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唐晓峰：我接着赵先生说北京。从地理上说，看一个地方首先要从自然环境上看，看它自然单元的完整性。赵先生讲的海河流域五大支流非常重要，从自然地理讲，海河流域的五大支流构成区域的完整性，这是自然地理的观察方法。北京完全属于这个自然地理单元之内。但是政区的划分，把海河流域切成了几份。政区是人为的切割，历史上的北京政区可以说是变化多端。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为一项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瞩目，成为学术界热议的线日下午，我们约请京城文史学者赵珩和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唐晓峰据此专题展开漫谈。因篇幅所限，本次对谈速记稿刊发时有所删节。大标题为赵珩先生拟定,集自唐代诗人骆宾王五言古诗中的诗句，“渤海三千里”出自《浮槎》，“燕山去不穷”出自《边夜有怀》。

　　赵珩：唐先生的老师侯仁之先生曾讲过，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而天津建城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但全国城市只有天津有准确的建城时间——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这是有详细、完整的记录的。

　　天津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城市，首先和漕运有密切关系。从水系上来说，天津是海河五大支流交汇处。这五大支流是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南运河。

　　说起北京和天津的关系牵扯到两个名词——京畿和直隶。京畿这个词从唐代就有，说通俗一点就是首都京城的周边地区。直隶的说法从元代开始有，但真正成为直隶是在明初。明初有南直隶，北直隶，南直隶指江苏，北直隶是今天河北的一部分地区。后来有直隶总督，但开始是只设直隶巡抚，没有总督。最早直隶巡抚衙门在河北大名，后来从大名到保定，从保定到天津，作为直隶总督驻节的地方。

　　京畿、直隶扩大以后，京津地区就被扩在了里面。我们看河北现在的地图很有意思，全国唯独河北省内有两个直辖市，即天津和北京。过去河北没这么大，北京的北部地区不属于河北，因为过去还有两个省，一个是察哈尔省，一个是热河省。前些年我碰到承德地区、张家口地区的一些干部，他们到省会石家庄开会很麻烦，因为没办法直接到，必须得穿越北京或者天津。

　　过去有热河省和察哈尔省的时候，察哈尔省的最南部已经把我们今天的延庆包含进去了。热河所辖除了承德，河北的八个县均属于它，此外还包括冀东地区。这很有意思，就是说京津冀之间的历史关联由来已久，并不是今天我们生生把三个地方拉到一起的。

　　唐晓峰：我接着赵先生说北京。从地理上说，看一个地方首先要从自然环境上看，看它自然单元的完整性。赵先生讲的海河流域五大支流非常重要，从自然地理讲，海河流域的五大支流构成区域的完整性，这是自然地理的观察方法。北京完全属于这个自然地理单元之内。但是政区的划分，把海河流域切成了几份。政区是人为的切割，历史上的北京政区可以说是变化多端。

　　赵珩：我插一句，海河是华北最大的水系，流经八个省份，甚至包括了辽宁和内蒙古。

　　唐晓峰：流域面积非常大。自然的完整性在环境问题不突出的时候大家意识不到，但是环境问题一来，要想解决的话，对不起，必须抛开行政区域划分，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因为问题不单单是北京的，而是整个海河流域的。

　　讲地理区域时，我经常对学生说，暂时忘掉政区，用自然地理的指标来谈区域特点，才能把环境问题说明白。用政区讲环境问题，往往讲不到环境本身，这就是人文政区和自然环境分区的矛盾。当环境问题上来以后，这个矛盾非常突出。

　　赵珩：刚才唐先生从环境地理、自然地理上说，实际上北京也好，天津也好，整个河北也好，都在一个河北版图内。西和北部临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南临平原，东临渤海，是一个背靠高山，南临平原，东临渤海的自然环境。

　　刚才说到海河的五大支流问题，这里还牵扯到经济地理。以天津为例，天津的发展原因虽然有多方面，但首先和漕运有最密切的关系。从经济上来说，河北东部有丰富的资源，矿山资源——开滦煤矿。天津东部靠海那边有长芦的盐业，是那个时候最重要的经济资源。煤、盐，加上漕运，成就了天津的发展。

　　北京明代有北平府，也是明成祖朱棣起家的大本营，定都以后称为北京。这座城市的名称来回来去改过好多次，这其中有很多问题，也牵扯到政治。民国北洋政府时代一直叫北京，1928年6月21日北京不再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了一个特别市，于是改称为北平；1937年以后，沦陷时期，这8年改成北京；1945年以后又改成北平，新中国成立再改回北京。但这里有一点要注意，我们讲民国史的时候，1928-1949年之间，必须叫北平，因为那时候只有日本人才叫北京，所以将那一时期的北平称北京我非常反对。

　　唐晓峰：那个时候，你怎么讲说明你当时的立场，虽然有的历史文献上写北京，但我们绝不能讲，必须是讲北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赵珩：1928-1937年这十年，是北平特别市的时代。从时代来说，北京、天津、河北也有极为密切的关联。

　　清末时候，天津和北京最大的不同是租界。北京虽然有东交民巷这样的外教使馆区，但没有租界，而天津是有租界的。清朝灭亡后，就是清帝颁布退位诏书以后，大批遗老遗少四散到几个地方：一是上海，比如说直隶总督陈夔龙；青岛，例如康有为，还有金碧辉的父亲善耆，跑到旅大。但最多的还是到天津，因为天津一是不远，二有租界的庇护，例如庆亲王奕劻，包括他的儿子载振，所以天津变成了遗老遗少的避风港。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那个时候的军阀混战很有意思，两个军阀在战场上打仗，他们的太太可能坐在一块儿打牌。甲把乙打跑了，也不会将之逼到死角上，乙就通电下野。下野后住哪去？多是住到天津租界。所以民国时期下野的军阀和政客住到天津的大有人在，曹汝霖就是一个。而留在北京的相对比较少。

　　天津这个城市比较能接受新的洋文化，造成它的发展比较畸形。我曾经在一篇写大饭店的文章中考证过一个问题：曹禺的《日出》，那个大通银行的经理潘耀庭包养陈白露到底是在哪个饭店？天津最好的饭店是利顺德，但是以潘耀庭的身份和财力不会在利顺德长期包一个房间养陈白露。还有国民大饭店，也就是吉鸿昌被刺的地方，那里是中国人独资的，也不是，而可能就是惠中饭店。首先住惠中符合潘耀庭的身份和财力，另外一个强有力的证明是陈白露早上打开窗户看到的景色，听到窗外传进来打夯的号子声。没落的生活和外面劳动者打夯的号子声交相呼应，这个声音只有在惠中饭店才能听得到，因为它面临的是滨江道。滨江道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是大兴土木建设的时候，所以会有此起彼伏的打夯号子声。应该说，天津这个城市是比较新兴的，在当时来说接受了很多资本主义的元素，又受到很多京城的影响。

　　天津也有清真馆子，那时叫教门馆子。北京的鸿宾楼，并不是北京的老字号，而是50年代从天津迁来的。天津教门馆子的最大特点是会做海味。天津鸿宾楼的海味很有名，回民不吃无鳞鱼，不喝酒，但有很多海味，包括干发的海货，如海参、鱼肚、鱼翅都做得非常好，今天鸿宾楼还保存着一个镇店之宝大排翅。天津有海河这个自然资源，有北京吃不到的海鲜，虽然只有200里的间隔，但是物质资源也有不同。

　　赵珩：天津是交通的枢纽地区。京沪铁路最早叫津浦铁路，这一段是从天津到浦口。那时没有长江大桥，所以坐火车要从浦口换轮渡到南京下关，再到上海。

　　唐晓峰：赵先生讲交通对天津的影响，这个很重要。我做历史地理，从历史上看，北京与周边地区，随着交通的变化，关系也发生着变化。

　　我们给它划个阶段，往早说，燕国时，北京是燕国的首都，叫蓟城，那时北京和外面的交通线没有运河，主要是陆路交通。陆路交通线主要在北京西南方，叫太行山东麓大道，这是古代北京城陆路交通最重要的方向，所以北京城和西南地区的关系特别密切。表现在什么地方？蓟城是燕国的都城，燕国还有一个下都，在河北易县。这两个都城之间，就是燕国的核心区，包括今天河北的许多地方。那时候天津还没有，只是京冀的关系。

　　燕国的这个核心区当时叫“督亢之地”，很肥沃，是燕国的发达经济区。荆轲求见秦王时，带的一份见面礼是地图，这张地图画的正是督亢之地。秦王对督亢之地十分贪恋，才忘记自己的安全，允许荆轲近身。督亢之地相当于今天的涿州、高碑店、固安一带。当时燕国的“一轴”是在今北京到易县之间。

　　北京下一个交通时代是运河时代，运河时代的交通线移到了东南方向。最开始还没有天津的事，隋代修的永济渠，是从洛阳斜着到北京来。

　　唐晓峰：这个时候陆运当然还在，但河运效率更高。后来元代调整大运河的线路，经过天津，天津就是在运河时代发展起来的。天津在元朝时不仅接受大运河的物资，也要接受海路运来的物资。南方的运船沿海岸北上，在今天山东半岛一带要过一段礁石比较多的险区，当人们把礁石搞清楚之后，海上航行就顺畅起来，漕运的数量非常大。

　　唐晓峰：大量物资顺着海河进来，到天津，再走通州到北京。这个话题又牵扯到政区的问题，我们把交通的事情先打住。政区分割的影响很多，有时也会把我们的思路隔断，比如写北京历史地理，视野就看北京境内的小地方。实际上好多问题是要放开视野的，比如粮食如何运来，我们常常把通州说得很重要，其实天津也非常重要，但我们就不多讲了。搞学术研究，不知不觉间，也受到政区的限制。

　　再接着说交通。交通路线的重点转到东南以后，天津发展得非常快。到近代以后，外国人进来，海运的意义又不一样了，加入了大量的西方要素，天津这座城市的内涵更加丰富。北京与周边关系的轴线转移到了京津之间。

　　唐晓峰：铁路带来了北京的全面开放，北京的东北、西北、东南、西南，这些所谓的“四维”方向，全面开发了。别的不说，西北的京张铁路就非常有名。

　　唐晓峰：铁路交通发展起来以后，运河的利用率就降低了。由于铁路的影响，保定、天津、张家口，东北方向有唐山，北京的外围迅速形成了一套非常重要的京津冀体系。但这套体系后来被政区隔开了，非常可惜。政区分割的后果是北京成了光杆司令，关于政区的问题我们真得好好想一想。

　　直辖市的问题也应该好好讨论。直辖市周围的历史关系被斩断了，和其他“老关系”没有了联系。从人文地理上讲，一个区域成体系的时候，大、中、小城市要全，就像一家祖孙三代齐全，是一个标准家庭。在空间上，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成体系，是最佳的人文地理方案。北京是一个超大型城市，而周边缺乏联系紧密的中等城市，这是北京发展一个最大的不利之处。

　　我们强调要有中等城市，因为它可以分解大城市的很多功能。现在北京周边只有小县城，所以许多重要机构只好放在北京，北京就挤得一塌糊涂。现在说要把北京疏解，但市域内没有可疏解的地方，只好再向河北伸手，这是一个历史大循环。

　　赵珩：明、清没有直辖市，刚才谈到直隶的问题，确实有这个性质在里面，明清的州府县归省管，省隶属中央，而唯独直隶在明、清时期直属布政司，但是不影响刚才唐先生说的二级城市的问题。

　　刚才唐先生讲北京是往东南、西南的发展，我想说关于北边的问题。元、明、清是和北京发生关联最大的朝代。元和清基本上没有太多北方边患问题，明代就不得了，北方边患非常多。元代北边是自己老家，非常安全。元代当时版图大，包括中亚细亚、直到欧洲的维也纳，再到南部的阿拉伯半岛，包括中国大陆。我们常常讲元代四都，他发家的地方是阿拉和林地区，后来才建了元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此外还有元上都，就是内蒙古的正蓝旗。

　　建得比较晚的是中都，那是元代元武宗鼎盛时建的，就是今天张家口的张北地区。元中都从武宗建立，到被红巾军烧毁，只存在了51年。我考察过元中都，有外城、内城、皇城，三套城墙。元代皇帝不太习惯北京夏天的生活，觉得热，避暑就到上都正蓝旗，因此皇帝一年就得折腾一两趟。去上都的这条道路还是向京城运送牛奶和羊奶的通道，所以说往北的发展和北京也有密切的关系。

　　明清外来人口很多，但是大多进入不了北京主流社会，尤其是河北的很多。有人问我天津人为什么不到北京打工？我说天津也是一个城市，和北京几乎是对等的，没有你到我这儿打工，我到你这儿打工的道理。

　　北京1949年统计人口是209万。这209万里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城市人口占164万多，农村人口只占38万多一点。为什么城市人口远远大于农村人口？因为那时候北京所辖的区县很少，只有朝阳、海淀、门头沟、石景山、大兴、长辛店等，其他地方，包括通州和房山都不是北京的。

　　唐晓峰：传统的北京城分两个部分，一个叫宛平，一个叫大兴，一西一东把城分两半，再加上赵先生讲的郊区。

　　赵珩：过去北京人填籍贯很有意思，填北京大兴，并不是说老家在大兴县，家住东城也是大兴，家在西单就是宛平，这说明北京农村区域很小。但是从北京人口还能看出问题，到1955年统计的数字，北京的人口是328万，比1949年多出122万。这122万人是从哪儿来的？是人口繁衍、不计划生育出来的吗？不完全是。

　　有这样一个事实，例如以前山东来北京窖冰、送水、拉粪的人虽然不少，但是进入不了北京主流社会，当他们丧失劳动力以后，要回自己的老家，能留在北京的是极少数。1949年以后不同了，不是外来人口能不能进入主流社会的问题，而是外来人口改变了北京的主流社会，像我们大量解放区，如晋绥、晋察冀、冀察热辽、东北野战军的干部都成为新政权的主要构成。

　　唐晓峰：我父母整个单位的人，绝大多数是从东北来的，职工和家属一锅端，就是组建北京电影制片厂。

　　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也要从全国各地来很多人，所以北京人口从209万到328万，不是不计划生育生出来的，而多是从外面迁徙来的。

　　赵珩：北京明、清两代直到民国，都是消费型城市，不是生产性城市，它的外来人口从事的基本不属于工业和制造业，主要在服务业的劳动力里面。这其中河北人占了极大比例，但很少有天津人。为什么天津人不来？天津人过得好好的，上北京来干吗？

　　河北就不一样，大部分地区是农村。那个时候北京的保姆多来自于河北三河，俗话说“三河县出老妈儿”；在北京做煤铺生意的，多来自河北定兴；北京的浴池业也是定兴；泥瓦匠多是河北宝坻。从前北京卖猪肉和卖羊肉的分两种铺子，叫法不一样，卖羊肉的叫羊肉床子，卖猪肉的叫猪肉杠子，因为猪肉是挂起来卖，羊肉摆在案子上卖，卖猪肉的山东人居多，而卖羊肉的多来自河北大厂地区。还有蔬菜业，一是来自北京郊区，当时叫通县，通县当时也是河北的，二也靠河北供应。过去北京的许多店员也多来自河北地区，所以北京的人力资源基本上来自河北。

　　还有一些特殊行业，比如北京的古玩业多出自通县，河北的霸县、蠡县、衡水这些地方；尤其是书商，基本上来自河北的衡水与河间。

　　北京近60多年来经过三次大的人口迁徙，一是1949年，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二是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支两军”进京，这次规模不大；三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持续至今三十多年来的人口迁徙，这批外来人口，从知识层面、人员素质来说是比较高的。因此，对于外来人口应该客观看待，北京从来是流动人口不断变化的城市，没有必要排斥外来人口。外来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一个城市如果固化了、静止了，也就不会发展了。发展中的城市，必然有人口的不断流动，一批人留下来，一批人离去了，结构也会不断发生改变。

　　唐晓峰：北京政治变故带来人口更新，在历史上有不少例子。从西周开始，后来辽、金、元都有，人口大变化随之而来就是社会大变化，很多创造力在其中出现。赵先生讲的这个观点，人口大变动与北京大发展，很重要。人口大量更新，是北京历史上的一个特点，是北京城非常特殊的一种生命力。

　　唐晓峰：北京的西北方也很值得关注。当时詹天佑修京张铁路怎么那么让人眼馋？这是袁世凯办的一件好事。詹天佑能干、年轻，但之所以能成功，也因为袁世凯给了他巨大的支持。

　　京张铁路后来延伸为京绥铁路，到现在的呼和浩特一带，这个方向在北京历史上也很重要，在政治上是联系蒙古高原地区草原政权的要道，在经济上，有许多与西北方向的商贸活动。我们看北京的老照片，往往会看到城下的骆驼，它们的主人都是做西北贸易的。

　　赵珩：实际上骆驼都从西北过来，到北京不见得都从北边进城，各个门都有骆驼进出，像西便门、广安门、西直门、德胜门和安定门各个门都有，除了东边因为漕运的关系，北、西、南都有骆驼进来。

　　唐晓峰：骆驼其实也是老北京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象征着北京与西北地区深远的商业联系。今天，张家口借奥运会的光，又与北京紧密联系在一起，北京与张家口之间要修一条快速铁路。

　　赵珩：别看张家口相对闭塞，过去从经济各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北京安定门外有一个地方叫外馆，是当时接待俄罗斯和蒙古客商的地方，也是一个重要的交通通道。草原上的肉食、皮毛、从草原进来的茶叶、丝绸等物品经过张垣，那时张家口叫张垣，通过这里转输，运送到别的地方去。

　　实际上很多道路是会改变的，以茶的通道来说，我们今天说有茶马古道、海上丝绸之路、西边的丝绸之路，其实还有一条茶道是很重要的。过去草原，包括欧洲和现在的蒙古国地区，他们喝的是福建岩茶做的茶砖，但是到太平天国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平天国占领了浙江地区，整个武夷山的茶砖运不出去，只好一部分走海运，到天津，然后进入河北张家口这么出去。后来这条线成本太高，就将湖北蒲圻羊楼洞产的茶做成茶砖，水路到襄阳，再从襄阳走陆路，一直北上，经过张家口，从绥远到库仑，库仑就是今天的乌兰巴托，然后经过俄罗斯的一个大集散地恰克图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欧洲地区，这就是晚清到民国时的茶叶通道，也要经过张家口地区，所以张家口是一个交通的重镇。

　　河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就是口外和关外。关外是山海关外，口外是张家口外。中国曾经有三大移民潮，一是闯关东，二是走西口，三是下南洋，是中国三条移民的不同道路。沿海、闽粤地区下南洋，山东、河北地区闯关东，山西地区，包括一部分甘肃的走西口。实际上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占领东北，许多干部是从陕北经过榆林走内蒙古，擦着张家口边到东北去的，后来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骨干。所以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口外都是一条重要通道，这是横向的。

　　唐晓峰：在过去的自然经济时代，农业是基础，但也离不开商业交往。作为帝都，北京城的商业交往范围很广泛，资源腹地十分辽阔，许多物资来自江南，除了粮食，还有各种奢侈品，宫廷建筑用的木材一直砍到大西南。当然，仰赖全国的主要是高端物品，这是京师身份决定的。日常用品，可以本地供应，短途运输。北京周边地区也对京城贡献很大。

　　到了近代，出现大变化，十九世纪末，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李鸿章的话。在这个大变局中，李鸿章导演过一次京津冀发展的高潮，主要的事情是开发开平煤矿，后来和滦州煤矿合并为开滦煤矿，唐山由此发展起来。李鸿章改变了北京经济圈，推动了其近代化的过程，还有袁世凯，这两个人在京津冀发展上有不小贡献。

　　需要注意的是，李鸿章和袁世凯在京津冀能够做出大贡献，和他们的身份有很大关系。京津冀地区不是普通的府州县，里面有京师、直隶、顺天府，所以需要一种特别的权力结构，把这些地方统筹起来。李鸿章、袁世凯都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还是大学士。

　　唐晓峰：这样一个身份的人在京津冀做指挥当然痛快。李鸿章和袁世凯时期，是近代京津冀发展的高峰时期，那个时期的发展不光是经济上的，还有人才、体制上的，是一个较全面的发展时期。

　　赵珩：一开始说所谓直隶，从明、清两朝不归省分管，只归布政司，实际上到后来，布政司根本就管不了直隶。直隶总督衙门在保定，北洋大臣或在天津，所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权力不但有行政上的，最主要的他们是京津冀地区经济命脉的管理者，能够操控和统筹整个京津冀地区一体化。

　　明、清时代，南京叫应天府，北京叫顺天府，江苏是南直隶，河北是北直隶，实际上应天府完全听命于南直隶，顺天府也听命于北直隶，应天府和顺天府都起不到今天直辖市的作用，只是一个形式。

　　唐晓峰：当时顺天府是以北京为核心的一块，但是北京城郊区的事情，直隶可以管，顺天府也可以管。从管理体制上来讲，直隶并不受限制，所以有直隶总督这个头衔，再加上北洋大臣的身份，就很厉害了，推行什么计划，都比较顺畅。

　　赵珩：顺天府尹等于形同虚设。从经济地理上来说，整个京津冀地区，京津地区包括在河北省内，这是其他内陆省份不具有的。它有两个重要的港口，一是天津塘沽港口，二是秦皇岛港口，这两个港口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晓峰：北京铁路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当时铁路的设计者完全了解京津冀的地理本质，或者说地理潜力，全方位展开，东西南北都有，所以京津冀地区的铁路体系很快就成熟起来。

　　赵珩：交通很重要，北京虽不是什么交通枢纽，像徐州、郑州、西安那样，是大的交通枢纽，但是它在交通上有几条铁路，前门原来有两个车站——东客站、西客站，东客站是京奉铁路，出关往东北去的，还有北京到汉口的平汉铁路。它的交通四通八达，唐胥铁路后来和京奉铁路接起来，成为京奉铁路的一段；平汉铁路又把长辛店和北京接起来，一直延伸到京城；京张铁路一直通到绥远，经过呼和浩特到包头，京张铁路又不断延伸，后来一直到兰州，于是京津地区变成了陆路交通的枢纽。

　　唐晓峰：实际上铁路建设是有文化上的阻力的，有人认为铁路会破坏地脉，另外，华北坟地太多，铁路会经过很多坟地，占用哪个坟地人都不干，但是李鸿章非常支持铁路建设。

　　唐晓峰：每个城市都有腹地，城市和腹地是互动的关系，互相帮助。在疏解这个问题上，北京要做牺牲，要对外面有所贡献，回馈周边地方，使那些地方比较快地发展起来。

　　赵珩：这些年对北京、天津有误解，认为北京是相对发达的城市，天津是比较滞后或市民化的城市，事实上不完全是这样。中国很多的民族资本都在天津，而从文化角度说，过去天津的文化并不低。北派画坛也叫京津画派，和天津有密切的关系。

　　从前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国粹京剧，一个好的京剧演员在北京站住脚不难，但是必须受到天津观众的检验，多好的演员，包括四大名旦，不在天津站住脚也是不行的。北京观众客气，你唱砸一点没关系，天津人很懂戏，你唱错一句，天津人底下就给你打“嗵”。得到天津观众的认可，回到北京才会大红大紫。曲艺的发祥地就在天津，有很多派别。所以从文化上，绘画、书法、曲艺、京剧等等，包括现代的歌舞，我们的很多艺术人才，不少是从天津出来的。

　　从文化时尚的角度来说，天津照样不输于北京的时尚地区。天津介乎于北京和上海之间，又是水路要冲，虽没有上海那么开放，但相比北京要开放、洋气得多，包括旗袍，比较时尚的样子很多是先到天津，北京再效仿的。

　　唐晓峰：现在我们不同的政区之间，好像竞争关系比较多，大家都要把自己的东西搞全，你有跟我有不是一回事，你有是你的，我也要有，这是一种浪费。应该是重点发展自己的优势，然后形成优势互补，现在合作的关系看不出来，许多还是竞争思路。在一些官员脑子里，政绩是在竞争中体现的，应该把竞争意识转变为合作意识，你有我就不必有，我可以做一个你没有的，我们一起用，这种关系加强了，我们的区域关系就不一样。

　　赵珩：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在追求一致化，城市特色越来越退化，过去天津是一个很有城市特色的地方。其实城市的特色非常重要。天津这些年也逐渐意识到，包括对名人故居的保护，如保存五大道、意大利步行街等，都做得不错，这个理念是对的。

　　唐晓峰：我们要发展什么东西，不是单纯从行政角度引出的需要，而是从实际的社会需要出发的。因为是一个独立的省，独立的直辖市，就要绝对自我完善，就“一个都不能少”，这是行政概念，不是从实际出发。关于首都，我们也可以改变一些思路，有些东西不一定放在北京，即使是最好的东西，都放在北京，那北京也是装不下的。现在讲疏解，就是要把一些东西分解出去，这有利于更大地域的发展。当然疏解要有一个前提，那个地方服务的硬件机构、软件体系都要好。硬件上去了，软件上去了，疏解的条件就有了。

　　赵珩：世界城市有两大类，规划性城市和自然发展城市。规划性的城市像北京、罗马、巴黎，虽然规划理念不一样。自然慢慢发展起来的摊大饼城市，像伦敦、上海，一开始是渔村、教堂、集市，后来由点及面，慢慢摊开。在摊开发展的过程中，它会取自己最需要的东西，增加城市的需要。规划性城市有规划性城市的特点和发展空间，发展性城市也有它的特色。

　　唐晓峰：北京的疏解一定要把高端机构分解出去几样，局面才会改变，如果只出去一个处、两个处，没意思。分解高端机构，是顶层设计，要由足够高的权威来做。当年的京津冀发展，如果不是李鸿章、袁世凯出马，只凭顺天府、天津府、保定府的几位府尹商量，是推动不了的。

　　赵珩：一个城市的发展缺乏整体观，就是局限于自己城市的需要，或者自己城市的发展。说句不好听的，我们有些城市的发展有好大喜功的成分在里面，城市的发展应该根据实际需要。京津冀一体化，我非常赞同唐先生的意见，必须在行政、统筹、管理上有一个权威性的手段。如果还是天津一块，北京一块，河北一块，三张皮是弄不到一块儿的。

　　唐晓峰：我们现代的发展，每一步都是综合性的建设，疏解地区也是一样，必须配套发展。不能像一些城市某些郊外居民小区那样，里面不错，外面都是荒地，一到晚上，周围黑咕隆咚。这样的疏解是不负责任的。

　　1972年就读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1978年考取北大地理系研究生，师从侯仁之先生，毕业后留校。1986年赴美国雪城大学地理系留学，获博士学位。1995年回国，在北大城市与环境学系（院）任教至今。研究的主要领域有城市历史地理、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北京地区历史地理等，主持翻译了《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等书，撰写《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学思想史述论》。

　　文化学者，北京人，1948年生，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编审。从事文化史、北京史、社会生活史研究。现为北京市文物局专家、学术委员，北京史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著有《老饕漫笔》、《老饕续笔》、《彀外谭屑》、《旧时风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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