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中国园林网7月22日消息：广州金陵台、妙高台被推为废墟事件，再次唤醒了人们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议论与反思。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30年来，全国消失的不可移动文物总计达4万多处。“再不保护，五千年历史文明古国就没有东西留存了。”著名作家冯骥才忧心忡忡地说。

　　而在北京城，尽管城市总体规划已规定停止大拆大建、整体保护古城，拆迁通告还是时常会出现在历史遗迹的墙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不断，一场场关于“城市记忆”的保卫战随之打响。早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事件中，来自各方的力量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这也被视为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时代到来的标志性事件。

　　看到自己全力捍卫的“梁林故居”成为瓦砾，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简称“CHP”）发起人何戍中曾一度悲痛欲绝。但后来他也想开了，认为那并不算是一场败仗。他说，只要大家参与，就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失败。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何戍中白天在文物局上班，一有空，就到自己发起创办的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持工作。事实上，后者更是这位文物保护先锋“战斗”的前线。

　　已届知天命之年的何戍中，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从未停止过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当时何戍中还在上海读大学，听说中国文物走私现象猖獗，便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院报。不曾想此文被外电披露，引起国内高层的重视，推动相关部门采取行动，拯救了一批文物。

　　一个念头也由此在何戍中脑中萌生：原来一个普通的公民，也可以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有所作为。

　　那时，在“金钱推土机”的步步紧逼下，文化遗迹消失的阴影正从四面八方潜来。国家文物局原顾问、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痛心地说，许多文物古迹要么被拆毁，要么被侵蚀，要么被占用，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我国文物面临两大主要威胁，一是建设性破坏，二是开发性破坏。前者是由土地经济和地方政府政绩观导致的，后者则是打着振兴、恢复的口号，实际上拆旧建新、造假。”

　　按法律专业出身的何戍中的观察，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已相对健全，但公众对于法律的了解甚少，文物保护意识更是薄弱。于是他选择了文保领域的民间组织，作为提升公共参与的契机和空间。在历时3年、盖了100多个公章、奔波了无数次相关部门后，2003年，民间组织“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宣告诞生。

　　最初他们在昌平区的地下室办公，到如今，则在东城区的方家胡同落户。何戍中关注的目光也主要集中在传统胡同和寺庙的保护工作上。

　　后来许多年里，何戍中以及他的团队的足迹不仅踏遍了北京城的胡同、四合院，也远及云南、西藏、新疆等地。他不甘心只为那些藏匿于胡同里的老建筑留下图片，记录故事，而是不断地探访、写材料、举报，为一栋栋老房子和一处处历史街区呼吁、呐喊。无论是2007年的北京西城区“西四新北街”项目，还是北京著名古代私家花园“可园”的改造工程，这个民间组织以及这位文保人士都在发出声音。

　　同样关注古建筑保护的还有何戍中的朋友王军，他是新华社记者。据统计，在过去的50年里，老北京80%的四合院消失了。伴随着北京老城区经历的密集拆迁、搬迁和翻新，土地上文物的价值也一再被忽略。为此王军写下《城记》，记录北京城变迁和古建筑命运。回顾写作历程时王军说，就像破案一样有乐趣，但快乐中又掺杂着极深的痛苦。“你很难超脱着看北京的这些事情，我希望自己像外星人那样来看地球上城市的状态，但对北京城很难做到。”

　　多年来，何戍中常强调的一点是，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依然有待提高。根据6年前CHP进行的“北京老城区居民文化遗产意识调查”结果，仅15%居民能说出至少一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84%的居民认为“对文保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府”，仅9%认为是“老百姓”。调查者认为，若一位居民、团体乃至社区对于某个对象“是否是文化遗产”、“保护有什么意义和价值”都不清晰，自然不可能自主地发动保护行为。

　　不过，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保护幸存建筑的阵营中，何戍中渐渐感受到了这股力量的强大。

　　2009年那年，名人故居成了关注焦点，也勾起不少老北京人心中的隐痛。鲁迅与周作人故居6月份险被拆迁的喧嚣尚未停息，7月，位于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的梁林故居又遭破坏。为此王军不断在媒体和博客上呼吁“请留下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与此同时，何戍中以CHP的名义发表公开文章《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破坏，北京市文物局该当何罪？》，矛头尖锐地指向北京市文物局。

　　旋即围绕这一话题的讨论，涉及地方政府、中央部委、专家、民间文保组织，并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密切关注。最终，以开发商被处50万元罚款并责令恢复建筑原貌告一段落。

　　这起事件也被认为富有象征意义。“标志着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时代的到来。”王军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一次次的拉锯战，关注文物保护的民间力量成为一个醒目的存在，在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分得了自己的话语权，他们一呼百应，互相联动。

　　2012年末，钟鼓楼广场恢复整治项目的公告贴在周边的大街小巷里。这意味着紧邻钟鼓楼广场的66个院落将被征收，以及钟鼓楼广场恢复整治项目正式启动。几天后，先是规划师王鹏在新浪微博创建了一份微刊，名为《保护北中轴》；接着，中国抗战文化基金副理事长贾元良、历史学者章立凡以及艺术家徐勇在微博上发起了保护钟鼓楼签名活动微刊、微博、社交媒体成了钟鼓楼保卫战的后方。对该项目同样反对的何戍中回忆说，这让他很是欣喜：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的确越来越多了。

　　一次次个案中，民间所蕴藏的巨大的积极力量正在被各界认识到，包括政府的高层官员。单霁翔在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时曾表示：“极大地树立和提高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极大地动员和保障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文化遗产的主人，我们的文化遗产就能够得到有效保护。”王军对此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公众、法律、传媒的力量聚集起来，能够极大地促进文化遗产保护。”

　　一边是不可移动文物岌岌可危，一边是仿制古城、街道遍地开花“拆旧”和“仿古”大戏正在中国同时上演。近几年这一现象引起不少专家和文保人士的担忧。据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的介绍，中国至少有30个城市已经、正在或谋划进行古城重建。

　　对于何戍中来说，他很反感这种以“修缮”的名义毁坏文物的行为，“把有真实性、完整性的文物拆掉了，按照自己片面理解造出一个假的盖在上面。”

　　“房子拆、建这两个环节都能创造GDP。”住房城乡建设部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规划师赵中枢向记者记者表示，“地方政府如此热衷于古城重建，归根结底缘于以往唯GDP论的政绩考核机制。”他对此颇感忧虑，其中不乏一些地方认为文物应该为当地的旅游及经济发展服务。赵中枢向记者以“鸡”和“蛋”来比喻文物与旅游服务产品之间的关系。“近年杀鸡取卵、将鸡装潢得不像鸡，甚至压根不管鸡的死活等现象并不少见。”

　　“真正的历史古迹是一片有生命的树林。”何戍中说。他常设想，倘若梁林故居没有化作一地瓦砾，人们可以到这院落转一转，坐下喝杯茶，体味时过境迁但韵味犹存的名人遗风，并且反思现在。但如今，窗已不是那扇窗，那里已经不是梁林生活过的地方。

　　他想问那些毁掉文物的人：“不但给铲平了，还铺上水泥地，让我们怎么呼吸到真正的文化气息？”

　　很多时候，舆论影响并不能一锤定音。何戍中也时常看着那些自己为之奔波许久的老房子被推土机碾成一抔土。成立了十年，CHP成功地保住了一些文物古迹，但没保住的还是多得多，若从比例来衡量，可以说十之七八都是失败的，最终成功的只有一两处。

　　与此同时，何戍中也要面临很多民间组织经营运作遇到的挑战。“事实上，CHP随时有死亡的可能性。”他常为内部管理问题而失眠，而政府部门的一些管制措施，又常将他从睡梦中惊醒。但他依旧在坚持，日子也依旧忙碌。每天，何戍中仍然能接到几十上百个来自各地的“举报”电话，他丝毫不介意：“打电话也是宣传文保理念的一种传播方式啊。”

　　历史文化遗迹屡屡遭到破坏，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哪些？在文化遗迹保护中，政府、民间各应承担怎样的责任？记者记者近日专访了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发起人何戍中和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陆建松。

　　记者：今年6月，广州的金陵台、妙高台被开放商强拆，再度引发热议，您怎么看？

　　何戍中：广州还属于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城市，还是比较重视文物保护的。在中国那些文明程度比较低的城市里，文物破坏的情况更严重。当然，广州这事件也不是个例。在我看来，应该说既有开发商也有某些政府部门的问题。这是在追求经济发展、增加利润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当然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没有上去。

　　何戍中：这两者都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决策者对文化传统缺乏真正的自信心，二是缺乏基本的文化品位。对于历史街区，最重要的是把百年传承积淀的遗迹尽可能保护好，但不少决策者打心眼里不认为这是有价值、有味道的，又不愿意公开承认，于是就喜欢将文化遗产拆掉，按照自己的片面理解“打造”成新、亮、大、全的、所谓的“历史街区”。

　　记者：您参与过多部文物法律法规的制定与修改工作，您觉得它们被执行的效果如何？

　　何戍中：所有人包括法律的制定者、决策者都是“社会人”，都要受到社会氛围和大环境的影响，谁也离不开这个。所以法律的制定还是要看社会的大氛围。其实说到底，公众的人文情怀和文物保护的意识上去了，媒体的监督紧了，社会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气氛，自然就会影响到决策者的决策，这对于立法和执法，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现在中国的文物保护立法工作，做得相对来说还是较为完善的，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在执法，有的法律很难被完全执行。假如文物的法律法规得到一半的尊重和执行，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会比现在好得多。

　　何戍中：对于公众参与，最关键就是要看公众的人文情怀和文物保护意识。作为一个公民，所能做的首先就是提高文物保护意识。这一点也是现在文物保护中需要做的基本功。文物保护的氛围上去了，自然会推动文物保护的发展。我认为文物保护的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无论什么遗产最终都会消亡，但在保护的过程中，动员了公众的人文情怀和公民责任，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何戍中：首先不要以成败论英雄，不能以保护几处古建筑的成败来判断事情的黑与白。坦率地说，几处古建筑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个文化产品，文化产品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教化人。第二，用现代的方法做事情，重视机构和传播。现代社会与以前相比传播能力和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要掌握好舆论传播的方法。同时要尽量采取机构化的运作方法。打个比方，在商品社会，没有以一家公司的面目出现的话，是不能维持太久的。同样的，在现代社会里，没有一个注册的NGO的形式来运作的话，局限性也是很大的。第三，不要刻意去占领道德制高点和学术制高点，不然不利于公众参与。

　　陆建松：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技术手段，二是管理体制。从过去的几十年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不力、破坏严重的现实看，管理体制是关键。按物权法规定，国有文物属全民所有，但是在我国，文化遗产资源为属地化管理，一些地方政府视文物为拦路虎，觉得文物就应该为旅游及经济发展服务，而当地文物部门，作为只能表示无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地方的经济利益和眼前利益，地方政府往往采用貌似公正的专家决策方式，甚至公然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处置文化遗产，以达到地方利益优先的目的。这就很容易导致遗产决策的失误并造成遗产的破坏。

　　陆建松：我认为，我国应该考虑对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制度进行改革。2003年，我前往意大利考察时注意到，意大利文物保护较好的原因除了国民素养较高外，关键是体制力量。他们一方面实行了垂直管理模式，同时实行全国文物登记制度，凡是纳入文物登记制度的文物，个人和地方政府领导都不能动，动的话必须征得文物管理部门的同意。此外，文物遗产管理有相应的民法和刑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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