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有谁的手机怯生生地微鸣，梦呓似的。车子停下来，嗡鸣声参差涌入，人们惺忪起来。在莫斯卡村拍摄的两个月，手机成了一块碍事的手表——在这“川西最后的村落”，通电尚是新闻，通信更未覆及。

　　有人翻拨积压的短信，似有生疏，一个打电话报平安的女孩掉了眼泪。停刹在现代生活与最后村落之间，“像一个默契的仪式”，导演杨程成说。

　　2017年，《再见土拨鼠》主体拍摄了两个月，又逢路断，杨程成和团队吃了许久土豆。“补给只有方便面、榨菜、压缩饼干，连哄小演员的零食都弹尽粮绝。”杨程成说，“只剩下沉浸。”

　　高原轻而易举地刻画着沉浸其中的人们。“进山时还像个大学生，过了十天，头发和皮肤变得粗糙，脸也肿胖。”杨程成倒很得意，“很有当地的质感。”

　　民族电影、儿童片、动物元素……乍听起来，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再见土拨鼠》“标签”十足。不过，在杨程成看来，这并非一个类型化的故事，“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切”。

　　“藏民家的院子里，土拨鼠咕噜噜地来去，旁若无人。人们给它投食，孩子们和它玩闹。”杨程成团队曾到甘孜采风，“从藏地的古老传说至今，土拨鼠是人们的邻居。”

　　如此“友谊”看似匪夷所思，杨程成却心领神会。他在云南临沧长大，后来搬到滇东红河，与风物钟灵最是亲切。儿时，他寄住在乡下的祖父母家。村口有古茶树，上行是巍巍林岭，俯见大河。他给家里的小驴起了名字，常常聊天。

　　“故事是一种记忆。”杨程成说。不是“民族志”或“人类学”的，不是某种文化景观的注脚。

　　近年，许多少数民族电影着眼于传统与现代秩序的彷徨交锋，叙事主人公也常是孩子——例如小的DVD光碟（《静静的嘛呢石》，万玛才旦），毕力格的乒乓球（《绿草地》，宁浩）。《再见土拨鼠》里也有类似桥段，故事的开始，男孩群培从商人手里换来一台iPad，代价是一只土拨鼠。

　　不过，杨程成无意“渲染碰撞”。传统与现代交织，生活仍不动声色。他更愿讲起许多细微的事——赛马会上歌飞云散，带着点冒失的洒脱；那聚散无常的故事，那些一别如雨的人。

　　杨程成：《再见土拨鼠》是我的研究生毕业作品，创作开始于2017年。我的联合编剧的家乡就在四川甘孜，她曾用了很长时间挖掘这个题材，对民族文化也有研究。而我本就喜欢现实主义题材，对民族电影也很有兴趣，于是一拍即合。

　　故事有了基础，我们到莫斯卡村采风。身临其境时，我还是感到惊奇。土拨鼠和当地人的友谊如此真实、自在，不需要冗余的想象或加工。并非城市语境所想象的那样——它们绝不是人的“宠物”或“随从”。在电影里，我们大多是对此做出还原，没有刻意用技术手段刻画。

　　故事里也有我的共情。小时候，我被送到爷爷奶奶家。初来人地两生，我和家里的小毛驴熟络起来，有点惺惺相惜，我叫它“小灰”。电影中孩子们和土拨鼠的感情，我也感同身受。

　　就这样，我和导师、同学，老老小小来自不同民族和地域，组成一个青涩的团队，去四川甘孜莫斯卡村拍摄。

　　杨程成：前期做了很多功课，包括和导师去调研、体验生活，也和当地的人们交朋友。第一个漫长的过程是选演员。我们起初就打定主意用藏区的原生态演员本色出演，但寻觅的过程很波折。眼看就要开机，寻访的几个小主角还是不太令人满意，我们几乎绝望。

　　一天，我忽然在人群里瞄到一个小孩，形象很适合。凑过去一聊，发现孩子很沉稳，表达能力也强，我喜出望外地邀约。孩子却摇头，说刚刚放假回来，明天就要去牧场。我赶紧问住址，想去他们家里商量。再一细问，我哑然失笑，竟是我们寄住的那户人家。很快，另一个小演员也由一位熟悉的藏医推荐来，故事中的“群培”和“白玛”就这样聚齐了，众里寻他千百度，却有妙缘。

　　拍摄时，我们团队集体“失联”了两个月。那时的莫斯卡村没有手机信号，像进入另外一个空间，大家心无旁骛。后来的三四年，我们又反复去补拍镜头、补录声音、补拍土拨鼠，根据后期的意见和缺失调整。那几年，我其实一度很苦恼，心里也没底。再苦再累都是创作应该承担的，只是不知道作品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后来干脆不去多想，完成总比完美好。

　　《中国青年》：作为一部少数民族风格有动物元素的儿童片，创作者怎样捕捉儿童视角？又如何拍摄动物“演员”？

　　杨程成：在台词的处理上，孩子就按他们最真实的方式表达，而不是用大人的语言和思维逻辑去设计，也有很多藏语对话。对孩子的表演，我最多只是引导，太刻意的教导会毁了他们的表演。而很多自然生发的台词反而浑然天成。

　　当然孩子还是会紧张，需要创作者付诸耐心。我们的小演员其实很配合，但我还是被气哭了几次。一个月后，反复拍摄和引导中，孩子们有点不耐烦。组里的哥哥姐姐们各展其能，零食早用光了，改用压缩饼干、火腿肠和手机小游戏，更多的时候是促膝谈心。

　　要创作儿童电影，创作者要保有真诚和童真童趣，才能敏锐地挖掘到孩子们的情感。我做的事情是还原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切，尊重生活的原形态。

　　土拨鼠的镜头大部分是补拍的。团队大部队撤了，只剩我和副摄影蹲守。一小块溪边平地是土拨鼠的乐园。最多的工作就是等待，花很长的时间看土拨鼠嬉闹、惊叫、晒太阳……方法都是现学现卖，看网上的动物纪录片笔记，借鉴些技巧。有些镜头很“惊艳”，比如一个灵动的探头探脑，一次转头凝神，也许万物皆有灵。

　　这部电影的声音也非常丰富真实，后来有一次我又重新进藏，就是专门为了声音而去。我们的声音设计郝智禹是第53届金马奖最佳音效获得者，他都惊叹道，这是他接触到前期声音素材最丰富的片子。

　　《中国青年》：影片中，故事由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碰撞而展开，这一线索在少数民族电影中似乎常见，您怎样看待这一点？

　　杨程成：最后一次去补拍的时候，莫斯卡村有了许多游客。再细问，原来这里也成了“网红”的神秘旅境。短短几年，现代生活的触角，伸展到了这“最后一个村落”。

　　时代流变，新事物无从抵抗，也没有必要拒斥。只不过，在现代文明的隙缝里，我想莫斯卡村的人们没有忘掉旧歌——餐桌上总摆着酥油茶和糌粑；赛马会飞歌一片，第一名拿到茶叶捆和哈达；午后，孩子们聚在一起游戏，分吃牛肉和香肠，输掉的惩罚是一支藏歌……生活、情感、乐舞、大自然，自在地交融，是与生俱来的无声语言。

　　我是在西南民族大学读的研究生，学校的学生是多民族化的。《再见土拨鼠》的编剧就是藏族，我自己是纳西族。在创作上，我们也许具备一些优势，比如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共情。当然，对于民族电影而言，无论是“内视角”还是“外视角”都有各自的路径。只要抓住真实的共情，表达就是成立的。对一个新导演来说，许多东西需要了解和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文化的融入。

　　《中国青年》：故事发生在藏地村落，片中是否有偏爱的一种意象或元素？以什么样的影像风格呈现？

　　杨程成：对于民族电影的创作，我不想刻意加强它的民族属性，或强调或宣传它的民族符号、元素或文化。我喜欢的是融入生活，字句不提，无处不在。打动我的是人们对土拨鼠，乃至对自然、生命的态度，而不是某种异质性，电影表达像生活一样。

　　在莫斯卡村，民族文化有许多日常。比如每年都会演藏戏《格萨尔王》，老老小小都参与其中。时至今日，仪式没有流失，反而愈加丰富。村里的每一天，有人转山，有人诵经，有人雕刻玛尼石，日复一日，风吹日晒。“土拨鼠”也不一定要理解成某种文化符号。它是当地人价值观的一个小小的日常表征，与传说、自然、生命有关。

　　至于影像风格，拍摄地莫斯卡村被称为川西最后一个村落。村中有一座袖珍城，有百年寺庙，建筑风格极具特色。许多年过去，一些民居从城墙中移溢出来，错落在流水畔。周边自然环境有很多大色块，山峦线条蜿蜒，别具一格。电影展现的就是这样的真实景致。

　　杨程成：起初我并没有将《再见土拨鼠》定位为一部儿童片。出发点是那些打动我的元素，然后开始创作和表达。

　　电影最初在金鸡奖放映了两场。2023年1月，获得第十三届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评委会奖、最佳导演提名，参加了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儿童片聚焦”单元展映，这是中国选送参加本届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的唯一一部儿童片。预计将在2023年暑期档全国上映，“六一”档开始做点映。

　　最近是作为中国国际儿童影展的开幕影片与观众见面，大多是亲子观影。映后见面会上，孩子们提出很多“猝不及防”的问题。有小朋友问，土拨鼠今天怎么没有来？还有孩子提问，电影中一共有多少只土拨鼠？我不知道答案，也不能沉默，于是我说：“有多少人，也许就有多少土拨鼠，它们也是某片土地的主人。”

　　《中国青年》：影片也获得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提名奖，能否聊聊您的电影创作经历？

　　杨程成：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家住，我对电影一无所知，却有一个上小学的表哥爱看电影。印象里，他的片单包罗万象，还有外国电影。表哥很会讲故事，讲《大白鲨》《大话西游》，口若悬河，讲得兴起还加上表演，大家听得入迷。电影让人神往，我开始好奇。

　　上了学，我回到城市的父母家。中学时，我是班上的活跃分子。自己攒了好多短剧本，晚自习停电时分就是我的舞台。灯光暗了，大家正没趣，我就趁机表演，活跃气氛。后来，我被选到地方电视台栏目做小演员，对着镜子揣摩表演，模仿“许文强”。

　　小时候爱写作，也爱幻想，乐此不疲。一次，去上乒乓球课的路上，我在公交车上神游起来，脑中故事一发不可收。公交车到了终点，然后返程，我索性和我的故事游弋终日。

　　高考时父母想让我读警校，体育是我的特长，其实顺理成章。我还是想学表演，演戏太过瘾，像是人生的“心流”。在西南民族大学学表演，我更确认了自己的热情。老师布置作业观察人物，第二天回课，我“超额”交出7个片段，创作是有魅力的。到了寒暑假，我频繁跑北京、跑横店，找机会演戏。

　　演员是一个被选择的职业，时间久了，我发觉内心还有创作的澎湃，不只是表演。比如去建构自己想要的一种状态、一种风格，去抒发，因此想学习做导演。

　　杨程成：颁奖人“再见”两个字一出口，我就懵了。站起来径直往台上走，背了好久的致辞好像遗落在台阶上。接过话筒，我鞠了个躬，眼前浮现起师友、莫斯卡村，还有土拨鼠们。

　　我们的监制孙敏曾获第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剪辑指导张建华是第1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剪辑，声音设计郝智禹是第53届金马奖最佳音效，在整个摄制团队的齐心协力下，《再见土拨鼠》才能取得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最佳导演处女作提名奖、最佳男配角提名奖、最佳儿童片提名奖四项荣誉。得到肯定和鼓励，我内心的声音变得更坚定，那种似曾相识的“心流”。

　　导演的工作是沉淀，需要阅历。初出茅庐时只有一腔热血。十年之间，我在北京和川滇两地奔走，也奔波于创业和创作之间，无论处境如何，潜心是最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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