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百来年前，因为创造了诸多 “远东第一”的纪录，上海便有了“大上海”的美誉。

　　不过上海人自己也知道，“大上海”是上海的骨骼、相貌、血型、性格……还应该有一个“小上海”，是布满上海全身的毛细血管，是弄堂里的上海，角角落落的上海，锱铢必较的上海。小上海不是棚户区、下只角和收入低、学历低的人群，小上海是体现最普遍市井民风的上海。

　　大上海和小上海，看似对立，实际上，大小上海的叠加，才是更生动更真实的上海。只不过很多时候，人们被大上海的光耀所吸引，虽然也会看到弄堂烟火气的缥缈，但是比较多停留在物质意义上的怀旧回望，对小上海之“小”，对小上海毛细血管之细、之通达上海周身，还是轻描淡写居多。

　　引发我这番思考的，是美好的童谣和粗鄙的俗语两者间的“同途殊归”——在相似的环境中产生，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境界，前者飞向了大上海的梦幻，后者落入了小上海的逼仄。

　　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吃侬肉，还侬壳，张家老伯伯，问侬讨只小花狗……这是最经典的上海童谣了。童趣，美好，幻象……谁都无法解释，糖粥、胡桃、小花狗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不要紧，童谣大多这样颠来倒去的。

　　在童谣之外，还有一种哼唱，也朗朗上口，但是和童谣之间，看似完全不同的“三观”。

　　“1958年，倷娘养出侬只小癞痢”“廿四跟肋排骨弹琵琶”“噶许多萝卜轧了一块肉”……

　　一点不美好，像是蓝领油污的工具袋一样，塞满了日子的窘迫，生活的尴尬，体面的缺损。还很刻薄，让人备受讥讽、歧视和起哄。不管是在什么年代，它们从来不登大雅之堂。

　　但是它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顺着弄堂，顺着学校操场，顺着孩童和成人的嘴角，蔓延、传扬。

　　我把它们称为“俗语”。不雅，却也因为俗而简洁明了，直达市井的笑点——一个人的痛点铺垫了所有人的笑点。在痛点和笑点的世俗行为中，俗语漫画式地勾勒了某个年代的世俗生活片段。

　　俗语有稚趣，有野趣，有智趣，还有年代之趣。俗语不仅是儿童的哼唱，也是成人的语境，不像童谣，只是稚童的幻象。真要佩服俗语无名创作者的智慧。

　　俗语是杀器，重在精神杀伤；伤害不大，侮辱很大。但是这种杀伤，往往是自杀式的杀伤，或者说是自杀式的同归于尽。因为所有的杀伤都是有强烈年代感的自嘲，在极尽能事羞辱对方时，自己恰也是被羞辱的对象。比如用“廿四跟肋排骨弹琵琶”来羞辱对方的骨瘦如柴，贫穷年代谁都是面黄肌瘦，谁都不可能脑满肠肥。

　　俗语很俗，却俗得有底蕴，每一句俗语，都足以牵出一个年代，虽然牵扯的方式不讨人喜欢。比如，有些喜好到处传播他人隐情的人，至今还被叫作“小喇叭”，谁能想象得到，“小喇叭”的梗，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电台儿童节目《小喇叭》？

　　俗语还暗藏了高深的文化和艺术。想一想，“廿四根肋排骨弹琵琶”，为什么弹的是琵琶，而不是古琴不是月琴？我简直怀疑，这句俗语的始作俑者，是某位评弹名家的即兴笑语，只有他们才了然琵琶和肋骨间的奥妙，才会像如今的脱口秀信口拈来。

　　越是贫穷窘迫，俗语越是创造力想象力无限。如今，日子渐渐安逸，俗事少了，俗语也没有了。只是偶尔触景生情般想起了某一句，这时候的俗语，像是装了许许多多不同念想的漂流瓶，漂到了我思维的荒岛，打开来，漂流瓶里装着的，竟然是很多年前我们一代人漂出去的日子，一幅“珍宝”级的上海市井风情画长卷。

　　俗语的嘲是真的，笑也是真的，幽默在刻薄中滋生。市井之笑语，市井之欢趣，从未因为生活贫穷苍白而丢失过，甚至可以这么说，那个年代的欢趣值，高得不可思议。

　　李白有诗句写道：“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大意是说，欢言笑谈得到放松休息，畅饮美酒，宾主频频举杯。陶渊明也有欢言诗句：“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诗意更加直白，无须解释。以两位大诗人的“欢言”诗句，来注解上海人的欢言和上海的欢言年代，倒是别有意思的。

　　欢言是生活状态，且有生活情景。从中也可以推断出：有欢言的生活，一定还有有欢趣的日子。

　　有钱有滋味可以欢趣，无钱无滋味可以创造欢趣。弄堂、石库门的俗常欢趣，是欢言的母体。人人都有故事，人人都暴露在无处逃逸、无处隐身的舞台上，只在于舞台的追光灯是在追谁。有含辛茹苦的正剧，有自得其乐的生活剧，有鸡飞狗跳的闹剧；有奋发图强的励志剧；有眉来眼去的言情片，有咬牙切齿的战争片……

　　我不敢妄论李白和陶渊明“欢言”诗句之高低，但是完成《上海欢言》书稿时的心境，更贴合的似是陶诗——“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马尚龙，本文节选自作者《上海欢言》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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