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文:大同人豪爽、义气是有历史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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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是塞上古城,自元明以来,得近京畿,因而风俗习惯受北京的影响很大,许多习俗与京津两地相同或相似,也有它的独特之处。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史记·赵世家》说:“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同书《货殖列传》又说:“代北之民,任侠为奸,不事农业”。可以看出战国时作为赵国北部边陲的大同的风俗,主要特征是人民群众尚武和任侠。
尚武是战争环境造成的,而任侠则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在弱肉强食的条件下,人们希望有人保护自己,于是民间就出现侠客,急人之难,保护弱者,《史记·游侠列传》记载的就是一些著名侠客的活动。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不可能指望游侠改变受压迫的命运。
任侠之风发展开去,一方面经常触犯统治阶级的利益,为统治阶级所不容,被指斥为“盗贼”,另一方面确实也出现一些横行乡里,杀人越货的恶霸,人们反受其害。
总之这种尚武和任侠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汉代,班固《汉书·地理志》说:“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强直,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悍,而武灵王正又益励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移民),其民鄙朴少礼,好射猎,雁门亦同俗”。这段记载准确地反胺了战国至秦汉大同地区的风俗习惯,虽然班固不免带着有色眼镜来观察大同民俗,但它反映的确实历史真实。
北魏前期,大同是京畿地区,由于统治者大量移民,形成五方杂处的局面,其风俗习尚自然不可能整齐划一。北魏都于平城大同时,京中居住着拓跋鲜卑的绝大部分,他们过惯游牧生活,习惯于穿小袖短衣,便于骑马射箭,头上编发为辫,官方语言也是地道的鲜卑语,《隋书·径籍志》就说:“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能通鲜卑语的汉人,往往受到重用,可以做高官。
随着汉族贵族不断进入北魏政权,为解决语言隔阂问题,不得不在尚书三十六曹中每曹都设立译令史(翻译)。鲜卑语为北魏官方语言的状况,一直延续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京中的其他族人民,自然以汉人居多。北魏统治集团拓跋鲜卑部是尚武的民族,因而大同地区尚武的风气也更加浓厚。当时大同地区出了许多名将,诸如楼伏连、丘堆、娥清、刘尼、奚春、来大千、周几、周观等,皆以军功拜爵封侯,就是当时大同地区尚武风气的表现。
但是北魏统治者却使大同地区的任侠风气荡然无存了,引导群众重视农商。史载,道武帝拓跋珪“劝课农耕,量校收入”,“又亲耕籍田,率先百姓”。明元帝拓跋嗣大力鼓励发展农工商业,“自是民皆力勤,故岁数丰穰,畜牧孳息”。改变任侠不事农商的社会风俗,应该说是北魏统治者对大同的一个贡献。
自此以后,大同地区尚武的风俗一直沿袭下来,《隋书》地理志说:“雁门、马邑、定襄,接连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人性劲悍,习于戎马”;《辽史》地理志说:“并州北有代、朔,其民执干戈奋武卫,风气刚劲,自古为用武之地”;明《一统志》说:“大同俗尚武艺,风声气息自古而然”,但是大同地区人民勤劳俭朴的习俗也一直保持下来,最典型的例子是,宋太宗曾与契丹争夺燕云十六州的过程中,“迁云(云州)、朔(朔州)之民于京洛郑汝之地,耕田颇广,民多致富,亦由俭吝而然乎?(《宋史》地理志)大同地区的人民把勤劳俭朴的作风带到中原一带去了,是件大好事。
大同人尚武的风气是在清代逐渐淡化弱化的,清修《大同府志》说:“大同距京师七百余里,被服声教尤近,加以兵革不作,岁屡丰,浸浸乎移本易末而壹之中和矣,然而土瘠民劳,俗多俭啬质朴,犹有陶唐氏之遗风焉”。
现代的大同人对自己的家乡有强烈的自豪感,常称自己的家乡为“福地宝城”,这不仅因为大同是煤炭之乡,乌金遍地,也不仅因为大同是山西第二大城市,为晋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可以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更重要的是大同人的胸怀是博大的,是宽广的。正因为如此,大同男人一般非常豪爽义气,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而大同女性也很少有那种矫揉造作的扭捏态,讲话从不吞吞吐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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