时,全港的吞吐能力将由现在全国第三位上升到全国第二位时,说:“你们的贡献对全国的建设关系重大啊!”话语中饱含肯定和重托。

  在秦皇岛港视察一个小时40分钟,没有丝毫倦意。在返回之前,他又关心地询问了港务局领导班子的一些情况。言语中充满了信任和期望。

  对秦皇岛的关心,极大地鼓舞了河北人民,成为全省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巨大动力。1984年5月,在的倡导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包括秦皇岛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河北省以此为契机,以秦皇岛为窗口,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快。

  和他的战友们眷恋河北这块热土,怀念战斗的岁月,重视对革命光荣历史的宣传。

  涉县赤岸村,是一二九师司令部驻扎时间较长的地方,、、李达、黄镇、王新亭、袁子钦等将领逝世后,部分骨灰安放在赤岸村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附近的庙坡山上,涉县人民将庙坡山改名为将军岭。出于对老区人民深厚的感情和对战友的怀念,1990年10月,饱含深情地题写了“将军岭”和“元帅纪念亭”。如今,这里已经开辟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西柏坡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1984年3月25日,在会见一位外国政府首脑时曾谈到个人的经历。他说:“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这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当西柏坡纪念馆请求他题写馆名时,他欣然答应,并在日理万机、公务繁忙中很快题写了馆名。

  1988年5月,为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刊物《党史博采》题写了刊名,这在全国省级党史刊物中是绝无仅有的。体现了对河北人民的深厚感情,对党史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斯人已逝,功勋长存。在河北这方热土上留下的不朽业绩,与山河共在,与日月同辉。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定的信念,足智多谋、英勇果敢的雄才大略,坚韧不拔、知难而进的开拓精神,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是他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以胡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把握大局,再接再厉,同心同德,开拓前进,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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