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饮食：如前所述，北京是一座在文化上颇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城市，特别是在饮食习惯方面，老北京人对外省市流传进来的饮食品种一向都是来者不拒的，如著名的北京烤鸭其实是山东人创造的，东来顺的涮羊肉、烤肉季、烤肉宛等清真风味儿的食品亦是由外省进京的回族人带来的，老北京餐饮业的“八大楼”、“八大居”等，基本上是鲁菜风味。这些风味各异的外来饮食品种经过北京人长期“品”的过程，最终竟成为北京特色的饮食文化的“名牌”。

　　艺术：在老北京传统的艺术品种之中，除了各种曲艺形式如单弦、相声、评书、京韵大鼓等，大多产生于旧京民俗浓郁的南城天桥地区以外，更多的戏曲曲种都是外省市流传进京的，京剧就不是北京的“土产”，而是徽戏、汉调、秦腔等外省戏班晋京以后，在结合北京地区的京字京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完善的。当然，值得赞叹的是，北京文化的特点是善于吸收、长于消化并精于提高，其它地域尚未摆脱原生态的文化到了北京，都能够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得到升华并表现得更加精美与雅致。

　　民间生存状态：老北京城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型城市，清王朝统治后期，除了庞大的皇宫开销以外，居住在皇城和内城的皇亲国戚、大小官吏甚至外城胡同里的普通百姓，他们的生活起居都要依靠外地供应，像粮食、燃煤、柴草等物资都要从外地运入(皇城内的饮水也需外地供奉)，全国各省向皇宫缴纳的税银养活着京城皇族及官吏。而普通百姓的就业范围也基本上是做糖果香烟小买卖、开小店铺作伙计、开澡堂子修脚工、磨剪子磨刀、修鞋钉掌儿、饭馆跑堂儿、拉洋车蹬三轮儿的车夫、婚丧嫁娶吹喇叭糊纸人儿，等等。前门外则是京城最繁华热闹的商业老字号的聚集地，天桥地区则是民间说唱艺术以及靠玩杂耍卖艺的穷人等等。

　　老百姓打发日子的方式就是茶余饭后在胡同的大树底下“侃”山聊天儿，某些人走街串巷、提笼架鸟斗蛐蛐儿，听戏聊戏调嗓子，倒也落得个悠闲自在，这些人被人贬称为“胡同串子”。北京文化学者徐城北描述说：“一些青壮年贪图并适应了胡同生活，整日游手好闲，不劳动居然也就‘活下来了’，甚至还‘活得不错’”。其实旧北京普通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的，但老北京人的性格乐观幽默，虽然生活并不宽裕，但喜欢穷开心，能在穷日子当中找乐子、逗闷子，老北京话中的所谓“京味儿”，就是乐观性格且极富幽默感的一种韵味儿，当年朱自清先生就切身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写到：“北平的一切总有一种悠然不迫的味儿……北平真正的闲人其实也很少，但大家骨子里总有些闲味儿”。

　　另外，老北京的民间民俗文化，如放风筝、抖空竹、捏面人、做绢花儿等，风味儿小吃如豆汁儿、爆肚儿、炒肝儿、灌肠儿等，聚会聊天儿的场所如胡同、四合院、茶馆、庙会等，以及风趣幽默的京味儿土语，这一切均构成了一幅独特、生动的市井民俗画。总之，老北京城的安逸宁静、不紧不慢近似于“有板有眼”的生活状态、市井气息以及民俗特色，均表现出了一种区别于其它地域的精神气质、生活节奏以及独有的分寸感与韵律感，所谓的京味儿文化，大体就包括上述这些内容。

　　自从西欧率先开始工业革命并向全世界拓展以来，人类社会中的各个民族(无论是主动与被动)都先后被纳入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实现现代化已成为任何一个民族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本质要求与必然趋势。这就使世界各民族都要经过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或游牧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或者说是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期。

　　这个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促使各个自然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传统文化逐渐驱于瓦解，建立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共性”特征在很大的程度上取代(并非完全消灭)了不同传统文明社会的“个性”特征。因此，人类社会向现代化过渡的转型期必然使各个地域性的传统文化程度不同地陷入生存困境，这种困境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与突出。可以说，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一切深层矛盾和问题都与传统文明——现代文明之间的碰撞、交流、吸纳与融合有关。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展开，在长期相对封闭的社会状态下形成的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逐渐趋于解体，整个国家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之中，北京——这座文化古城也不例外。既然现代化进程是人类追求新文明新生活的必经之路，那么，旧北京的“消失”和新北京的崛起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无论是感伤也好，怀旧也罢，在现代化浪潮以突飞猛进之势席卷而来时，北京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

　　古代社会由于交通的不发达使各个地域文化能够在比较封闭的状态下积淀和保存下来，现代社会就不同了，工业文明的兴起使传统社会和自然经济条件下各地域之间的分割与封闭状态被打破了，现代产业的迅猛发展促成了分工与就业的多样化，大规模农业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转移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现代交通(公路、铁路、轮船、航空等)的发展所带来的便利条件更加速了这个趋势。在传统社会和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稳定的各种地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至少也应该说是面临着重新结构与重组的局面。这其中，除了科学技术与现代产业分工的因素以外，不同地域的人口流动与迁移对于打破地域局限的作用是不容忽略的。

　　以北京为例，自明清数百年以来，北京最重大的人口结构变化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一次无论对北京来说，还是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规模最大、意义最深远的一次人口结构变化。中国在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左”的干扰之后，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背景下，重新启动了现代化历史进程。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逐渐取代了严格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与这个历史进程相伴随，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浩大的人口流动和迁移，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急速向城市转移，由于现代化进程所必然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由于农村劳动力总量的绝对过剩，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持续降低，由于城市文明不可抗拒的巨大吸引力，成千上万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怀着改变自身命运和生存境况的强烈欲望，告别故土踏上到城市谋生的路途，经过十多年的积累，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结构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群体。据农业部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8年，全国已有两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全国各大中城市和非农产业，而且目前仍以每年1200万人左右的速度继续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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