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九旬老人数十年来投身这项工作只因无论何时都要铭记血与火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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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老教师、九旬老人张圣嗣,数十年来投身于革命烈士光辉事迹的搜集和整理,并出版多部红色革命书籍。昨天,他将牺牲在所居住的革命老区、原港闸区幸福乡境内的46位革命烈士的姓名,还有一批当地英豪的英名发给本报,请求在这个清明节,以此方式向先烈表达敬意。
宋祖望、陈彦明、王文俊、单鹤涛、刘子贤、曹文道、杨金海、王国均、许天录、张锦荣、吴德元、秦长寿、任言寿、张彩鹏、顾春甫、何瑞芳、王水、李金泉、李万成、张树春、秦金山、朱海山、张文清、刘志成、王汉春、施生、祁金、帅夕林、倪海珊、张传铭、陈文林、季福坤、高连生、陈增寿、王爱国、管文林、卞奎生、沈葆华、周海如、丁余风、丁余山、陈学诗、朱国昌、朱洪生、张炳文、尹春元。
这些,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牺牲于原港闸区幸福乡境内的46位革命烈士的英名,是一位老人从自己书中摘录下来的。
“不管岁月多么沧桑,时光如何嬗变,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些英烈的名字!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定要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幸福安康。”昨天下午,在崇川区幸福街道秦西社区幸福怡居3幢506室,今年90岁的本报通讯员,退休教师、九旬老人张圣嗣,手捧他当年参与编写的《港闸英烈传》,向前来探访的记者动情地说。
《江苏人民打击日寇英雄事迹》(南通卷)、《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群英谱》(南通篇)等158篇书刊,600多篇文章,100多万字翻阅着桌上一大摞厚重的、张圣嗣老先生单独或参与撰写的书卷,记者倍感震撼。
“我还会继续写下去,尽自己的毕生精力为先烈们著书立传。这,是我的使命。”张圣嗣的话,掷地有声,“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铭记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历史,继承革命烈士们的遗志!只有真正记住他们的丰功伟绩,民族才会更有前途、国家才会更加强大。”
在张圣嗣老先生提供的、牺牲于幸福街道的46位英烈名字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南通人民熟悉的革命烈士宋祖望。
张圣嗣老先生告诉记者,宋祖望是一位典型的、从产业工人群体中走出去的抗日先锋。
宋祖望生于1911年,牺牲于1941年,是原南通县油榨镇、如今崇川区幸福街道人,1938年12月加入中国,曾先后担任过原南通县刘桥区区长、区委书记。宋祖望一直致力于发展和壮大抗日队伍,积极主动配合新四军东进,成功挫败了顽固派的反动摩擦,扫清了开辟通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种种障碍。不幸的是,1941年4月9日,宋祖望在斗争中遇害。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年我的老师张育才画了宋祖望烈士遗像,在乔家碾坊召开追悼大会,梁灵光主持追悼会、薛穆清读悼词,追悼会后大家集体游行,众人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投降派!打倒狗汉奸!”张圣嗣说,当时的浩大而庄重的场面给他极大心灵震撼,从那刻开始就产生对英烈的崇拜和景仰。
“幸福”在哪里?在南通,人们用“幸福”来冠以地名。幸福人家小区、幸福中学、幸福公园幸福感又不仅仅体现在这一地名上,更体现在它厚重的光荣革命历史上。这是一片曾洒满鲜血的沃土。
“走访中我曾了解到,当年还有位家住幸福乡保桥村9组、名叫周连姑娘的女英雄,在担任村妇女主任时,带领贫苦妇女闹翻身,还为新四军做了许多实事。1947年年底,当时的伪保长朱恩金设计在唐闸抓住周连姑娘,逼她交代,然而周连姑娘宁死不屈,最后英勇献身”张圣嗣说,英雄的土地,孕育了代代英雄人物。
“人终有一死,要么轻如鸿毛,要么重如泰山。”在采访现场,张圣嗣感慨地对记者说,“我平生最大的心愿,就是继续走访调查、整理完善革命先烈们的历史资料,记录他们的英雄故事,让我们的孩子们一代代记住他们并传承下去,确保革命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数十年来,张圣嗣为搜集当地革命先烈的历史资料和动人故事吃了不少苦头。可他乐此不疲,内心充满神圣的使命感。
“那一年,受原港闸区委区政府有关部门委托,进入写作组参与《港闸英烈传》的撰写工作。为厘清发生在一些革命先烈身上的、在当年血与火革命斗争岁月中错综复杂的历史细节,我骑着一辆自行车,冒着酷暑骄阳,穿梭于乡间,寻访一位又一位老人,反复求证、反复核实,力求真实。一次,在经过一个村子时,我差点中暑倒地!”回想往事,张圣嗣说,只要一想到这在为后人留下英烈们的宝贵资料,吃再多的苦也值!
“目前幸福街道内可以确定姓名的英烈有60位,我才写了46位,还有14位英烈的故事还得继续写下去!”张圣嗣说,他不抽烟不喝酒,在幸福小学和当地成人教育学校任教时,就担任《工人日报》《新华日报》《南通日报》《江海晚报》等数十家报纸和刊物的通讯员,坚持写作;退休后的时间,一如既往交给了写作。
“作为一位坚持不懈自发搜集和整理革命先烈事迹、弘扬红色革命文化的老同志,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值得学习。”昨天下午,接受记者采访的南通市委党史办、地方志办副主任张建明认为,“众所周知,由于年代久远和当年革命斗争环境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今天的人们要搜集当年革命先烈的事迹和故事十分不易。通常情况下,涉及烈士的一手资料和证据极其匮乏,没有档案资料,很多时候只能由活着的老人或烈士的家属、好友口口相传来介绍,而有时候带着情感因素的记忆又需要多方核实、反复考证。因此,张圣嗣多年来坚持为革命先烈通过文字来画像留影,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党史资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