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过去的2021年里，远未结束的新冠疫情依旧牵动心绪，通向未来之路从来崎岖难行。时代焦虑下，有人“内卷”，有人“躺平”。我们得到许多，也在不断失去。一切坚固的都将烟消云散。岁月更迭、新旧交替中，我们或许早已习惯了迎来送往，但我们深知，过往的时光都有独特意义，逝去的生命都曾如星辰闪耀。在这个寒意袭来的岁末，我们缅怀逝者，致敬学人，憧憬明天，坚信社会的走向取决于你我的选择。

　　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变幻莫测的自然，人类力量何其渺小。但生命的伟大在于探索，人类的尊严系于思考。文明薪火从未熄灭，是因为永远有人向往光明。告别一代学人，也是告别一个时代。肉体消逝后，思想的力量穿越时空。我们仍然生活在旧时代的延长线上，但我们对新时代的破晓而出满怀期待。正因有这些思考者不断追索新知，传承智慧，拷问公理和正义。我们才能对未来继续保持谨慎的乐观，我们才有理由相信：这个世界会更好。

　　本文致敬学人根据其所在领域分为历史、政治、社会、文学、文化、自然科学等部分。他们中既有声名煊赫的学界耆宿，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在科学的象牙塔里，他们是探索者；回归生活世界，他们也是普通人，是父亲，是儿子，是丈夫，是妻子，是老师。因篇幅所限，學人Scholar未能将逝去学人一一列出，但缅怀和致敬之情并不因之减少分毫。

　　社会学家。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理论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方法论和社会思想史，主要著作包括：《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等。

　　我们国家的社会科学现在有一个向实用-功利主义发展的趋势。实用对不对？对。功利对不对？也对。中国人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理性思考后的做法，任何人做事都会如此。但是，即使在实用主义盛行的美国，也有人在思考一些更高的、超越性的内容。如果单纯采取实用-功利主义的做法，就必然导致一般民众崇拜成功（金钱），崇拜权力的风气泛滥成灾，例如国人常说的“成王败寇”、“胜者王侯败者贼”，把决定行为动机的道德责任交由行动后果去处理。

　　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培养的大学生。主要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宗教文化、岭南佛教史、广州对外贸易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俄罗斯馆纪事》《尼姑潭》《清初岭南佛门事略》等学术专著。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著有《仰望陈寅恪》。

　　略人所详和详人所略，是我一贯坚持的著述原则。学问是一个望不到边际的认识领域，有起点而无终点。即使是大师巨子，也不敢宣称自己什么时候到顶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学海无涯”、“学无止境”一类话，作为古代学者的悟道之言，在信息时代依然保持着它的棒喝作用。

　　汉学家。 1934年出生于瑞典，祖籍荷兰。以研究中国道教知名，同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领域和宗教人类学方面颇有建树，出版有《道体论》《道藏通考》《中国文化基因库》等数十种论著。先后获得法国高等研究院博士学位、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历任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荷兰国立莱顿大学中国历史学讲座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等职。

　　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尤其专精于秦汉史，是历史学家翦伯赞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在长达60年的教学生涯中，张传玺教授教学态度一丝不苟，对学生循循善诱，开设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培养了大批优秀史学人才。编写了《中国古代史纲》《简明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献简明教程》等多部教材，著有《秦汉问题研究》《张传玺说“秦汉”》《从“协和万邦”到“海内一统”》等书。

　　年轻的同志缺乏史学功底方面的修养，这也和我们的某些规定有关系。如三年要拿个硕士，三年拿个博士，毕业以后还有提职称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容易误导他们走捷径。过去范文澜先生说：“要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要有一种刻苦训练精神。

　　哲学家、神学家，曾提出著名论断，即“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没有宗教间的理解就没有宗教间的和平”。主要著作有《基督教和世界宗教》《神存在吗》《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当基督徒》等，不少观点在国内宗教学、伦理学、汉学等领域产生影响。

　　伦理不会像法律那样有可触及的制裁效果，但它能够通过感化人的性灵，而达到潜移默化的长远的效果。

　　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1921年生于北京，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先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译作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哲学》《上学记》等。

　　……倒是解放以后，全国有统一的规定、统一的模式，有标准教科书，考试还必须按“标准答案”。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没有“标准”，包括自然科学，我认为也不需要有。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去想，科学怎么进步？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

　　我现在跟不上时代，不太写东西了。我不会写《上班记》，因为我只能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对上班的很多事情，我都搞不清楚。比如我当时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门口牌子上写的是“中国科学院”，但它实际上属于宣传部门。科学是后有结论，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但是宣传是先给结论，再去研究它，比如“赫鲁晓夫罪大恶极”，你去证实它。

　　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创建人。主要从事辛亥革命研究，兼及中国资产阶级、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晚年致力于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主要著作包括《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等。他是我国人文社科界辞去资深教授第一人，门下培养了众多优秀历史学者，如桑兵、马敏、王奇生、虞和平等。

　　“我宁可站着倒下去，也不躺着混下去。”（20世纪80年代经选举成为华中师大校长后的讲话）

　　大学的堕落已经令人难以容忍，但教育当局仍然沉醉于少数追随者的歌功颂德，至今未能深切反省，因此在错误道路上愈走愈远。……如果现行教育体制依然原封不动，中国教育改革也只能停留于修修补补，根本难以革除错综复杂的各种积弊，因为大学根本没有自我完善的空间——而恕我直言，许多大学校长也没有自我完善的胆识，甚至没有自我完善的内在醒悟。因为其中有些人已经习惯于唯命是从，随波逐流，把学校作为个人晋升之阶，千方百计在“跨越”与“创一流”的虚热中显耀自己的政绩。种种事实表明，在目前教育部这样强势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大学很难在教育改革中有根本的转变。

　　要学会理性的独立判断，千万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时尚的占主流地位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至少不一定都是最好的。人间自有真、善、美，伪善与邪恶可能得逞于一时，毕竟不会得意于永久。

　　当代史研究专家。曾任第一任专职秘书，1968年被诬陷为“坐探”，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半。1979年平反后，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直至退休。阎长贵退休后坚持从事当代史回忆、写作等工作，并约请许多重要事件见证人口述历史，做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工作。曾先后出版《问史求信集》（合著），《第一任专职秘书自述》等书。

　　“当代人修当代史”问题，为什么在现在成为一个十分突出和重要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修一部当代信史的需要。历史是一面镜子。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也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应该说，这告诉未来的“史”、为镜的“史”，必须是“客观、公正的史”即“信史”；如果这“史”是“哈哈镜”，即歪曲的历史，那怎么“知兴替”，又告诉人们什么“未来”？毋庸置疑，修当代信史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而修当代信史需要当代人参加和参与，也是不言自明的。

　　敦煌学家。1950年至195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担任教师工作。进入学术界后，多年从事佛教、敦煌学、目录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著有《敦煌文物目录导论》《佛光的折射》《汉化佛教与佛寺》《汉化佛教参访录》等。

　　历史学家、汉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研究范围纵横三千年中国思想史，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是极具国际影响的史学大师。同时，他持续关注现实、坚持在公共领域发声，独立自由的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学者的深邃眼光，使其成为当下华语知识分子的典范。

　　我主张人人都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又必须同时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样才能吸收别人的长处。如果采取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那么中国便必须放弃一切源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在个人层次上，我主张中国人个个都有一种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但民族主义今天不能泛滥为大规模的、集体的“运动”。

　　批评别人首先应该了解对方，不能动辄以轻鄙的态度出之，流于谩骂。这是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一天到晚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人。

　　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

　　法国当代哲学家，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2016年，让-吕克·南希入选了美国教育网站The Best Schools评选的“在世最具影响力的50位哲学家”。 让-吕克·南希的哲学思想深受他的老师兼朋友、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影响。南希和德里达相互对话式的写作构成了法国“解构思想”的核心文献和主要贡献。南希通过一系列的作品探讨哲学的“意义”理论，以共通体的非功效、基督教的自身解构、世界的意义与身体的触感，扩展了解构的论域。代表作有《无用的共通体》《素描的愉悦》《缪斯》等。

　　青年考古学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10月27日，在四川马尔康市甲扎尔甲山考察洞窟壁画过程中意外身亡，年仅31岁。专业学习研究之余，刘拓热爱文物古迹和与之相关的旅行，前往伊拉克、阿富汗等30多个国家和全国将近700个县，到访200余处世界遗产和1500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因赴伊拉克旅行、途中遭伊军方扣押14天受到国人关注，著有《阿富汗访古行记》。

　　一个国家最顶尖的古迹或者世界文化遗产，有时候并不一定知名度很高。跟中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样，有些遗产像故宫、颐和园，一天可能有十几万张新照片，而有些遗产，想搜张大图或是五年内的近照都没有。我会重点去这样的遗产，而且一定拍到它。

　　哲学家、美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1950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 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文革以后在哲学、美学和思想史方面均有所建树。宣扬儒家主情论，以“告别革命”说为1980年代启蒙运动划上句号。著有《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华夏美学》《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等作品，影响巨大。

　　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一种主义。

　　一个邪恶的理论，而且是非常肤浅的理论，一旦忽悠了群众，和权力结合——希特勒可是通过选票上台的——可以造成多么巨大的灾难，由此可以推论出理论工作的意义，即反对邪恶的理论、思潮、思想非常重要。……我以前常说书生百无一用，现在倒认为书生还真要有点历史感和责任感，要对自己所写所说负责，不要把人们引入错误方向。

　　启蒙远未完成。但启蒙的方向是什么？我反对当年包括王元化搞的，再来一个启蒙运动。不是群众运动了，不是呐喊，而是怎么样完善制度上的改革。我在“五四”七十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启蒙的走向》，讲得很清楚：启蒙要走向真正的建设，首先是法治的建设，这方面要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和步骤。

　　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迅是共和国考古学科培养的第一位博士，长期从事夏商周考古及田野考古教学研究工作；此前曾因吃完烧鸡摆“人骨”走红网络。他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青铜器》等课程，并多次指导学生开展田野考古实习，培养了大批考古专业人才。曾参加或主持了山东诸城前寨、安邱堌堆，湖北孝感聂家寨，安徽斗鸡台、大墩子，重庆忠县哨棚嘴、瓦渣地，山西天马—曲村，河北临城补要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因突发疾病于2021年11月13日去世，年仅36岁。1985年11月8日生于营口，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本科、俄语专业硕士，2014年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专业博士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具有雄厚语言文字基础，通晓英俄法德日等多种外语和满语蒙语等民族语言，试图从语言文学、历史地理和国际政治等多个学科去解读清代中俄关系史、中国东北边疆民族问题、亚欧大陆文化交流史等问题。

　　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美国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研究领域包括近现代中国史，中西关系史，中国法制史等。著有《追寻现代中国》《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改变中国：在华西方顾问》《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等多种。作为一位凭天赋和本能来写作的历史学家，史景迁最大的贡献就是以优美流畅的文笔，把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以“说故事”的传统历史方法，让西方读者得以认识一个丰富的中国。

　　我的兴趣在于引起人们对中国的兴趣。如果说我有一个学派，那这个学派就是促使或鼓励读者去思考：“这真是一个复杂而有意思的社会。那里有些我们西方人闻所未闻、思所未思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中国，或者即使是与中国共事而不理解它，我们也应该对此有所思考。”

　　蔡美彪（1928年3月-2021年1月14日），历史学家，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

　　王斯德（1936年6月23日-2021年2月4日），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终身教授。

　　阮西湖(1927年-2021年2月20日)，社会人类学家、世界民族研究学者。

　　廖伯源（1945年-2021年2月28日），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秦汉史专家。

　　王乃耀（1948-2021年6月17日），世界史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林富士（1960 年10月22日-2021年6月22日），台湾历史学者。

　　朱雷（1937年5月-2021年8月10日），历史学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绪（1949年3月-2021年9月26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宋德金（1937年7月25日-2021年11月10日），辽金史研究专家。

　　吴新智（1928年6月2日-2021年12月4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人类学家。

　　出版人。1951年3月考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起兼管《读书》杂志编务。退休后，发起创办《万象》杂志，策划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在海内外文化出版界奔走，甘当“业内临时工”。著有《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知道》《八十溯往》《最后的晚餐》《 也无风雨也无晴》等。

　　我们要时刻记往，出版工作是一个长命的工作，就像西方谚言所说:“书比人长寿，白纸印上黑字，印上彩图，想抹也抹不掉。”我们做出任何一本不合出版品格的书，到你有了更多经验的时候，回想起自己的旧作，会有一种羞耻感。

　　新闻活动家，中宣部新闻局前局长。1939年加入中国地下组织，曾创办过广播电台、主编《青年知识》半月刊，并创办《学生报》。上海解放后曾任华东《青年报》总编辑、北京《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等职。1982年被调到中宣部新闻局任局长。在新闻局钟沛璋按照坚持改革开放的思路，奋力工作了四年。离休后创办《东方》杂志。

　　觉得自己尽力了，奋斗了一辈子，没有遗憾，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现在状况是，首先中国的状况，……看今天的人，每一代有每一代的任务，我们看年轻一代，有不少很好的同志正在努力、正在奋斗，我也很高兴，非常欣慰，但是任务还很艰巨。

　　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学者，文学批评家。1972年，米勒在耶鲁大学研究解构主义批评，与哈罗德·布鲁姆、保罗·德曼、杰弗里·哈特曼并称为耶鲁学派的四大批评家。代表作品包括《昔理论今》《维多利亚的小说形式》《阅读伦理学》等。

　　中西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不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文化和知识层面，都具有许多重要意义，因为两种不同文化之间，最关键的是交流。

　　法语诗人、翻译家。出生于瑞士，1953年与妻子定居法国。他的诗作曾获蒙田文学奖、法兰西科学院奖、荷尔德林诗歌奖、彼特拉克诗歌奖等多项文学大奖，还曾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此外，他还是一位享誉欧洲的翻译家，曾将荷马、柏拉图、穆齐尔等诸多大师名家的作品译成法文。

　　我不反对伟大、美丽和痛苦，但反对宏大的口号，我永不能发出声音。我竭力把我们最纯洁的情感，最用心的生活小表象，升华成向死亡的大进军。

　　我爱的是大地，是时间变化的力量，透过窗户，我看到此时此刻，冬夜的影子吸收了树木、花园、小葡萄园、岩石，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个黑乎乎的东西，车灯在那里循环，而在天空之上，至少此刻，仍然是一个空间，一个近乎轻盈的深度，几乎没有云层的威胁。

　　波兰诗人、散文家，波兰“新浪潮”诗歌的代表诗人和主要理论阐述者。主要著作有诗集《无止境》、随笔集《另一种美》《捍卫热情》等。曾获特朗斯特罗姆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格里芬诗歌奖终身成就奖等多项权威大奖。“9·11”事件之后，扎加耶夫斯基创作了不少该主题的诗歌作品，因此也常被外媒称为“9·11诗人”。

　　文学史家、汉赋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9月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是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的主编之一；所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1963年、196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版，曾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特等奖。领衔撰写《全汉赋校注》，极大地推进了对汉赋的研究。

　　旅美华人学者、抗战老兵。1939年考取国立中央大学。1941年，飞虎队援华抗日，投笔从戎，被分配到飞虎队总部。服务期满，回到中央大学继续就读，后到美国留学。曾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布道研究图书馆副馆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馆长等。退休后，受邀担任纽约公共图书馆东方部中国和中文负责人。曾发起“赠书中国计划”，向国内数十所高校赠送图书40多万册。

　　现在是知识的世界，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就看这个国家总的知识量有多少。中国的大学图书馆是全国藏书最集中的地方，可以说，大学图书馆代表全国知识量很大的一部分。大学图书馆有责任为国家去收集书。而很可惜，现在国内大学图书馆基本只是为了本校的师生在收集书，并且大多数并不对外开放。

　　翻译家。从事文学翻译长达六十余年，译作涵盖中、英、法等语种，翻译集中在中国古诗英译，形成韵体译诗的方法与理论，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六十本，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名著。2010年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8月2日许渊冲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系首位获此殊荣亚洲翻译家。

　　说来也许叫人难以相信，我一译诗，就把热、累、批、斗全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眼里看到的仿佛只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心里想到的只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等到我把全词译完，批斗会也结束了。（1950年代批斗会上，许渊冲在心里试着将《沁园春·雪》译成英文）

　　有人说我有时自负到了刻薄的程度，有人在研讨会上说我是文坛遗少、恶霸作风、自得其乐，是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他们这么说太不公平了！说我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要看我的瓜甜不甜，如果瓜甜就不能说我是自吹自擂。如果我是乱译，怎么可能有两首译诗被国外的大学选作教材？我的书怎么可能受到国内外的欢迎？

　　梁漱溟长子。1950年夏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54年毕业后，留北大任助教，1958年调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中下干校劳动三年半，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曾任研究所编辑部主任。1986年退休后，一直从事梁漱溟文稿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曾编辑出版8卷本的《梁漱溟全集》和几十种单行本。

　　干了二三十年（按：指整理梁漱溟遗稿），最大遗憾是，很多问题没有当面的跟他讨论。因为那个时候我连问题都提不出来，他写的东西，提的问题，我当时都不懂，不领会。现在理解得多本来讨论的共同语言可以多一些，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了，只有我一个人自己琢磨了。

　　博物馆学家。江苏徐州人， 1959年3月到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曾任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部主任，1994年5月离休。先后撰写发表《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三卷本）、《论1927年东下北上之争》《博物馆演变史纲》等多篇著作。作为中国博物馆协会目前唯一一位“中国博物馆终身成就奖”荣誉获得者，长期担任《中国博物馆》杂志主编（1985年至2002年），在理论博物馆学、应用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保护、生态博物馆以及周恩来研究等方面造诣精深，为推动博物馆学研究，博物馆人才培养等做出突出贡献。

　　我现在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并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因为学术立场是后人附加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内涵，不必画地为牢；我也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为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出发点。

　　诗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2021年8月22日因突发疾病在北京去世，终年47岁。研究领域和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现代主义以来的世界诗歌、拉丁美洲文学。胡续冬长期从事诗歌写作，被视为70年代出生诗人的代表性人物。他曾长期为《第一财经日报》《东方早报》等媒体撰文，著有诗集《风之乳》《旅行/诗》等，散文集《浮生胡言》《去他的巴西》等。

　　瑞典最有影响力汉学家之一。1961-1962年在北京大学读书，同时在北京古琴研究会学习古琴。师从王迪等人，并得到管平湖、查阜西等著名古琴演奏家的指导。1971年起在瑞典担任汉语教师，1978年后为瑞典电视台做有关中国语言的节目。曾数十次访问中国，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出版有关中国的著作多部，如《汉字王国》《古琴》《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

　　我在欧洲学习不同学科的十年，还在世界周游的十年，以及写书的十五年，成就了我对汉字的长征。而今，我们经常谈及跨学科研究，我在中国所做的正是跨学科研究。但很遗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考古学、语言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在中国已经淡出关心的焦点。所有的目光都投向经济，学生都蜂拥而去投奔如计算机科学、大众传媒等这样新的领域了。

　　翻译家、德语文学研究专家、卡夫卡研究专家。叶廷芳出生于浙江省衢县的一个偏僻山村，祖辈世代务农。9岁时不慎跌伤与误医，失去了左臂。曾因残疾几度失学，后历经波折考上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此后长期从事德语文学研究、翻译和介绍工作，自1980年代开始出版大量卡夫卡、迪伦马特的译介作品，对于将这两位作家介绍到我国做出了重要贡献。1990年代主持编撰的10卷本《卡夫卡全集》，是我国首套全面译介卡夫卡的重要文献。此外还著有大量介绍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文章著作以及建筑、戏剧和美术等方面的散文随笔，社会影响广泛。

　　我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也不愿谋取官位。对于担任政协委员，我既不感到喜悦，也不感到为难。我想保持独立的人格，说些公正的话，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批判精神。对于计划生育、重修圆明园、保护文物等问题，我都付出过努力，并写了相关提案。

　　知识分子不应该等同于一般的凡夫俗子，不能一切都往“爱国主义”上扯，应该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来观察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大国，面对周围国家，要谦让一些，姿态要高一些。千万不能咄咄逼人，让人害怕。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受人尊敬，甚至让人害怕，我认为这不仅是可悲的事情，也是可耻的事情。

　　法国汉学家。20世纪40年代在巴黎的东方语言学院学习中文、越南文，随后前往越南和日本学习和工作。20世纪60年代，汪德迈在香港师从国学大师饶宗颐。1966年创办第一个法国外省大学的中文教学机构，后在法国高等研究院讲授儒家思想史。汪德迈一生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撰写并发表过大量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等相关著作，已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包括《新汉文化圈》《中国文化思想研究》《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等。

　　曾用名黄克骥，《南方周末》创始人之一。1950年参军，1957年复员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后加入南方日报。作为《南方周末》第一任主持编务的副主编，他于1983年11月上旬着手筹办《南方周末》。这家周末版于1984年2月11日正式出刊。从事新闻工作36年后，左方从《南方周末》主编职位退休。

　　我听到了板块的断裂和撞击声。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再也不需要革命和暴力，而是经济发展和对民众的启蒙。

　　新闻自由不是想要就要得到的，但新闻事业要推进，我认为第一步要走进市场，有了市场就有了竞争。竞争本身就推动新闻的发展，扩大新闻的自由度。

　　资深出版人，原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编审。长期从事作家传记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辛弃疾传》《司马迁的故事》《唐宋古文运动》等。此外，还在《文艺月报》等刊物，发表历史小说《小忽雷》《长命女》及论文。

　　“文革”以后，知识界曾为“读书无禁区”一句话受到鼓舞。我记得这句话是周扬经历了“文革”劫难的痛定之痛后最先说的。殊不知思想还是有禁区的，出版也是有禁区的，各种有形无形的条条框框，限制着出版社老总们的头脑。

　　西班牙当代具有标志性的女作家。1989年格兰德斯凭借处女作《露露年华》（Las edades de Lulú）获情爱小说“垂直微笑奖”（Premio Sonrisa Vertical），先后被翻译成21种语言。之后她陆续发表了多部小说、报刊文集。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悼念时称“失去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标志性作家。她勇敢，具有承诺精神，从进步的视角叙述了我们最近的历史”。

　　美国作家、文学记者。1968年，狄迪恩出版非虚构文集《向伯利恒跋涉》，被《纽约时报》誉为“一部丰富的作品，呈现出美国当下最出色的散文书写”。截至上世纪90年代末，狄迪恩以犀利的笔触记录了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脉搏，收录在《白色相册》《萨尔瓦多》等报道文集中，同时出版了数部长篇小说。2013年狄迪恩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奖章，奥巴马称其为“美国政治和文化最尖锐、最被尊敬的观察家”。

　　你会发现保持简单的生活，注意和写下你看到的东西是可行的，是值得做的。那些我们每天都会注意到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其实是有意义、有深意的，它们能告诉我们很多东西。

　　吴福辉（1939年12月9日-2021年1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最早的筹建者之一。

　　张可礼（1935年9月-2021年2月6日），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冷成金（1962年3月-2021年3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福春（1943年11月-2021年3月13日），中国铁路宣传工作者、摄影师。

　　吴相洲（1962年-2021年4月2日），古代文学研究学者、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舒乙（1935年8月16日-2021年4月21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社会活动家、老舍先生之子。

　　胡文彬（1939年10月26日-2021年5月1日），红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艾瑞·卡尔（Eric Carle，1929年-2021年5月23日），美国设计师、插画师和儿童文学作家。

　　東山健吾（1931年- 2021年7月2日），日本学者、敦煌艺术研究者，成城大学名誉教授。

　　刘世南（1923年-2021年8月1日），文史专家、诗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衍文(1920年3月-2021年8月17日)，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连波（1931年9月-2021年8月20日），作曲家、民族音乐理论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萧驰（1947年-2021年9月13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 “中国抒情传统” 的重要论述者。

　　佟培基（1944年3月-2021年9月16日），唐诗研究名家、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瞿独伊（1921年11月5日-2021年11月26日），新华通讯社原国际新闻编辑部干部、瞿秋白之女。

　　丰一吟（1929年5月-2021年12月11日），画家、翻译学家，其父是著名画家丰子恺。

　　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2年起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1966年至197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研究苏联经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她负责南斯拉夫经济研究，出版了不少研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模式的译著和专著。著有《比较经济体制学—经济体制的理论与方法》，合著《国际比较中的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容》等。

　　经济学家，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被誉为“欧元之父”。 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先后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求学，195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到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任教。主要学术成就有动态货币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并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推动供给侧经济学的发展并为欧元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蒙代尔生前多次到访中国，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开设一门经济学讲座（现名“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

　　农村问题专家、经济学家。1948年，吴象奉调筹备山西日报，在山西期间深入农村，采写了《从太行山到汾河湾》《敢教日月换新天》等调查报告。1979年夏，在安徽协助时任省委书记的万里在安徽从事农村改革调研。期间吴象撰写了一系列论文，阐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义和作用。此后，吴象连续多年参与起草了指导和推动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并陆续推出《中国农村改革》《农村改革与农村商品经济》《从昔阳到凤阳》《中国农村改革十五年》等颇具影响的论文和专著。

　　农业不仅仅是一个农业问题，一个农村问题，而是整个中国问题的核心。过去，我们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站在我们一边，取得了革命胜利。现在，中央指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问题抓对了、做好了，中国就一定会兴旺。

　　经济学家，其关于“企业自主权”“商品经济”“劳动力市场”等一系列改革建言，有力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改革理论的发展，被誉为“改革老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工作。1982年起任国家体改委处长、副局长、中国体改研究所所长，从1999年起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见证和参与了早期经济改革规划设计工作。

　　改革为了什么，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需要人民分享。民生问题要搞好。为了得民心，必须把民意要搞好。老百姓要有知情权，要有参与权，要有监督权，要有尊严。有了这“三个民”，执政基础就牢固了。

　　经济学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在研究《资本论》方面做出了开拓性成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的先导者之一。出版发表著作和论文1300万字，主持的课题研究成果《经济体制改革纲要（1988-1995）》，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组织写作的著作《论现代公有制》获第十二届国家图书大奖。离休后仍积极扶贫帮困，向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捐款10万元。自2011年起，连续8年每月向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心包裹项目捐款一至两千元。多次捐款共20万元，资助贫困学生50余名。

　　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政治社会学家。研究主要集中于精英冲突理论，包括用精英之间的关系解释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以及用精英冲突理论分析历史上霸权的兴衰。他的理论对迈克尔曼、查尔斯·蒂利、希达·斯考切波产生影响。

　　社会学这个学科一部分是主张反对科学上的“种族主义”和研究上的歧视，这产生了两种后果。其一，美国社会学仅仅聚焦于美国；其二，美国社会学给人们产生的一种感觉是，包容所有观点，并且把所有研究领域都等而视之。你可以研究对你自己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小问题，而且与研究资本主义的问题或其他一些大问题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匈牙利经济学家、社会主义经济的深入研究者，以对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的批评和分析著称。在上世纪80年代，科尔奈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提出了改革理论，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经济学人。1986-2002年，任教于哈佛大学。当时在美国留学和访问的许多中国经济学者如茅于轼、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邹恒甫、胡祖六、许成钢等都曾听过他的课。主要著作包括《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反均衡论》《短缺经济学》《通向自由经济之路》等。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类似于夫妻婚姻一样。他们同居在一个屋檐下，发生摩擦是在所难免的。夫妻发生些口角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幸福的婚姻需要相互取长补短。

　　国家掌握着不少工具，但是旨在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国有企业并不是合适的工具。市场经济中的国企是过渡型，而非永久性的形态。只有个别国企可以作为特例零星存在，其他国企都将消失。国企不适合功能健全的市场经济。

　　美国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的伟大先驱，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研究领域涉及政治心理学、国际关系理论、决策分析、核战略和美国外交政策等，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的集大成者。专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是政治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经典名著。

　　潘国平（1966年4月-2021年8月8日），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1930年4月29日出生于江苏镇江，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经陈建功、苏步青推荐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跟随华罗庚研究数论，曾任数学所所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王元在解析数论、代数数论以及数论方法应用等方面均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工作是中国在该领域的第一个重要成果。他与华罗庚一起开拓了高维数值积分的研究方向并创造了“华-王方法”。他在代数数域上的丢番图分析以及数论方法在统计中的应用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成果。

　　创新，就是说前人没说过的线岁前是人生最具创新力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学会课本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突破它们。

　　现在的家长和老师都恨不得学生门门考满分，让学生把课本上的内容一个字都不要错的记住，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能适应创新人才的要求呢？现在部分大学和老师一心科研，疏忽了对本科生的教学和培养，显然不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好办法。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江西九江人，1930年9月7日生于北京。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6年4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冲破经典遗传学观点的束缚，于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成功选育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号”。杂交水稻的成果自1976年起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应用，使水稻的单产和总产得以大幅度提高。20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开展超级杂交稻攻关，实现了周年亩产稻谷3000斤的攻关目标。

　　科学研究要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这个是关键。搞科研，应该尊重权威但不能迷信权威，应该多读书但不能迷信书本。科研的本质是创新，如果不尊重权威、不读书，创新就失去了基础；如果迷信权威、迷信书本，创新就没有了空间。

　　科研工作者要淡泊名利，踏实做人。现在有少数人搞学术腐败，就是功利心、享乐心太重，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到头来害人害己，做人还是踏踏实实的好，一个人越是出名就越要谦虚谨慎，越要夹着尾巴做人。骄傲使人落后，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

　　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原院长。1922年8月出生于福建闽清，1949年7月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同年8月进入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后来的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作。他是我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曾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陈嘉庚医学科学奖等奖项。

　　这世界上不缺乏专家，不缺乏权威，缺乏的是一个“人”——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当你们帮助别人时，请记得医药是有时穷尽的，唯有不竭的爱能照亮一个受苦的灵魂。

　　数学家、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一名数学家，他在偏微分方程领域成绩卓著，特别是在双曲型偏微分方程的柯西问题研究中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齐民友出版专著《线性偏微分算子引论》(上、下册)，主要论述拟微分算子和Fourier积分算子理论，同时也系统地讲述了其必备的基础——广义函数理论和Sobolev空间理论，这部专著已成为偏微分方程研究方向的主要学术著作之一。

　　学数学关键在于兴趣，第一你热爱这门学科，第二你要敢念自己认为很了不起的书，不要怕困难。念不懂不是坏事，是好事。难读的书对于读者是一个刺激，让你有一种去克服它的愿望，你会感到这是一个机遇。机遇是一颗种子，时机一到就会生根发芽。

　　王绶琯（1923年1月15日-2021年1月28日），天文学家、原北京天文台台长。

　　程镕时（1927年10月18日-2021年2月7日），化学家、教育家，南京大学教授。

　　周毓麟（1923年2月12日-2021年3月2日），数学家、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

　　彭士禄（1925年11月-2021年3月22日），核动力专家、中国核动力领域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沈善炯（1917年4月13日-2021年3月26日），微生物生化学家、分子遗传学家。

　　李京文（1932年10月-2021年3月31日），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闵桂荣（1933年6月2日-2021年4月2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空间技术专家。

　　姜景山（1936年2月-2021年6月27日），遥感技术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郑哲敏（1924年10月2日-2021年8月25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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