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但几个月后，中原大战以浙江人蒋介石的胜利告终，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联盟遁逃。阎锡山的总统预期，变成黄粱一梦。

　　从1911年底太原起义爆发，28岁的革命青年被推举为山西都督起，直到1949年败走台湾为止，在波诡云谲的民国政局中，阎锡山竟然独霸山西长达38年。

　　任凭各种军阀势力旋起旋灭，民国总统轮换如走马灯一般，只有阎锡山做成了混乱年代的“不倒翁”。

　　而他治下的山西，因为实行“保境安民”政策，少动荡而有秩序，一度成为全国瞩目的“模范省”。

　　黄河出壶口，下龙门，在武侠迷心中颇有知名度的风陵渡口左拐向东流，于山西南面形成晋、豫两省的大致界限；

　　这是晋国大夫子犯劝晋文公跟楚国干架的一句话，你尽管跟他们开打好了，不带怕的，哪怕打输了，退回咱们这山河相间的家乡便是了。

　　一句简单的说辞，却成为漫长历史长河中，山西人独立而自傲的底气来源，直至两千多年后的阎锡山时代依然如此。

　　山河环抱之间，山西的“母亲河”汾河自北而南贯穿全省，冲刷出省内中部一片片细长的平原和盆地。

　　网上有一句话颇为流行：四十年看深圳，百年看上海，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陕西，五千年看山西。

　　虽然念起来朗朗上口，但因为涉及华夏文明起源地的争议，很多人对此类似是而非的概括并不认同。

　　考古学界普遍认同，华夏文明是多点生发、融合铸就的，呈满天星斗状，并不源于一时一地。

　　即便是传统的“中原中心说”，执此观念者也常常为了这个“中心”到底是河洛（今属河南）、关中（今属陕西）抑或河东（今属山西）而争议不休。

　　站在客观的角度，我们说，河东地区（山西西南部，今运城、临汾一带）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

　　根据古史记载，传说中上古时代的三位圣王——尧舜禹，分别建都汾河下游的平阳（今临汾）、蒲坂（今运城永济）、安邑（今运城夏县）。

　　今天临汾市襄汾县一带的陶寺遗址，被一些考古学家考证为4500年前的尧都；陶寺文明约500年后，华夏文明的核心才跨过黄河来到河南，诞生了二里头文化。

　　若真是如此，那只能说，老天对山西的恩赐特别厚重——人口和文明最早在河东聚集，不是因为别的，仅仅因为那里有一处天然的盐池。

　　现代人对于盐的获取太过容易，已经无法理解这种生活必需品在古代的稀缺程度。

　　人类历史有很长的时段，人们都在四处寻找和争夺盐，以至于在国家形态出现后，盐业顺理成章就成为国家垄断的产业。

　　河东乃至整个山西的文明起点，便源于天然形成的运城盐湖——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

　　在历史传说中，中国最早的战争就是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为了争夺这里的食盐资源而进行的。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指出三河（河东、河南、河内三郡）是“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

　　这里的人也由于擅长经商而闻名，这一名声，到了明清崛起的晋商商帮而达至巅峰。

　　公元195年，东汉末年，落魄的汉献帝逃到了河东。河东太守拿出粮食，才让可怜的皇帝饱餐了一顿。

　　当时，袁绍和曹操的谋臣，都看到了人在河东的汉献帝身上的价值，分别提议自己的主公迎奉皇帝到各自的地盘上。

　　财大气粗的袁绍“不从”，而实力偏弱的曹操屁颠屁颠迎汉献帝于许都，从此打出“挟天子以令不臣”的名号，取得巨大的政治优势，实现了逆袭。

　　类似影响历史进程的时刻，河东没少参与，或以其地介入历史，或以其人创造历史。

　　从汉到唐，河东地区藏龙卧虎。史载，名臣宿将多出于河东。单以西汉来说，周亚夫、卫青、霍去病、霍光……这些超一线人物，都是河东人。

　　用史书上的话说，叫“自秦汉以来，历六朝而兴，至隋唐而盛极，五代以后，余芳而存”。

　　仅唐朝289年，河东裴氏就走出了17个宰相，宋代欧阳修在《书·宰相世系表》中，将河东裴氏列在了第一位。

　　到了明朝，山西有两样“东西”最出名——移民和商帮，深刻改写了帝国历史。而山西移民和晋商，最具代表性的出处，还是来自河东地区。

　　元末明初，山西因半封闭的地理环境而受战乱影响有限，继续保持了经济和人口的优势。

　　在此情况下，从洪武到永乐年间，朝廷为了恢复其他省份的经济和人口，推行大规模的“移民垦荒”政策。

　　这是一段带着血泪的移民史。临汾下属的洪洞县，作为山西向外移民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日后连带着大槐树的形象，成为移民及其后代的集体记忆。

　　走出去的山西人，遍布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等18个省。

　　这些移民的后代，又继续辗转迁徙南方各地，乃至港澳台和海外，数百年来，早已遍布世界各地。

　　如今，从寻根问祖的意义上来说，大半个中国的人都可能来自山西。而洪洞县则成为中华民族移民记忆中的原乡。

　　地少人多，逼得农民要脱离土地，另寻活路。恰好明朝实行“开中法”，鼓励商人运输粮食到“九边”重镇解决边塞军士的后勤问题，朝廷则以盐引回报这些商人。

　　得到盐引后，商人们可到指定的盐场和地区贩盐，由此进入国家专营的、暴利的盐业市场。

　　“九边”重镇包括大同、太原等镇，山西人近水楼台，遂捷足先登，成为开中法最早的受益者。

　　不过，考察当时晋商最密集的地区，并不是更靠近边镇的山西中部或北部，而是位于山西南部的平阳（今临汾）、泽州（今晋城）和潞安（今长治）等地。

　　晚明人王士性《广志绎》里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所以说，从传说中的炎黄到历史中的明清，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运城盐湖之于山西的意义，就像是近代以后煤炭之于山西的意义。

　　到了清代，晋商的商业帝国已经很庞大了，不再局限于盐业，而是扩展到茶马互市、金银铜铁、绸缎布匹、皮货药材，甚至操控了金融领域。

　　贸易范围也不局限于国内，而是开拓了外蒙、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国际贸易”路线。

　　当然，这一切的繁华之后，如今仅剩下商业故事和深宅大院供人们缅怀而已。一群财大气粗的商人，盛极而衰的宿命，像极了山西的历史曲线。

　　如果说晋南的运城、临汾书写了一部华夏文明史，那么，晋北的大同、忻州、朔州则蕴藏着一部民族融合史。

　　闻名于世的雁门关（今属忻州市代县），是中原农耕文明抵御草原游牧民族的第一道屏障。

　　雁门关之外，大同盆地门户大开，这里是两种文明相互攻伐和客观融合的最前线。

　　而晋北直接抵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融合的第一线，尤其是大同，其地位可类比于海洋时代的广州。

　　在秦汉帝国横空出世的同时，在北方草原上，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也快速建立起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逾葱岭的强大匈奴帝国。

　　汉高祖刘邦曾亲率大军北上欲破匈奴，却在山西遭遇“白登之围”，只能屈辱求和。白登山，今名马铺山，位于大同城东约5公里处。

　　汉武帝登基后，首先在山西擂响出击匈奴的战鼓，改和亲为战争，演绎了卫青、霍去病北伐匈奴的悲壮史诗。

　　秦汉帝国衰落后，中原笼罩于分裂的阴霾之下，直到西晋完成短暂的统一。这一时期，文明冲突的主线融入了统一与分裂的暗线，而这条暗线的起点与终点，均在山西。

　　公元4世纪初，山西境内的匈奴酋长刘渊率先造西晋的反。刘渊死后，他的儿子刘聪先后攻克洛阳和长安，两度俘虏西晋皇帝，灭了西晋，由此拉开长达100多年的五胡十六国各据一方的大幕。

　　结束黄河流域乱战局面的，也是一个以山西为根据地的少数民族——鲜卑拓跋部。

　　趁着中原大乱，鲜卑拓跋部从内蒙向南扩张，占领雁北地区（山西北部），建立代国，后被前秦所灭。前秦瓦解后，386年拓跋部复建代国，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今大同）。历经数十年的征战，到439年，北魏终于统一了黄河流域，为持续100多年的五胡十六国割据历史画上了句号。

　　到了五代时期，山西再次演绎少数民族建国称霸的传奇。这一次是沙陀族。只是中心从大同南移到了太原而已。

　　明代为了抵御蒙古，设九边重镇，大同是其中最繁华的一个。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

　　这时的大同还以美女如云出名，“大同婆娘”号称九边“三绝”之一。而大同繁华的原因，在于它的位置，平时屯有重兵，刺激了消费。

　　清代以后，帝国北疆大大北推之后，大同也就失去了交会融合的地位，日趋没落。

　　从华夏文明的源头，一路蜕变为边关重镇，整个山西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边缘化。然而，如我在前面所说，一旦抛开传统的中原中心观，那么，山西在长达两千年的农耕—游牧文明交融历史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桥头堡角色。

　　美国汉学家白鲁恂曾说过：“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族。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

　　这句话无比精准地概括了中国的特质，用“国家”概念来理解中国显得太狭隘了，中国的本质是一种文明类型，具有无限的柔韧性、伸展性和连续性，其同化能力，更是古今无敌。

　　当与中国同步生发的世界其他古文明都消失无痕的时候，只有中国这一文明类型好好地活到现在。山西无疑是这种文明类型的一个极佳切入口。

　　是的，山西就是中华民族构建与形成的一个大熔炉。没有山西，就没有中华民族。

　　作为表里山河的中心，太原堪称是一个缩小版的山西。这座城市的地形和命运，本身就是山西的写照。

　　地处山西核心地带的太原，山河围城，易守难攻，退可自给自足，独霸一方，进可出兵四方，称霸中国。历史上进退成败的案例，在这里反复上演。

　　第一个发现太原价值的人，叫赵鞅。赵鞅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说起他的祖父恐怕就如雷贯耳了——“赵氏孤儿”赵武。

　　赵氏家族的振兴，赵鞅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晋国的大政治家，他一眼相中太原，遂命人在晋水之北筑起坚城，取名晋阳。赵鞅临终前告诫子孙，晋阳将是家族足以凭恃的资本。

　　赵鞅死后20多年，晋国“四大家族”内讧，智伯联合韩、魏，三家攻赵，赵鞅的儿子赵无恤死守晋阳城。三家围晋阳，一年多都打不下来，足见太原的地形优越性。

　　公元前453年，智伯决定引晋水围灌晋阳城，赵无恤赶紧派人潜出游说韩、魏，陈述“唇亡齿寒”的道理。由此，韩、魏两家倒戈，与赵结盟。智伯被杀，晋阳解围，赵、韩、魏“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春秋以来诸侯争霸终结，七雄兼并的战国时代从此拉开大幕。而太原则是这一事件中，静默无声的见证者。

　　战国七雄，山西有其三。赵、魏、韩三晋的首都，初期都设在山西，赵国自然也定都晋阳长达70多年。中期以后，三晋才分别迁都前往河北、河南的平原地区。

　　太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前面讲到北朝的中心城市是大同，后来，大同的地位被太原取代。

　　534年左右，北魏宫廷政变，两大权臣家族——高欢和宇文泰分别建立东、西魏。其中，东魏建都邺城，但真正的政治中心并不在邺城，而在晋阳。

　　高欢常驻晋阳，遥控东魏朝政。继起的北齐，六个皇帝有五个或即位、或崩亡于晋阳。可见，“别都”晋阳才是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核心所在。

　　隋唐300年，太原以其重要的地缘区位，一直是全国仅次于长安和洛阳的第三政治中心。隋末，太原留守李渊趁机起兵太原，南下龙门渡河，入关中建立大唐。太原因此成为大唐的龙兴之地。

　　武则天是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她执政后，将太原升格为国之北都。有学者认为，武则天出于家乡情结，通过设置北都的方式来提升家乡的地位。

　　但太原影响历史进程的方式还不仅于此。如同整个山西是历史上不安分的地方，战乱分裂年代，山西一定会冒头，左右大局。太原正是这种山河特性的写照。

　　唐朝中期以后，沙陀族进入山西。代北沙陀军是当时最为雄劲的部队。凭借这支劲旅，沙陀人在中原所向披靡。

　　五代时期，有三个朝代——后唐、后晋和后汉，都是以太原为根据地的沙陀人建立的。这三个朝代建立的路径也几乎一模一样，开国者都是前朝的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以山西为根据地侵夺黄河流域，从而演出改朝换代的剧本。

　　这一时期的山西，处在古代中国政治地缘的黄金时期，太原俨然是中原皇室的龙兴福地。

　　北宋立国后，赵匡胤、赵光义两任皇帝数次亲征，派大军攻打自后周以来割据山西的北汉政权，每每兵临晋阳城下，却都以失败告终。甚至用残酷的办法，水灌晋阳，晋阳城依旧岿然不动。

　　晋阳成为北宋统一大业中最后的堡垒，直到979年才被拿下。北汉（951—979）奇迹般地整整存在了28年，这让读历史的人隐约看到千年后阎锡山独霸山西的身影。

　　鉴于隋唐五代以来，太原出过太多真龙天子，虽然赵光义最终攻破晋阳城，但午夜梦回难免被这座名副其实的“龙城”所惊醒。

　　传说，赵光义找高人算了一卦，高人说太原一地就是一条蟠龙，系舟山是“龙角”，龙山、天龙山为“龙尾”，太原处在蟠龙的中心，凝聚了王者之气，所以真龙天子常常出现在这里。

　　赵光义又恐又怒，遂下令火烧晋阳城。烧完，还不放心，又下旨引汾河水淹没了晋阳城废墟。他要彻底断掉晋阳城的王气。

　　毁掉晋阳城后，赵光义下令在其地东北40里处重建太原城，在新城大量修建丁字大街，以示钉住龙脉，防止再次从这里诞生真龙天子。

　　据统计，在已弄清姓名的61位金代状元中，查明籍贯的有46名，其中，山西省有17名，约占46名的37%。元曲是可与汉赋、唐诗、宋词媲美的“一代之文学”，在元曲四大家中，山西籍就有关汉卿、白朴、郑光祖三人。

　　当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之时，山西无需承担边防重镇的功能，经济文化就迎来爆发期。而当中原战乱、民族冲突之时，山西的政治军事功能就会被放大，变成了举足轻重的战地。

　　数据显示，2019年，山西全省的GDP总额约为17026亿元，在全国省市自治区排名第21位，排名远低于相邻的河南、河北、陕西等省。

　　17026亿元是什么概念？仅仅相当于中国城市GDP十强榜排名第7位的成都一座城市的体量。举全省之力，却连一座新一线城市都赶不上。这就是山西的现实。

　　很多人写文章反问“山西怎么了”，却不知道这种现状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不是源于“山西怎么了”，而是“山西被怎么了”。

　　计划经济时代，“家里有矿”的山西是整个中国工业发展的引擎。大量山西浅层优质煤炭的发现与开采，为20世纪后半叶新中国的重工业发展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数十年来，一辆辆卡车、一列列火车满载山西的煤支援了支援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建设。

　　然而，正如王志纲所指出的，山西煤炭由于市场和计划错位，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在万亿元以上。

　　山西给全国工业输送能源的同时，留下的却是煤炭重化工业基地的泥沼地以及“一煤独大”的产业困局。

　　中东地区石油王国、德国鲁尔区等资源密集型地区，都以富庶闻名。只有坐拥巨大煤海的山西，30多年发展居然落后于绝大多数省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均收入都是全国倒数一二。

　　十年前，全国人民将豪掷万金的山西煤老板形象，错误地搭配在所有山西人身上，全然忘记了这些煤老板的背后，站着无数穷苦而绝望的山西人。

　　山西顶着“家里有矿”“家底最厚”的名头，底色却是悲凉的。这是一种悲情英雄主义，付出了，贡献了，伟大了，但所有的牺牲、伤口、苦痛，唯有自己默默舔舐。

　　有什么样的地方，就有什么样的人。这种悲情英雄主义，千百年间，一直缠绕着山西，缠绕着山西人。

　　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逼迫山西人必须走出去，才能成就更大的天地。他们有一种天然的逆反于地理条件的心性，即与封闭环境形成反差的个性——勇敢、大胆、出格、决绝。为了理想，愿意去赌。

　　历史上的赵氏孤儿，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被逼出来的晋商权贵……乃至如今一些从山西走出来的商人，还有前些年颇受争议的大同、太原市长耿彦波，均以为梦想窒息的勇力和赌博式的理念著称。

　　在中国传统所强调的道与术之间，山西人或许不拘泥于道，而重视术的运用：为了一个高尚的理想，可以采取相应的手段，哪怕自己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但吊诡的是，这群表面现实的人，最终却不自觉成为了殉道者。

　　能源转型，梦想泯灭，英雄末路。这都是山西的悲情之处，像极了这个省遍地的历史文物，昭示着数千年的耀眼时光，只是更加烘托出当下的凉薄。

　　民间流传一句话：“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据说，一个懂行的学者，在山西乡下上个厕所，随手一摸墙体就能发现一座古建筑。

　　山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排名全国第一。元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占了全国的八成左右。值得称奇的是，山西的古建筑还大量保留了原装的壁画和雕塑，千年时光，凝固其间。

　　当年，看到应县木塔后，建筑史学家梁思成给妻子林徽因写信说：“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

　　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在山西，有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南禅寺大殿始建年代不可考，但重修是在公元782年，距今1200多年。

　　在山西，有现存最著名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东大殿，被誉为“中国第一国宝”。

　　在山西，有最典型的宋代建筑。晋祠是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园林、雕塑、壁画、碑刻艺术为一体的唯一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圣母殿是晋祠主殿，重修于1102年，是国内现存最典型的宋代建筑。

　　在山西，你很容易邂逅千年的时光，遇见全国乃至全世界“绝版”的历史遗存。历史的气脉，游走在山河城乡之间，寂寥无声，却从未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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