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古人对于炎热天气的记载比起严寒为少。这大概也是因为“酷暑”不像“严寒”一样有着“结冰”（0℃）这样一个相对明确的衡量标准的关系。当然，“少”不代表“没有”。譬如，《北齐书》记载，天保八年（557）“三月，大热，人或暍死。”《宋史》之中，也有绍兴五年（1135）“五月，大懊四十余日，草木焦槁，山石灼人，暍死者甚众”的记载。天气热到了有人中暑（“暍”）死亡的地步，气温之高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而在中国古代的诸多“高温日”里，清朝乾隆八年（1743）的夏天必须“拥有姓名”。

　　总的来说，受到“小冰期”的影响，清代是个寒冷的季节。不过，进入十八世纪之后，气温又开始升高，天气渐渐暖和起来，进入了“小冰期”中的相对温暖期。《清史稿·灾异志》记载，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月，宁津（今属山东德州）牡丹开花。农历十月显然已到初冬时节，牡丹花居然还能开放，可见当时的天气确实是比较暖和的。

　　气候既然渐渐变暖，不免出现极热的现象。乾隆八年（1743）夏天就是如此。这一年从阴历五月开始，华北出现了罕见的酷热。在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在河北高邑，从农历五月廿八（7月19日）到六月初六日（7月26日），“薰热难当”。躲在墙壁的阴影处，仍旧“炎如火灼”，阳光直射之下，甚至“铅锡销化”。在天津，“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7月21日，天津镇总兵官傅清曾有奏报，“……历年在津，从未经此酷暑……”

　　与天津近在咫尺的京师（北京）自然也未能在这场热浪中幸免。就连乾隆年间的《浮山县志》在描述了本地的暑热景象后亦不忘加上一句，“京师更甚, 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当时身在北京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哥比（Gaubil）则在他寄往巴黎的目击报告里惊呼，“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 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了”、“7月13日以来炎热已难于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这些人往往突然死去，尔后在路上、街道、或室内被发现，许多基督徒为之祷告”、“高官统计 7月14日到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

　　这时候的北京，究竟热到什么程度呢？从这年7月13日到25日，哥比神父在教堂住所内用气温表进行了温度观测并做了记录，这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北京地区最早的气温实测资料。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专家张德二根据其记录推算，从7月20日开始到25号，北京的最高气温连续六天超过40℃。其中7月25日的气温更是高达44.4℃！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北京在20世纪的极端气温记录——42.6 ℃（1942）和42.3℃（1999）。无怪乎《续东华录》里记载，六月丙辰（7月25 日）这天，“京师威暑”。

　　光是异常高温已然够呛，“奉皇帝的命令, 官吏们商议了救济民众的办法，在街上和城门发放药物”。偏偏北京7月 20~25 日连续6日晴天。高温本来就会加剧植物叶面的蒸腾失水，再加上持续无雨，无疑是旱灾的预兆。7月24日这天，为此感到不安的直隶总督高斌奏报，“数日以来，炎蒸溽暑，旱象已形，望云更迫……”

　　果不其然，1743年秋天到1744年春夏，华北平原爆发大面积旱灾。重灾州县正集中在直隶省东南部的天津、河间等府，河南北部的怀庆、开封等府，以及山东西北部的武定、济南等府。不幸中的万幸在于，当时清朝的国力正处于“康乾盛世”的巅峰，而灾区又密迩京畿，令朝廷无法视而不见。清廷先是向所有灾民发放1个月口粮（“普赈”），随后又进行了“大赈”与“加赈”，通算下来，接受赈粮的灾民189万余人最多可获得8个月的口粮。正是在“盛世”国力的支撑下，清朝总算有惊无险地渡过了起自乾隆八年这个有史可考的“最热夏天”的大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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