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前言：回看公园入华之初，它所表征的现代化梦想、它在知识分子眼中的启蒙气质，令人不禁感叹，在百余年的时间中，公园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并开始扮演新角色。学者林峥在新书《公园北京》中指出，“以公园为视角，管中窥豹”，能够“呈现晚清至民国北京政治、社会、历史、文化、文学诸方面纷繁复杂的变革”，以下是第一财经与林峥的对谈。

　　林峥：我对公园有亲近感。80后小时候，学校组织春游、秋游去公园，在全国都很常见。我的家乡福州有各种各样的公园。西湖公园有1700年的历史，从名胜改建而来；游乐性的公园有左海公园等；我家旁边有一个叫温泉公园的绿地公园，我和妈妈吃完饭经常去散步，我妈常去跳广场舞。所以，研究公园是一个感性的契机。对我来说，公园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另一面，公园也可以借来讨论城市。这个话题很生活化，不太容易被大家关注，实际上，公园在历史、社会、文化、政治上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本科时我去台湾交换，认识了《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的儿子，获得了一些一手资料。林海音的公公夏仁虎是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的高官，写过一本讲北京的书《旧京琐记》。夏仁虎、林海音两代人不同的北京记忆和书写，比较起来很有意思，我就此写了本科论文。公园对夏仁虎（1874~1963）这一代人挺重要的。民国时期，他和老朋友经常在北京各大公园“诗酒交游”，雅集的地点从陶然亭等南城名胜，改到了城内的公园。

　　我在北大读研期间，导师陈平原教授、师母夏晓虹教授，以及吴晓东教授、姜涛教授和客座授课的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等，都开了城市研究的课。受他们影响，我对梁启超的城市想象、沈从文1920年代作品中写的北京生活经历、张恨水小说当中的公园等都产生了兴趣。公园对民国时期的文化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空间。陈平原教授当时有一个想写的题目叫“来今雨轩的过客”，想研究以前的北京中央公园（现为中山公园）有哪些著名文人的行踪交道等，后来他把这个题目“送”给了我，就是《公园北京》的第二章。

　　公园是看待北京城市历史变迁的一个窗口，北京的魅力在于新旧交融。我写到的这些北京的公园，历史上是清代皇家园林，保留了传统中式园林的外观，也学到了西方公园的精髓，甚至有新的发挥。比如当时引入图书馆、音乐厅、体育场等现代设施，成为文化社会的公共空间。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对中国城市研究是个重要开端，摩登就是西方的Modern，他认为现代性就是以西式城市为范本的。我写“公园北京”，近期又从整体上思考中国城市的意象，都是想提出，中国城市有自己的发展路径，不是亦步亦趋按照西方的现代性道路去走。

　　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是一个独特的个案，不具有普遍性；北京则能很好地展现本土传统和西方外来影响的融合。像烟袋斜街这样的胡同，有推着代步车的老大爷，有很多英文招牌，有时髦潮人，整体看上去相得益彰，氛围非常自然。《公园北京》就是讨论公园这个西方舶来概念，在北京怎样得到很好的接纳，又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第一财经：国内各地都有公园，因各城市的风格不同，公园也不一样。你来自福州，在北京求学11年，之后又到深圳、广州工作，对这些不同城市的公园有什么观感？

　　林峥：学者们研究上海的公园已经很多了，但主要是集中在1860年以后，从公家花园（即外滩公园）这类由工部局在原租界区建的西式花园，主要是服务当时的殖民者。另一类公园式的公共空间就是像张园这样，晚清时候开放的私园，代表上海公园的另外一条脉络，也很有意思。

　　民国的时候，北京和上海的公园有比较大的不同，跟两个城市的气质也比较契合。比如，北京的公园是文化人非常喜欢去的地方，但是鲁迅、沈从文等人到了上海以后排斥去公园。其实那时候上海的租界公园已经对中国人开放了，可他们觉得那是洋人的天下，心里还是有民族主义的情绪。

　　美学趣味、文化气质上也不同，比如当时知名的上海文人叶灵凤到北京以后，第一天晚上朋友就带他去了中央公园。他觉得走得脚痛，不能欣赏一大片柏树、大家坐在树下喝茶的那种非常北京风格的趣味。北海公园比较像西式公园，气质偏浪漫、现代，他就比较喜欢。海派文人包天笑在北京时，也不喜欢中央公园，最不喜欢来今雨轩，他喜欢柏斯馨，是一个西式名字的咖啡厅，不卖茶，就卖咖啡、汽水、西式点心等。他说在那里也可以碰到一些上海的朋友。

　　深圳是我工作过的城市，也有很多公园。深圳常以公园绿地自豪，据说是全国公园最多的城市。但深圳是没有丰厚历史资源的城市，公园基本上是绿地、湿地公园或主题公园。

　　我到广州进入中山大学任教之后，那时先去了越秀公园，但好像爬山的位置不是最佳，印象不深刻。临近来美国访学之前，一位在广州美术学院教建筑史的老师带我去了一个公园叫兰圃，是1950年建的，非常漂亮。兰圃靠近广州流花展贸中心（原中苏友好大厦，老广州人称“苏联展览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为了接待参加广交会的外宾而打造的公园，是一个展示风采的窗口。

　　民国的时候，国民政府在原清朝皇家园林的基础上，建设向公民开放的公园；新中国成立以后，建了一大批公园，也是在新政权成立之际，通过改造城市的空间，宣示政权的合法性，定义这个空间是为什么样的人服务，这是珍视主权的一种表现。

　　第一财经：最近你在哈佛访学，对美国城市的公园、校园是不是也有一些体会？和国内的公园比较，有没有特别之处？

　　林峥：公园是从西方起源的，但在欧美，特别是美国大城市里，公园变成了大家不常去的，有时候甚至成为流浪汉、瘾君子等人群聚集的场所，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我想可能与城市化导致市中心的衰落有关系，公园失去了日常化的环境。

　　有一个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建筑师曾经和我说，他很喜欢中国的公园。他认为东西方人对自然的感受、与自然的联系不一样。在他看来，中国人传统上与自然的连接就很强烈，信风水，大家喜欢到自然当中去，公园是一种仿自然、半自然的空间。西方人缺乏这样的传统。

　　我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在欧洲，比如法国，大家很喜欢坐在户外，在露天的草坪上、街边的绿地坐着。但这个建筑师说的有一点是有道理的，中国人从传统开始，就有很长的园林文化。也许这种联系一直延续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当中。

　　不同国家的公园风格也不一样。法国的公园，比如凡尔赛宫的花园是几何形状的，草木修剪得很整齐；英式花园则是很瑰丽的感觉，有很多各种颜色的花，修剪得非常漂亮，据说英式园林受到过中国传统园林的影响；美式公园更粗犷，目标是仿效大自然，不会特别有匠心地雕琢花草，像纽约中央公园也是比较野生的风格。

　　这些区别跟公园的建造、使用者是有关的。公园的景观跟公园的定位关系密切。前面说的那位带我去兰圃的建筑师告诉我，法式花园本来是皇家花园，是给贵族坐马车经过时看的。坐在快速驶过的马车上，或者从宫殿里的窗子往下望，就是欣赏几何式景观的“正确视角”。现在普通的游客在里头走着看，其实与当年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中国传统园林里的亭子、假山等设计都很巧妙，一般亭子会在园林中最好的一个点，通过园林中的移步换景，在这个点可以看到整个园林当中最漂亮的景观。通常亭子当中有一张桌子，旁边会环绕着几个小凳子，这是给主人喝茶欣赏园林风景用的。

　　现在因为园林大多被改造成现代公园，是供游人观赏的，不希望游客在亭子里逗留太久，所以公园里的亭子经常是没有桌椅的，取而代之的是路边一条条的长凳，可以让游人暂时休息一下，但不长久地坐。现代公园强调流动性。

　　第一财经：研究过晚清、民国、共和国之初的公园，你又是一个喜欢逛的城市漫步者，结合研究和体验，能不能给现在的公园发展提点建议？

　　林峥：我最想说的有两点。一是公园比较受城市先天的历史文化因素制约。我认为公园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意义是挺重要的，城市应该考虑怎样利用历史资源去打造或改造公园。

　　另一点，我做公园研究，写文章、出书都有一些年了，但从去年开始，这个题目突然变得热了，常有媒体来约采访。我觉得跟疫情是有关系的。疫情期间大家出去不方便，主要就在自己平常生活的城市，选择有限，那就重新看看公园。这样就形成了重新发现公园价值的一种公共话语，公园又变流行了。

　　疫情封控使大家意识到了公共空间的重要性。从对公园的需求也可以看出，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人和城市的关系、人和公共空间的关系。最近听在北京的朋友说，现在北京到处都是人山人海，每个公园人都很多，是“报复性玩耍”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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