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习总书记在《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一文中指出，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近年来，山西考古事业围绕重大课题持续攻关，实施了一系列重大考古课题与考古发掘项目，不断加大田野考证力度，加强考古成果转化利用，为实证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作出了山西贡献。

　　2月28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近年来我省考古重大课题阶段性成果以及2022年山西重要考古发现。其中，夏县辕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太原小店郑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兴县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稷山东渠夏时期遗址、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临汾霍州陈村金元时期瓷窑址等6项重要考古发现，以涉及时代跨度大、地区多，反映出中华文明各个时期的丰富面貌和厚重历史信息，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华文明探源中的有利实证。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项以考古调查发掘获取相关资料为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说，国际学术界曾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为文明社会的标准，称之为“文明三要素”。如果依据这样的标准，中华文明只有3300年的历史。王巍表示，这“三要素”就像戴在头上的“紧箍咒”，曾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遇到的最大难题。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而山西尤其是晋南，作为黄河文化孕育、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区域，通过百年来考古学界的孜孜以求，逐渐被认识、被实证。

　　在这样的背景下，2022年发掘的夏县辕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太原小店郑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兴县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稷山东渠夏时期遗址、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等5项考古成绩斐然。其中的绛县西吴壁遗址，曾荣获“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戴向明称，这是学界首次在邻近夏商王朝的腹心地带发掘专业冶铜遗址，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为深入探索早期冶铜手工业技术及生产方式，乃至探索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这种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西吴壁遗址以冶炼遗存闻名于世，在2022年发现了16座商代墓葬又增加了这里文化因素的复杂性。该项目负责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田伟说：“我们对随葬陶器和铜器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并参考以往研究成果，初步将这些墓葬分为早、中、晚三段。通过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西吴壁墓地的形成时代大致在公元前16至15世纪。出土的青铜组合，为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断代确立了可靠的年代标尺。”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晓毅介绍说，夏商时期，铜是支撑国家命脉的战略资源。王朝经营冶铜生产地的力度非常大。这次在西吴壁遗址发现的大型墓葬M16，是迄今为止国内商代初期最大、内涵最丰富的贵族墓。从这座墓葬的发现，可以看出商王朝十分重视晋南地区的铜矿资源，同时可以确定西吴壁是商王朝设在晋南地区的中心聚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工作也揭示了大量有趣的文明细节，佐证着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特征。如运城稷山东渠遗址发现了大量动植物遗存，利用DNA技术得知，今日常见的粟、黍、水稻、大豆与牛、猪、羊等，可能恰是“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的考古学实证。

　　为配合“晋南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课题，2022年，省考古研究院主持发掘了夏县辕村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重要遗存，出土了大量陶器、骨器、玉石器和动物骨骼等，特别是长筒罐残片较多。这种器物不常见，初步推测长筒罐可能与储存盐有关，这为探索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进程中盐业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新线年，该院围绕“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课题，持续开展了兴县碧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同年7月22日，碧村遗址发掘保护专家现场会在兴县召开。专家认为，碧村遗址是目前在晋陕高原入黄河口处发现的史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石城，它占据河套地区向晋中、晋南过渡的关键要道，有着规划严密的城防系统，是北方石城文化圈面向东方的一座重要门户，这为揭示“天下万国”背景下中原与北方文化互动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兴县碧村遗址项目负责人张光辉说，碧村和石峁所处的龙山晚期是“天下万国”时代，《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表明当时古国甚多。这一情况也被考古工作逐步所揭示，碧村从规模、等级、内涵来看，已具备古国之态。碧村与石峁两地直线公里，从其城址规划、建造方式及其日常生活用品来看，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因此，碧村既可以作为石峁与东方交流的重要枢纽，也可以成为其在黄河东岸的一道屏障，若用一句话来形容两者关系，“唇齿相依的盟友”可能更为妥当。

　　2022年9月16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新进展，揭示了史前与夏商城址建制和文化发展脉络。兴县碧村遗址为山西境内黄河沿岸地区首个确认的龙山时代大型石城聚落，展现了中国史前文明化与早期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

　　中国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古老文明。山西地处我国西部高原与东部平原过渡的大平台，占据中原农耕区和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干线，成为多元文化交融汇聚、推陈出新的关键孵化区，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历久弥新的重要引擎之一。

　　考古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为加强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2022年1月29日，“考古的温度——山西‘十三五’考古成果展”在山西考古博物馆开展。该展展出了2016年至2020年出土文物387件（套），集中展示了“十三五”时期山西考古的新发现新突破。

　　2022年7月20日至22日，“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中国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谈”学术会在太原召开。4个半小时的网络直播，10位专家围绕主题从考古、文献、天文、建筑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凝练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思辨文明论证的哲学逻辑。

　　2022年11月1日，由省文物局主办的“大政之源”特展在山西博物院展出。该展对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山西篇章进行了深入解读，集中展现了山西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重要地位及最新考古成果。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说，陶寺文化的诠释与解读是本展览内容策划的一个重点，通过梳理陶寺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和观点，呈现陶寺的学术研究内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以来，山西先后借助一批核心遗址，围绕文明起源与形成开展了系列多学科合作研究，山西襄汾陶寺、绛县周家庄、芮城清凉寺、兴县碧村等遗址研究及“晋西南聚落考古与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课题先后列入其中。1978年发现于襄汾县的陶寺村，年代距今4300年—3800年的陶寺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实证陶寺社会完全进入文明时代。特别是陶寺遗址拥有城墙、宫殿、王墓、礼制、文字、冶金术等最为齐备的文明要素，为文明判定和文明治理提供了普世的中国方案。

　　王巍说，距今4300年前，黄河中游的势力集团在与周围其他集团的力量对比中逐渐占据优势，山西陶寺和陕西石峁两座巨型都邑相继出现。其中，陶寺出现了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宫城。大墓出土近百件随葬品包括鼍鼓、石磬、玉石钺和彩绘龙纹的大型陶盘。在陶寺遗址发现一处半圆形的坛状遗迹，天文学家认为是当时观测天象，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农时节气的观象台，与《尚书·尧典》中尧“观象授时”的记载相符。陶寺城址的年代、位置、规模、等级都与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较为吻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说，从陶寺遗址正式发掘之时起，考古工作者就在发掘过程中较为广泛地采取了自然科学手段，如古地磁、孢粉分析、动物考古、铜器分析、地貌水文考察等，有着先进的发掘理念和研究思路。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陶寺文化和社会具有海纳百川、务实创新、礼乐文明的特质，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明的重要精神实质。这些理念与特质在4000多年前的陶寺社会已初步形成并集中体现。因此，襄汾陶寺遗址是探索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代表性遗址之一。

　　以陶寺文明为支点，夏商周三代接续陶寺的政治遗产和文化成就，秉承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价值理念，进一步冲破地理、政治及文化阻隔，建立了以中原为中心、器以载礼、辐射四方的跨区域中央王朝，这是山西给中国文明治理的一大重要贡献。

　　在习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于2020年4月挂牌成立，更进一步推动我省考古事业围绕重大课题持续攻关、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的学术引领和行业带动作用。

　　山西是早期国家形成与治理实践的关键区域，始终处于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互动交流的最前沿。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于振龙说，晋西地区在整个晋陕高原政权兴起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尧都平阳在陶寺”逐渐为学界所公认后夏时期的山西呈现何种政治格局，盐铜资源如何促进了夏商王朝的崛起……围绕这些重大历史问题，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五）”、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及山西省文物局“晋南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重要课题框架下，我省持续开展了夏县师村、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兴县碧村、沁水八里坪、绛县西吴壁等十余处重要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文明进程、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课题提供了丰富详实的资料。

　　围绕“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课题，持续开展了兴县碧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为揭示“天下万国”背景下中原与北方文化互动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围绕“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课题，重点实施了芮城坡头遗址、襄汾陶寺遗址、夏县东下冯遗址及忻州尹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其中，芮城坡头遗址考古发现了中条山盐湖附近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环壕聚落。东下冯遗址确认了夏时期“回”字形环壕、早商时期夯土城址以及大型仓储类建筑，是山西地区探索夏文化的重要遗址。忻州尹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忻定盆地夏商时期文化更迭及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提供了详实的材料。

　　围绕“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重大课题，着重开展了夏县辕村遗址、翼城北撖遗址及沁水八里坪遗址的考古工作。其中，翼城北撖遗址经勘探确认是目前山西已知规模最大的仰韶中期环壕聚落，弥补了晋南仰韶中期大型环壕聚落的空白。沁水八里坪遗址经考古工作证实是晋东南地区与陶寺文化年代相当的、具有浓郁陶寺文化因素的区域核心聚落。

　　围绕“晋南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课题，持续开展了夏县师村遗址、绛县西吴壁、垣曲北白鹅、闻喜邱家庄等重点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开展了闻喜酒务头、绛县横水墓地等重大考古发现的资料整理工作，实现了多项关键性突破。

　　山西是实证中华文明进程的核心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近年来，一系列的考古发掘成果丰硕，亮点纷呈——

　　夏县师村遗址首次发现2枚仰韶文化早期的石制蚕茧和6枚石雕蚕蛹和陶制蚕蛹。石制蚕茧与石雕蚕蛹揭示着早在6000多年前，在运城盆地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内，蚕已经在先民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为研究中国古代养蚕缫丝技术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师村遗址很可能是某大型生活聚落旁边专门以养蚕缫丝为主的原始手工业作坊聚落；

　　绛县西吴壁遗址补充了夏商冶金工业链，发现了迄今为止国内二里岗下层（商代初期）阶段规模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高等级商系墓葬，墓主应是居住在晋南地区的高等级贵族。为探讨商王朝国家形态与统治模式等学术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

　　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发掘了山西目前规模最大的东周墓葬，确认了上郭城址范围及铸铜手工业作坊区，证实其都邑性质。

　　除此之外，山西还出版了相关论著70余部（篇），为进一步突显晋南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中优势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撑。

　　今天，我们再次重申“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不再是虚幻和动摇的，而是变得更加清晰和坚定。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吕梁兴县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晋陕高原入黄河口的最大石城；严密的城防系统

　　运城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商代初期墓葬

　　临汾霍州陈村金元时期瓷窑址——金元时期北方细白瓷窑场杰出代表;近50年首次考古发掘

　　1993年度，山西曲沃晋侯邦父及夫人墓入选。1993年度，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三窟遗址入选。

　　2005年度，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入选。2005年度，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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