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马相伯、马建忠兄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对传奇人物，他们出身于天主教家庭，曾代表清廷出使朝鲜，除杰出的外交才能外，他们都有极深的语言学造诣。马建忠是晚清商界的风云人物，在他退而著述时，写出了中国现代语法的奠基之作《马氏文通》。马相伯则是复旦大学创办者，之后他又和英敛之在北京创立辅仁大学。

　　章太炎列举清末“西学”人物，曾以“严（复）、马（相伯）、辜（鸿铭）、伍（廷芳）”并称，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率众弟子求教于他。史家称，马建忠是最早承认“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兽，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与中国人平等相处”，而抛弃了“中国中心主义”的士大夫之一，也是洋务运动时期重要的外事专家，与恭亲王、李鸿章等相比，是“次要的改革派”之一。

　　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出生在江苏镇江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五年后，他的弟弟马建忠也在这里呱呱落地。由于他们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1851年，11岁的马相伯只身来到上海，进入了刚刚由法国耶稣会创办的徐汇公学学习。三年后，马家全家迁到上海，八岁的弟弟马建忠也进入了徐汇公学。马相伯在入学前，已经读完了“四书”“五经”，具备了一定的旧学基础。进入徐汇公学后，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神学及西文学习中去。在各种课程中，马相伯最感兴趣的是数学。

　　在上海的时候，马建忠与自己的兄弟开始在中西学并重的天主教耶稣会徐汇公学就读，在开始学习法文、拉丁文，还有其他西方知识的同时，仍然在未未来的科举之路做准备。

　　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攻占北京，皇家园林圆明园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这件事深深的影响了马建忠，他开始对科举入仕产生了怀疑。对那些“绝口不谈海外事”的士大夫非常不满，后来他决定彻底放弃科举之路，转而开始专攻洋务，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知识，才能救中国。“决然舍其所学，而学所谓洋务者。”

　　马建忠开始搜集各类西方学著作，并且如痴如醉，快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他光是在语言方面，就已经接触了法文、拉丁文、英文、希腊文等外语。经过不断的努力，马建忠最终成长为一名“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中西学兼通的新式人才。而他在语言方面的成就，成为他日后出使，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的重要基础。

　　1870年5月，马相伯通过了传统的耶稣会adgradum神学和哲学考试，这表明他已经完成了耶稣会最高层次的教育，并由此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不久他就在徐汇公学协助传教并兼任督导。马相伯在教学时，一方面注意教理的教育，另一方面又非常注意有关中国经史子集内容的讲习。这种教育取向引起教会方面的不满，认为其结果只能使学生变成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即儒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

　　教会随后便把马相伯调到徐家汇修道院，让他专门研究天文学。当时徐家汇天文台仅有一座平房，平房的屋顶平台上有一架简单测验风向风速的风车偶尔在转，用于观测天文的主要仪器是利玛窦时代留下来的一架旧机器，另外再加上几支寒暑表，一两支气压表，以及南格禄神父带来的仪器。

　　用这些设备开展天文研究，无疑是极其困难的。马相伯到了这里后，不得不转向数学研究。 就在马相伯获神学博士学位的那年，血气方刚的马建忠受不了洋修士的污辱，愤而离开了耶稣会，投身于李鸿章幕下。而此时的马相伯也感觉到了教会对他的不信任。对马相伯所从事的数学研究，教会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冷淡。他以在徐汇公学及神学院的积年研究所得，撰写了一百余卷数学著作，教会一概将其束之高阁。

　　按照会规，他还必须进行传教实习。耶稣会指派给他的实习地点是苏北徐州，他将在那里管理一所小镇教堂。就在他到小镇教堂的第二年，徐州发生了一场特大水灾，许多教友被迫离开家乡逃难。面对这一情况，马相伯向他的哥哥——身为淮军粮台的马建勋求救。马建勋答应了弟弟的要求，拿出二千两白银用于救济灾民。徐州的难民对马相伯十分感激。不料此事被上海的法国耶稣会知道后，他们认为马相伯未经教会同意擅自使用银两是犯了教规，决定将他禁闭于上海耶稣会“省过”。1876年，马相伯收到哥哥马建勋来信，说已为他在山东布政使余紫垣那里谋了一份帮助办洋务的差事，这使他终于下了决心：脱离教会！

　　同治九年，受二哥马建勋推荐，马建功入李鸿章幕府，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后来因为他在语言方面的成就以及对西方文化的熟悉，受到李鸿章重视。光绪二年，他以郎中资格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学习国际法。后来考取公费留学法国，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生涯。开始研究西方文字，为日后编撰语法大全做准备。

　　光绪三年，他通过了巴黎考试院的文科和理科考试，成为第一个取得法国高中会考毕业证书的中国人。光绪六年，马建忠回国，继续在李鸿章麾下督办洋务，后因为丰富的学识和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成为李鸿章的外交顾问。马建忠人生的大部分阶段都是以李鸿章重要幕僚的身份存在的，当初李鸿章前往日本，商讨议和事宜，包括签订《马关条约》，马建忠都跟随左右。虽然有一段时间，他因病归上海休养，潜心著书，仍然是李鸿章之心腹。

　　马建忠在李鸿章幕下襄办洋务期间，参与处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马嘉理案”。1874年英国为侵入我国云南，从缅甸派遣近二百人的“探路队”潜入云南边境。英国驻华使馆为配合入侵行动，特委派翻译官马嘉理接应。马嘉理一行在云南蛮允附近遭到当地百姓的狙击，其本人被击毙，“探路队”被逐回缅甸。英政府借机对清政府大肆要挟。在烟台进行的谈判中，马建忠、薛福成等作为李鸿章谈判的智囊随行。

　　由于在此之前，马建忠已将中外情势及交涉之公理一一说与李鸿章，再加上马建忠以十分流利的法语，援引西方外交的公理法则作佐证，中英双方最终达成和谈结局，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马建忠出色的表现，博得了李鸿章的赏识。1877年由李鸿章领衔、沈葆桢及继任船政大臣丁日昌、吴赞诚等讨论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上奏清廷。在奏折中，李鸿章特地保举马建忠以郎中身份随船政学堂学生前往欧洲深造，这使他成为晚清帝国海军学堂第一批出国留学的成员。

　　1880年4月，马建忠获法律硕士学位从法国学成回国。此时日本正得寸进尺，阴谋入侵当时为中国属邦的朝鲜。李鸿章接受了丁日昌的建议，主张劝导朝鲜与英、美等国立约通商，借以牵制日本，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1882年马建忠作为李鸿章的心腹，三次受命出使朝鲜，即是为执行清政府的这种政策。

　　光绪八年四月初六（1882年5月22日）上午九点，丁汝昌和马建忠乘舰于济物浦登岸，美舰同行。马建忠即为指授仪节，请两国使臣中坐行事。约本汉、英文各三册，均当场钤印签押。日本听说中国派人襄理朝美订约之事，甚是忌妒与惊奇。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马建忠一行回国。不久朝鲜国王又来函咨商北洋大臣张树声，请马建忠继往襄助与德议约。马建忠偕丁汝昌第二次踏上了朝鲜的土地。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由马建忠“监盟”，朝鲜与美、英、德商约皆已订成。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初九，朝鲜汉城发生士兵和下层民众反对日本侵略和封建压迫的起义。原来因朝鲜国王无嗣，王后决定将大院君李应之子李熙召进宫入承大统，并由中国皇帝册封为朝鲜国主。李熙亲政后，大权逐渐落入闵妃手里。闵妃集团聘用日本军官崛本礼造为教练，训练新军，改革内政。各营兵士抗命起义，城市贫民也纷纷响应，数千人攻打王宫，袭击日本使馆，七名日本军官被杀，日使花房义质等冒雨逃窜。起义被阴谋夺权的国王生父李应利用，从而演变成了一场骚乱，史称“壬午兵变”。

　　日本政府决定抓住这次机会，派遣外务相井上馨督率陆海军，偕同花房义质开赴朝鲜。清廷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获悉这一消息后，火速密电北洋大臣张树声。农历六月二十二日，马建忠奉电谕：径直至烟台会同丁汝昌率超勇、扬威、威远三艘兵轮东渡。马建忠到朝鲜后，星夜派人详探此次兵变始末，并给张树声提出建议。马建忠的果敢建议得到张树声采纳，七月初七，威远、日新等五艘舰船载着吴长庆督率的二千淮勇开赴朝鲜。

　　在如何平定动乱的讨论中，吴长庆也接受了马建忠的意见：首先诱擒大院君李应，这既可维持受中国册封的朝鲜封建王统秩序，又可对日本侵略者提出的抵偿人命的要求有所交代，同时防止日本要挟朝鲜。这次平定“壬午兵变”，从定计、部署，到整个计划的实施，马建忠考虑得都极周密，可见他的聪明才智。张树声和李鸿章曾先后为马建忠请功。

　　其时，朝鲜政府也力图施行新政，故提请清政府派员协助。恰巧马相伯此时正在天津，他所学得的西学知识在兴办洋务中派上了用场，李鸿章即让他去朝鲜走一趟。马相伯作为朝鲜国顾问，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编练新军。他建议朝鲜政府改用西洋操法训练军队。

　　第二件事，则是整理外交。他在朝鲜目睹了西方外交公使对中朝外交官员的轻视，所以总是设法以自己渊博的知识，以及对国际时势的洞察力，来压倒那些高傲的西方外交公使，树立朝鲜的权威。马相伯还不辞劳苦，下去了解朝鲜民情，他起草了《上朝鲜国王条陈》，提出九条具体建议，请朝鲜政府仿照日本明治维新，推广仁政，发展经济与教育事业。

　　马相伯的忠心耿耿，赢得了朝鲜国王夫妇的信任与好感，闵妃把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她想请马相伯亲自教太子。马相伯见太子没事就伴着宦官宫妾斗鸡走马，便提出应让他去外国留学。他说日本一旦进兵高丽，中国若不能抵御，太子必为阶下囚。闵妃深表赞同，但彼邦政府暮气沉沉，任凭马相伯怎样鼓动，其所条陈的应兴应革事宜，真正施行时总是大打折扣。马相伯在朝鲜任职一年多，回国后常对人叹道：“中国者放大之高丽；而高丽即具体而微之中国也。”

　　1884年，李鸿章为重新整顿轮船招商局，任命马建忠为招商局会办，马相伯则被委派去襄助调查上海轮船招商局各地分局账目。这年五月，中法战争的炮火从越南蔓延到中国沿海沿江地区，法国侵略军扬言要封锁长江口，阻断招商局的漕运出路，并“遇船劫夺”。马建忠见中法之间成骑虎之势，十分担心价值五百余万的招商局船产命运，心急火燎间向李鸿章建议：尽快使轮船暂用他国旗帜。盛宣怀也支持马建忠的售产换旗方案。为了保存民族航运业，经李鸿章同意，招商局最终做出了将轮船名义上暂时出售给外商，以便换旗行驶的决策。

　　当时招商局督办盛宣怀已回天津任所，贯彻与实施这一决策的重任落在了上任不久的马建忠肩上。马建忠在征得招商局主要头目的支持后，秘密邀请招商局的英国律师担文，调查各国律例成案。担文认为战争期间轮船换旗，“此万国通行之公例”。

　　但在售产于谁，及换何国旗的问题又产生了分歧。总办唐廷枢主张与英商怡和洋行商议。担文则认为英律烦苛，美律简易，应换美旗为妥。马建忠采纳了担文的意见，决定与美国旗昌洋行协商此事。旗昌洋行出价银五百二十五万两收买招商局全部产业及股票，另成立一“新公司”管理。旗昌洋行还许诺，将来招商局可按原价收回全部产业。

　　马建忠将此事电告李鸿章，李鸿章却有些犹豫。等到时局进一步紧张，李鸿章终于答应时，旗昌洋行却趁机大敲竹杠了。经多方努力，双方于1884年7月29日终于达成了售产换旗的协议，在美国驻沪领事馆“押券”。招商局全部产业包括轮船二十六艘，小轮、趸船及其他设备等作价银五百二十五万两押给旗昌。8月1日正式换旗过户，各船栈暂交旗昌代为经营。

　　旗昌主向忠言其法，计局产约万股据统售于彼，以如数银票抵我。彼藉立一新公司，我以银票统售新股，惟分数股与美商，以为美商公司可悬美旗之据。若一月后事定，我既统有新股，我可为政转华商名而换华旗。如此局产可保，公私款皆存，并无须有实在出入之款。外洋与战国商船习以为此。

　　旗昌买得招商局后，成立新公司。我方用卖局的钱购买新公司股份，分几股给旗昌。这样一来，旗昌也是股东，可以悬挂美旗。

　　当天的回电中，李鸿章对这个方法表示赞同，但提出“必与立详确密约乃可定议”。次日，李鸿章电致马建忠，又说“另立暗约代办，无论早迟，事定仍还伊银票，收拾局产，转华商名、换华旗，注销明约”，反复强调订立密约之重要，见其虑事周详。

　　关于订立暗约一事，旗昌的负责人斯米德表示，愿意听从安排，还建议将“暗约之意销纳在新公司章程内”。不过，六月初九日，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从京城给斯米德发来电文说：“中国允将商局统售于旗昌，务于本月十一前交盘，须立一实在交易之据，并不宜有暗约情迹可为外人跟寻云。”要求钱局两清，不立暗约，避免给美方带来麻烦。既然如此，原先的回收办法就行不通了。

　　马建忠也认为“此事无须暗约，全在两面互信，否则旗昌岂不计较售价，径愿立券出五百二十五万？商以信为本，非若办交涉者。事平收回一节，忠可有九分把握。”他的底气在于两方互相信任。若往深处一想，为什么旗昌愿意出数倍于怡和的价格来购买商局？必有其考量。不过，局势紧张，事机促迫，换旗之事亟需议定。

　　眼见立暗约无望，李鸿章也只能暂时应允，并告诫马建忠“须独担责成”。不过，李鸿章并不甘心，因为中法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但是，谈判的结果并不明朗，所以李鸿章的态度也不明确。六月十日这一天，李鸿章给马建忠连发三封电报，先指示售卖之事“可办”，再表示“得缓且慢”。

　　然而，就在六月十日上午十一时，马建忠已经与美国旗昌洋行订立了契约合同，按照五百二十五万两的价格，将一切局产售于旗昌，并在美领事处押券。至于如何回收，并未具体谈及。此时，李鸿章发出的那三封电报还没有抵达。

　　随后，招商局的上海轮船换旗，原先悬挂的大清龙旗变成了美国的星条旗，并电告各口照办。售产换旗一事，“外人绝不与闻”，所以，各处分局“仓卒得信，颇觉谬误失常”，商董们“一闻是信，无不心惊发指”，甚至“不特中国人民所不信，亦泰西各国所不料”。

　　局产卖掉以后，李鸿章隐隐感到不安。六月十八日，他电告马建忠：“津美领事前面言杨使在京为解释此事，其口吻似旗昌永据为己有。杨并云，他日中国商民欲置造商轮，亦无不可。”这可以理解成美国人并不想返售局产，也可以理解成为了防止法国人知悉其事而故意这么说。显然，李鸿章理解的是前者。次日，马建忠回电说：“美使公事公言耳，法方疑有暗约，彼必誓以无有”。看上去，马建忠理解的是后者。

　　招商局秘密售出的消息，很快被北京知悉，“京师清流诸公忿且骇”。六月二十五日，总理衙门给李鸿章下了一道电旨：

　　从前设立招商局，置买轮船，系奏明办理，现闻售于美国，李鸿章何以未经具奏，殊属非是。海上转运全恃轮船，此举自因恐为法夺起见，究竟是否出售，抑暂行租给，着据实奏闻，并随时酌夺情形，设法收回。虽然斥其“殊属非是”，令其“据实奏闻”，但从措辞看，对李鸿章还是优容的。

　　六月三十日，李鸿章上《复陈商局轮船暂售美国折》，对售产换旗一事详加解释。在奏折中，李鸿章一再强调，招商局虽是官督，却为商办，此次换旗，全由商董自主进行。这当然是假话，因为商董们对换旗一事并不知情。李鸿章这样说，是为了表示此事官府不便干预，先堵住朝廷之口。他又拉出马建忠，说换旗一事由他主持，责任亦由他一力承担，再和自己撇清关系。最后才表示，当时军务多端，他对换旗一事所知不详，所以才没有立即上奏。

　　中法之间的谈判最终破裂。七月初三，法国海军炮轰基隆，进攻马尾，战事爆发。七月初六日，清廷正式向法国宣战。此时，招商局的商船都已经挂上了美国国旗，所以没有遭受打击。据说，法国人怀疑招商局并非真正卖给了旗昌，曾经四处打探消息。

　　不过，既然圣旨命李鸿章“设法收回”，就不得不再和美国订立收回密约。九月间，旗昌负责人士米德来到天津，李鸿章指示盛宣怀与他商量订约。盛宣怀精明干练，经验老到，比较可靠。当然，背后的决策人还是李鸿章。

　　补立密约，权操自美。如何让旗昌同意？马建忠提过一个建议。光绪十年五月下旬，朝廷准许在天津至大沽试办铁路。六月间又有传闻说，朝廷令李鸿章筹办津通铁路。六月三十日，马建忠致电盛宣怀：“若有铁路之议，无妨由执事出名，与旗昌议定借款并承造一节，彼唯希图中费。且趁此可与立约，他日收回商局，联蝉而至。”主张由盛宣怀出面，和美国订立借款并承造铁路合同，以此作为收回招商局的条件。不过，李鸿章、盛宣怀没有同意马建忠的提议。

　　马建忠还向盛宣怀表示，回收之事“抵死不愿参入”。因为售卖局产一事，他受到外间绝大的非议。然而，毕竟全权售卖了局产，所以，他已经无法置身事外。大约在八月十七至二十六日间，马建忠动身去了天津，参加双方的谈判。

　　八月底九月初，盛宣怀、马建忠与士米德第一次谈判。士米德提出一些章程，并希望洋行能代为承办一些事务。如果双方同意，士米德就“将商局收回之约，先行签定，存于银行，一候事定，即可换旗收回”，马建忠认为“承办一节，半届空谈，如善用之，亦得实惠”，不妨与之周旋。

　　谈判并没有实质性的结果，双方就某些章程交换了意见，但对承办一事态度不明确。九月初马建忠回沪后，盛宣怀与士米德再次谈判。士米德正式提出了合同三款：一，交还一切局产和所得利银、余银、收发账目；二，付给旗昌酬劳二万五千两，斯米德本人担任招商局总办，并在外国代招商局经理商务；三，代中堂（李鸿章）在外国采办船只军火等件。看来，旗昌的胃口很大，根本不是马建忠预想的“冀可承办一二事”。

　　经过磋商，九月二十六日，盛宣怀和士米德在天津补立密约。双方约定，战事平定之后，招商局船栈码头一切产业，照原盘卖给中国。因为是密约，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光绪十一年四月，中法战事基本平息，招商局已由旗昌经营十月之久。于是，盛宣怀又和士米德在天津商谈回收局产之事。二人对话中有如下一段：

　　士曰：我救回尔的招商局，又与尔中国办这等大事，我救尔马建忠不用死，尔这样持我，将我搁在一边，我看断不能这样待我罢。我有合同的，办一年之后交还尔的船，尔与马做督办，我同尔办事，尔与我用钱。

　　盛：我未有说过请你办并与五分用钱与尔的话。或者马建忠与尔讲的罢。我净讲一年之后有事尔做，未有说与尔办及与五分用钱与尔，光景翻译传错罢。我是未有说过，那时是谁做翻译，马建忠还是马建常？

　　盛宣怀所说“从前与尔在关署立的合同”，就是指去年九月底所立的密约。士米德说，招商局回收之后，盛、马为督办，他为招商局办事，收取薪水。所谓“办事”，其实就是做招商局的总办。

　　但是，盛宣怀矢口否认，只承认派士美德一件事，给他一定的权柄并付大额薪水。看来，去年九月二十六日在签订密约时，请士美德做招商局总办之事，双方应该有过口头约定，所以士美德说“尔同马当面与我讲过的”，只是没有如他提出的那样明文写入合同，所以盛宣怀说合同中“未有这说”。这一次的会谈，不欢而散。据说马建忠亦由沪至津“会同筹议”，此时还未到津。

　　四月二十九日，总理衙门再命李鸿章迅速收回招商局。为此，盛宣怀不得不做出让步。六月初四日，双方订立详细的回收合同，共五款：

　　二，三年之内，延请旗昌行东为招商局总查董事，专为稽查核各口客货水脚帐目，稽查各局轮船所用洋人，每年送给薪水银五千两，三年共一万五千两；

　　五，本局置买轮船及借贷外洋银两，倘旗昌行东所开价值章程，或比他人便宜，或与他人一样，本局总办可托旗昌行东商酌办理，不取行用。

　　谈判结果，旗昌不再参与招商局的实际运营，商局的额外支出多达十三万五千两。当然，旗昌最为看重的，是代招商局买船及日后可能的贷款事宜。士米德事后承认，旗昌之所以肯将招商局交还中国，“实因中堂许以外国采办耳”。

　　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双方签订《招商局向旗昌洋行购回局产契》，轮船招商局“悉照原盘收回，仍归商局员董自办”。当天起，局船换旗行驶。所有手续，至七月初一日前办结，双方将此前各项契据交还销毁。招商局正式收回。

　　此次售产换旗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未及禀报清廷，这就为日后埋下了祸根。8月中旬，清廷严词指责李鸿章出售招商局“未经具奏，殊属非是”。李鸿章急忙上了《复陈商局暂售美国折》，百般声明事情的原委。由于清廷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保护招商局的办法，只得命李鸿章“随时酌夺情形，设法收回”。但那些股东不肯善罢甘休，一些人怒气冲冲到招商局质问原由，并在《字林新报》等报纸上刊登公启，指责马建忠擅自出售招商局财产。

　　一些对李鸿章心存忌妒的士大夫，也借此发起猛烈攻势，骂李鸿章为“大汉奸”，马建忠为“小汉奸”。在此情况下，清廷下了一道谕旨，要李鸿章将马建忠送赴北京。李鸿章清楚马建忠如赴京必死无疑，便以留用为名，为马建忠求情。

　　中法战争结束后，招商局按原价向旗昌洋行收回全部产业。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旗昌洋行不久便因过度亏损将产权卖给了招商局。在招商局事件中，马相伯常常作为马建忠的替身四处奔走。他后来回忆说，那场风风雨雨把兄弟两人的命运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1885年，马建忠向李鸿章建议借外债以兴实业、建海军。又相继撰文，提倡设工厂，开矿山，行轮船，筑铁路，废厘金，兴商务。1890年后，马建忠多年闲居上海，著书立说。不久，受李鸿章委派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后因资金周转等问题去职回籍。1891年，仁济和保险公司成立以来，其活动范围已不再局限于招商局，其董事会成员计有招商局督办盛宣怀、会办马建忠、商董陈猷，以及麦加利银行买办韦华国、柯化威银行买办郑秀山、汇丰银行买办唐国泰、茶商姚锟、实业家经元善和萧郁文、欧阳煌等。然而，由于洋商竞争及倾轧，“保险愈跌愈贱”，仁济和保险公司迄今盈余只有11.3万余两，即每年转入积累的只有2万余两;而每年保险收入只有几万两。

　　仁济和保险公司实际股本银共1百万两（因为已将未收股额及所提公积收回，股本可凑成4千股，计共本银20万两）。其办事人员共9人（其中办事董即高级职员为2人）。至于“北洋温州船货物保费，并与怡和、太古两家立有合同，保险费由招商局于收水脚时一并代收。外埠事务并由招商分局代理。在保费额内给5%代理费，并于年底加给回俸酬劳一成，现金统由招商局经营。对于收付款项，一并由招商局会计科代理。本公司（注：指仁济和保险公司）账目不过挂账而已”。可见，仁济和保险公司名目上虽独立，实际上已完全依附于轮船招商局。

　　1891年5月3日，报讯：《申报》按惯例刊载仁济和保险公司第五届帐略。该公司这届共收入保费7.5万两，公积11.3万两，结余1.2万余两（扣除甚多，其中包括保险赔款4.6万两，回扣0.3万两）。该公司股本大多存入银行生息，或抵押，或挪作他用。第五届帐略内容如下：

　　“光绪十六年分办理仁济和保险有限公司情形节略。谨查仁济和保险公司光绪十二年重订章程归并办理，已将第一届至第四届帐略刊布周知。兹自光绪十六年正月起，至十二月止，为第五届。结总之期，本公司股本一百万，上年存招商局三十万，开平局十四万，法兰西银行十五万，怡和洋行十五万，汇丰银行十万，麦加利银行五万，有利银行五万，叶成忠房地抵押四万，徐了静房地抵押三万，三畏堂股票抵押四万八千两，余存招商局往来账。本年提拔改存招商局三十万，开平局七万，织布局三十万，汇丰银行五万，有利银行五万，惠通银行五万，三畏堂股票抵押四万八千，招商局往来除付利外存五万零，银行未收息七千零，并连本局未及填收回股票十六万九千零，共计实存正本一百万两，历年公积十一万三千余两。查本公司章程，所收本银尽数并存银行，因奉北洋商宪札提银三十万存放织布局内，周年六厘行息。昨宣怀接建忠电报，布局借保险三十万，俟光绪二十五年还清官款后，接还保险，每年六万，至光绪三十年为止等语。容俟禀明，再行布告，此本项存拨大略也。本年进项则保险仅有七万五千两，各存项利息八万余两，支项则各局赔款四万六千三百余两，回彩三千五百余两，股份官余利八万两，出入相抵，结余一万二千三百余两，各执事照章提酬劳奖赏一成银一千二百余两，办理五年，净得公积十一万三千余两，此息费收支之大略也。向来保险公司皆赖分保他公司轮船货物，为利重而害轻，本公司尚未办到，是以利不能厚，惟望各局同人，设法招徕，以期蒸蒸日上而已，董事盛宣怀杏荪，马建忠眉叔、唐国泰翘卿、郑廷江秀山、经元善莲珊、萧郁文蔚南、欧阳煌鉴堂、陈猷辉庭谨启”。

　　此后，马建忠的权力越来越大，1990年春李鸿章又请马建忠担任上海织布局总办，而此时的马建忠还兼揽宁海金矿，并有进一步扩充之势。这引起了时任招商局督办的盛宣怀的不满，为此马、盛二人展开了多年的角逐。

　　1891年马建忠被迫离开招商局。两年后，一场大火焚毁了织布局，悲愤之下马建忠离开李鸿章幕府，回到上海以著译为业。而此时的马相伯，在世俗社会历经二十年风风雨雨后，也终于感到世俗生活太累了。1893年，他妻子和儿子死于海难，两年后母亲也病逝。马相伯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决心彻底脱离政界。

　　他把两个尚未成年的子女托给教会保育，只身回到上海徐家汇土山湾，重新过起了隐修的生活。1898年，马建忠整理的《马氏文通》一书（光绪廿四年）出版。该书以西方语文的语法为本，对照从古书中精选的例句，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规律，创建了一套汉语的语法体系，成为奠定汉语语法学基础的开山之作，对后世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1900年，马建忠去世，终年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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