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家国文化是晋商大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也是晋商精神的核心内容。修身立德、孝悌忠信、家国天下等儒商情怀及“兴家报国”的传统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晋商的行为方式，也是激发其家国情怀的思想渊源。新时期，加强晋商大院家国文化的深入研究，扩大文化宣传力度，广泛开展社会实践教育活动，是实现晋商大院家国文化的现代传承的重要途径。

　　明清时代，晋商在国内实力最雄厚，被称为“天下第一商帮”，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令人瞩目的成就，饮誉海内外。当时，许多财力雄厚的晋商在家乡起房盖屋，修建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深宅大院，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最著名有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大院等。

　　晋商们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所具有的传统道德思想和管理经验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晋商文化，他们在经商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晋商精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精神不仅体现出深邃的商业智慧，更蕴涵着晋商“心系天下”“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

　　清朝大臣李鸿章发展洋务运动以抵制西方侵略，当时国库空虚，经费不足，乔家慷慨解囊捐资10万两白银为李鸿章购买了一艘军舰。左宗棠曾指挥清军收复新疆的战斗，所需的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发生，八国联军入侵京津，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等西行避难经费紧张，山西巡抚向众晋商筹款，乔家伙友贾继英挺身而出，怒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表明国若破，家安在，个人利益何有的道理，当众承诺借款30万两白银。

　　当清政府与英帝国主义相勾结，把山西的矿产开采权和铁路建筑权拱手出卖给英国福公司时，渠本翘联合众晋商筹措巨额赎款，亲自与英国福公司进行谈判，终于从英国福公司赎回了国家采矿权。

　　大量史实见证，当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百姓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时，晋商以国家为重，无私奉献，他们心怀天下的悲悯以及以商救国、以商救民的行为，彰显了一代晋商的家国情怀。

　　晋商大院不仅是晋商五百年兴衰史的见证，而且大院里一砖一瓦交织着浓郁的晋商文化，体现了近代山西商人的勤劳与智慧。院落中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晋商故事中激荡人心的家国情怀，跨越百年时光仍熠熠生辉。

　　庭院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晋商大院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建筑的门楼、门墩、照壁、檐枋、窗户等建筑构件处处体现了实用与艺术的高度统一，无处不浸透着晋商主人的生活准则和人生追求，蕴涵着吉祥富含哲理的传统文化，彰显着宅院主人的文化品位、生活信条、理想信仰及对未来的祈愿。晋商子弟们在日常起居中受到传统文化的启迪，感受着家风的熏陶，化为他们的气质和品格。

　　建筑被喻为“凝固的历史”，建筑结构与它所建时代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有着密切联系。晋商大院多是均衡对称的四合院布局，端正规整、古雅有序，给人以统一和谐、安静稳定之感。在这里家即天下，天下即家。古代中国是礼制化的社会，在建筑中也有充分体现。家族中父子、兄弟、夫妇、男女、长幼、主仆等人伦关系，以礼制为布局原则纳入这封闭围合的院落空间里，各居其所。礼的作用，贵在和顺，在礼制布局的空间中，人和人之间和谐适当，彼此融洽。

　　儒家认为一个人的品德和行为关系到家族的荣耀和国家的盛衰。儒家倡导“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作为待人接物准则，也是中国传统美德的核心。儒家把“仁”和“义”视为道德的最高原则，“仁者人也”，“以仁为本”也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儒家“仁爱”作为治理国家的原则，正是基于国家是由一个个家族构成的。

　　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因而，由家庭构成的家族和社会的价值体系成为人类最理想的价值追求。

　　儒商，即为“儒”与“商”的结合体，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运用，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文化。晋商注重个人修养，尊崇儒家倡导的优秀品德，以德为立身之本，处处与人为善，对人恭敬谦逊，有儒家风范。

　　晋商乔氏家族的主人乔致庸与堂名“在中堂”皆取儒家核心思想“中庸”“执两用中”之意。乔致庸崇尚儒家思想，在注重完善自我的同时，积极入世，以商报国、心系百姓的家国情怀，是他对儒家思想的履践。他注重合作，先义后利，诚信经营，在商业上取得辉煌成就，不仅有儒者的道德和经商的才智，而且对社会发展有强烈的责任感，热心公益，热爱教育，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视为己任，是德高望众的儒者楷模，商者精英。

　　在民族危亡之际，晋商们并不只是致力于逐利商场，而以立志救国为己任，探索实业救国之路。渠本翘开办了双福火柴厂，全心全意、艰苦卓绝地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拼搏努力，成为一位民族工业的先驱，推动了山西民族工业的发展。甲午战争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他萌生了“教育救国，兴学育人”的思想。渠本翘外出日本担任过清朝驻横滨领事，也曾担任山西大学第三任校长。他还拿出渠家数年积攒的白银创办了祁县学校，乔致庸等商界同仁也慷慨赞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风文化和家国情怀血脉相通。好的家风如同无声的教诲，助人立德、成人成才，让后人代代受益。晋商把家国情怀作为立身养德之本，优良的家风传承是家国情怀代代相传的重要原因。

　　晋商乔致庸精通儒学，把儒家思想作为家教理念和立身处世准则，素性恬淡，生活俭朴。他以“六不准”家规约束族人的行为，抵制劣行，端正家风，辈辈相承，成为乔家家业发达和家族长盛不衰的法宝。乔氏家族的子女们在良好的家规家风熏陶下，正直诚信，乐善好施，进步开明，形成了和为贵、重修德、讲诚信、乐读书、慎俭德、善为先、怀天下的具有鲜明家族特征的家风文化。

　　“为善最乐”匾悬挂于乔家大院筒楼院二楼之上，这是乔家世代乐善好施，富而行仁的思想渊源。清光绪三年（1877年），祁县遭饥荒，乔家、渠家等晋商纷纷开仓赈灾，施舍粥饭，救济灾民。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包头大旱成灾，直至次年六月仍大旱，七八月又有霜冻，粮食颗粒无收。乔家复盛公积极捐粮助赈，解黎民于危难之中。在晋钞一度贬值的情况下，乔家、渠家不惜自己蒙受巨大损失，仍以银元按原比价付款，维护了民众的利益，坚守了晋商百年信誉。

　　“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家国情怀是一种自家而国、一脉相承的内在情感和人生追求，绵延不绝，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原动力。

　　晋商精神及商业文化，不仅在中国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页，而且其浓郁的家国情怀凝聚了晋商的真挚情感，也将成为我们奋发进取追求实现自我价值、奉献回报社会的精神动力。家国文化内涵的研究和弘扬，对于培育爱国情怀，激发人们具有为国家和民族兴盛奋发图强、努力工作的责任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国是家的延伸和拓展，家和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国、家、人三者休戚与共。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价值观念，认为只有完善自身修养的人，才能把家庭治理有序；家庭秩序井然，国家才能安定和谐。通过家与国的结合，实现了个人道德自律与家庭荣誉相结合、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从而使自我道德提升与个人奉献社会的理想有机融合。

　　晋商大院的家国文化所包含的无私厚重的亲情友爱、待人接物的处世规范、家国天下的浓厚情怀，为我们现代社会的家庭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财富。

　　晋商大院是晋商文化与中华民族爱国历史的重要载体，是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家国文化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的教育资源。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商们积极参加抗日。乔映庚大义凛然地支持儿子乔倜从军救国，并说：“有国才会有家。”他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前线战事的进展，日日夜夜为儿子的安危牵肠挂肚。他常常去信鼓励儿子，不仅要有爱国的热情，还要加强练功，学好抗击护卫和飞行技能，掌握好空中作战的主控权才能担当起卫疆保国的重任。

　　乔倜在驾机奔赴战场前给父母写的一封饱含深情的家书，我们可以从中读出晋商及其子弟以国为重，心系于家的无私献身精神。年仅22岁乔倜在战场上为国捐躯，思念家人和保卫国家的家国情怀穿越硝烟弥漫的战火，时时涤荡着我们的心灵。

　　乔家、渠家是晋商的杰出代表，他们仁义诚信，以商致富，心系国家，爱国济民，报效国家的善行义举，被赞为晋商之翘楚，后世之楷模。乔家大院和渠家大院 2005年被评为“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山西省德育教育基地”，2017年被评为“晋商文化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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