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便是：如何从中选择一个适合的首善之区？

　　要知道，有资格、潜力做首都的城市不在少数，例如北京、西安、洛阳、哈尔滨、南京、武汉、沈阳、成都等城市。

　　论地理位置安全性，成都、重庆两地有外战不出川的说法，自古以来遇到外敌就有作为大后方的传统。

　　北京的位置也说不上是新中国的正中央位置，为什么要选择这块偏向东北方的城市呢？

　　令很多人没想到的是，最先映入党中央眼帘的备选首都既不是北京也不是南京、西安等，而是遥远寒冷的哈尔滨。

　　据担任过毛主席警卫员的吴烈回忆，抗战刚结束不久，毛主席就有意向把未来新中国的首都放到哈尔滨，只不过后来因故取消。

　　与现如今人们眼中刻本的苦寒之地印象不同，20世纪上中叶的哈尔滨可以称得上是全亚洲排得上号的一座超级大都市。

　　哈尔滨兴旺于清朝末年，日俄战争后，16万外国侨民汇聚于此，沙俄开始重点经营这座城市，全俄式规划，因此有东方莫斯科之称。

　　凭借中东铁路枢纽的地位和背靠富饶的黑土地，哈尔滨很快崛起为全亚洲最大的啤酒、面粉基地。

　　甚至比上海更早一年开办了证券交易所——哈尔滨交易所，是东北亚的一大金融中心。

　　截止1947年，哈尔滨人口达到了将近73万人，是国共内战前期中共手底下唯一一个大城市。

　　同时，哈尔滨和其他城市相比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就是非常靠近苏联，从苏联接收援助十分便利，在内战期间免于战火侵袭，不必担心军队威胁。

　　所以毛主席一开始把都城的位置选在了哈尔滨，并赋予了哈尔滨特别市的地位，准备适当时候迁往哈尔滨。

　　尽管哈尔滨处于鸡头的险要位置，但是毕竟位置过于靠近东北，从这里想要辐射全国进行管理难度颇大，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毛主席逐渐开始把目光转向其他地方。

　　在他捉摸不定之时，曾经和自己、周恩来并驾齐驱为“三人团”的王稼祥亲自为毛主席建言献策，最终为新中国首都的选址一锤定音。

　　他在长征途中旗帜鲜明地反对李德的错误路线，在遵义会议关键时刻支持毛主席，因此他的意见对毛主席来说相当具有分量。

　　1949年2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王稼祥从东北赶赴西柏坡参加会议，并在私下聊天时对首都问题进行了一番精彩的磋商。

　　自周朝开始，两座古都就见证了一半以上封建王朝的兴衰荣辱，这里的名胜古迹比比皆是，人文荟萃，物华天宝。

　　二城的地位正如同基辅之于东斯拉夫人、君士坦丁堡之于罗马人，谈论新都，一定离不开这两座城市。

　　在王稼祥看来，尽管西安所在的关中区域从秦到唐都是所谓的王气聚集所在，常言道，关中之地，沃野千里，国险民富。

　　但随着唐朝末年战乱的破坏、经济重心的南移，西安所在区域的经济地位严重下降。

　　早在武则天时期关中就因为无法负担唐中央的供给而频频移都洛阳。宋朝以后更是罕有大一统政权在此建都立业。

　　也就是说，过于偏离沿海经济中心的位置注定了西安更适合做一个西部地区中心而非全国性的首都。

　　它们还多出了黄河水患这一顽疾，导致社会经济较之西安更为落后，直到今天这两个地方的经济都未能超越西安。

　　金陵形胜，虎踞龙蟠。古都南京既具有上述三城的文化历史底蕴，也具备靠近沿海、地处发达地区的优点，在这里立都十分有利于统治江南地区。

　　加上依靠长江的防御优势，是不少割据朝代的首选都城，况且蒋介石已经在这里建都多年，南京具有全国行政中心的牢固基础。

　　首先，新中国建立伊始，海空军力量较为薄弱，制海权制空权掌握在手里，南京过于靠近东南沿海，“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缺陷。”

　　当时控制下的舟山群岛空军基地部署着作战半径达1000公里以上的战机，一旦发动空袭将造成很大的损失。从安全角度来说存在不小的缺陷。

　　在洋面上江南还面临着军舰的物资封锁，以至于长期起到对外流通作用的诸多东南沿海港口几近瘫痪，大陆对西方贸易渠道大部分只能转移到港澳。

　　故而就算是要选择南京也得先等东南沿海控制权到手才能成行。同理这也是不选择上海的主要原因。

　　在他一次与的谈话中，就直截了当地说到：“蒋介石以江浙资本为根基，所以都城选在南京”。

　　而新中国要建立的是一个扫除官僚资本、以无产阶级为核心、处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新政权。

　　如果还把首都选在统治中心上面，如何让外界相信和前政权有什么区别呢？

　　此外，其他几个地方，要么如广州太靠近沿海，成都重庆过于偏近内陆，交通闭塞，对于东部省份鞭长莫及。

　　于是，综合各方面考虑，唯一一个城市——北京（当时还叫做北平）就脱颖而出，成为了毛主席与王稼祥等人最中意的首都。

　　不过令人感到奇怪，北京在地理空间上并不是绝对意义的“天下之中”，离海岸线一百多公里，典型的近海城市。

　　近代以来几次外敌入侵遭到占领，安全性上尚有忧虑，更兼具北京曾是清王朝封建统治中心，旧时代气息浓厚，不少人认为不能成为新时代象征。

　　在否定其他城市以后，王稼祥从战略位置、安全、历史习惯三个方面论证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合理性。

　　它北接蒙古文化区、东边是工农业发达的东北大平原、南边是平坦辽阔的华北平原、西边是太行山脉余脉。

　　北京的交通线，汇集了“平汉”、“平沪”、“平沈”等一干铁路，交通上十分便捷。

　　正好起到了“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的作用，被王稼祥称赞为“中国命脉所在”。

　　在这里定都，既可以震慑北方草原游牧区，也可以紧紧抓住东北这个建国之初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从而背靠东北对关内起到辐射压制作用。

　　由于新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亲密无间的状态，北京位置靠近蒙古和苏联，在当时情况而言自然更加安全。

　　至于海上遭到攻击的危险，实际上由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存在，只要在这两地部署好防御，北京的安全不至于受到太大威胁。

　　其三，“人民群众心理上乐于接受”。王稼祥认为，首都的位置要考虑到国家人民的心理接受程度。

　　出于传统惯性的力量，对草创之初的国家来说，在一个有过漫长王朝历史都城的城市建立行政中心更加符合人民的心理习惯。

　　自金朝开始，除了明朝初年和蒋介石政权时期，北京就一直作为首都存在，人们对于北京的认同感相对而言较强。

　　如果在成都、重庆、南京等地建都，未免会给人一种偏安政权的感觉，不符合新中国大一统的时代气质。

　　听完王稼祥的这番分析，毛主席连连称赞，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正式对外界宣布新中国将在北京建都。

　　当然，王稼祥的分析更多意义上是临门一脚的作用，对于如何选择首都，熟读历史、胸有韬略的伟人早就心里面有了一番腹稿。

　　当三大战役开打之时，毛主席就与将军们提到，尽可能做到和平解放古都北平，以备将来做新都之用，在西柏坡时期不止一次提到北京在中国历代王朝中作为都城所起的积极影响。

　　事实上，如果回顾毛主席之前革命生涯如何与北京结缘就不难发现，北平在他心中早就留下了不可取代的位置。

　　毛主席人生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真正确立马列主义信仰就是在北京大学做图书馆助理员完成的。

　　青年毛主席在北京期间从李大钊那里系统性地学习了红色理论，从而转型成为一名者。

　　在这里他见证了五四运动中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蓬勃发展的辉煌历史，说北京是一座红色之都一点也不为过。

　　也就是说，北京虽然是一座积攒千年封建王朝历史的旧都，可它同时也是中国革命主要发源地之一。

　　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毛主席选择这样一座革命传统深厚的地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首都是再合适不过的。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主席与王稼祥等人的想法。在7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引领者新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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