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11月3日，“回顾与展望：上海史研究七十年”学术座谈会在上海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上海市历史学会承办，上海大学中国史高原学科、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城市史”团队协办，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三届（2019）学会学术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

　　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档案馆、上海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二十余名学者结合各自研究，就上海史研究的范式、方法、路径以及史料开发运用等方面展开探讨。

　　南昌大学特聘教授李长莉报告的题目为《上海城市史研究70年研究范式转换》。“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做中国近代社会史70年的回顾综述，其中就包括上海史。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龙头之一是城市史研究，城市史研究的龙头就是上海。”

　　李长莉大致梳理了七十年宏观的研究范式：1980年代前是“地方革命史范式”；1980至1990年代，是“现代化”范式。“现代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城市化，以上海为龙头的城市发展，是中国社会现代化最鲜明且最易辨认的标志。从八十年代开始社会史复兴，有两个从旧范式延伸到社会史的带头领域，一个是 ‘秘密社会’，一个就是 ‘城市史’。那时期的研究多置于 ‘传统-现代’ ‘中国-西方’ ‘落后-进步’二元对立价值论中。”

　　“到了1990年代，人们开始反思，二元对立不能说明上海城市的实际演化，由此出现了 ‘本土现代性’范式，比较突出的成就就是熊月之老师带领的上海城市生活史研究，集中出了一批成果，回到最基础的上海民众本土的生活。”李长莉提及，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本土研究出现了碎片化的弊病，不能说明一些理论性、趋势性、规模性的问题。于是有了“国家与社会”范式，即把国家代表的“公权力”与基于个人权利之上的市民群体的“社会”二者互动的角度进行研究。许多词汇在该研究中出现，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公共事业”“公共生活”“公共舆论”等。

　　“在这样的研究做得更深入以后，就是今天熊月之老师提到的前沿课题，即 ‘城市治理’范式。国家与社会二元式的互动，作用到具体的城市发展，我们要看的是互动产生的对城市发展的实际效果。从这方面深入探讨，就牵涉到了城市治理。2005年之后，有许多研究成果，里面的关键点是制度，这在城市治理中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城市治理’范式超越了‘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框架，无论是中国的、传统的，只要对城市治理和发展具有实际效能，就对促进城市现代化具有正面价值。”李长莉说。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认为，改革开放后上海史研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比如目前学界对近代上海制度环境的研究就不够充分。他以《制度环境与上海租界社会》为题，从制度研究的重要性、制度宣传与执行等方面展开研讨。

　　在“制度研究的重要性”方面，熊月之提及近代上海的城市品格，上海人的责任意识、契约精神，都与现代化制度熏陶有直接关系。“近代上海的租界章程之多，之细，超出常人想象。”他举例，比如《治安章程》共25款117细目，对于界内，涉及西客栈及大餐馆、大小弹子房、驳船、渡船、货车、豢犬、出卖洋酒店铺、马车行、自用马车、机器车、自用东洋车、小火轮、外国戏馆、马戏场、歌唱、跳舞及赛会等处、客栈、当押铺、茶馆、酒馆等，对于这类场所如何申请照会、如何经营、如何纳税、如何确保安全、维持秩序，均作了相当具体的规定。

　　而在近代上海的“制度宣传与执行”上，由工部局制订的制度，或在报纸上发布告示，或在公共场所张贴告诉，或直接送到各户居民家中，让所有居民知晓、遵守。有些制度宣传，年复一年，还编成顺口溜，如“马路如虎口，当中不可走”之类，让人“入耳入心”。在管理过程中，工部局会针对新出现的情况适时调整、完善管理措施。

　　此外，近代上海制度还分“成文制度与非成文制度”。熊月之解释道：“非成文的制度，就是战时中立。可抵押财产与不可抵押财产，也是非成文制度。这对于理解石库门文化，理解上海地租、房租级差，对于理解上只角、下只角，非常重要。”

　　在他看来，不了解近代上海制度文化，就不能正确地了解、解读上海城市品格，不能正确地了解上海人。“研究上海的制度，也是研究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关系。这不是上海人头脑里想出来的，是英美的制度搬到上海来后 ‘上海化’了的制度。制度的设置，内含的东西，是全球共有的。”

　　上海，长阳路，复建起来的白马咖啡馆。这座小楼共有三层，外观上看，其模仿了欧洲的建筑风格。白马咖啡馆见证了二战犹太难民在沪经历。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提到，在上海城市发展中，涌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名人、名事，有些甚至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但今天人们对这些却知之甚少。比如二战中上海最出色的安全区——南市安全区，就经常被忽视。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法国神父饶家驹开始筹划设立南市安全区。1937年11月9号，南市安全区正式成立。地址在当时上海城隍庙，占地面积为一平方公里。在这个一平方公里的地方里，所有的教堂、安堂、清真寺，学校、公所、居民住宅以及城隍庙等都成为难民收容所，一共有100多个。

　　据《申报》统计，南市安全区的难民人数最多时达20万人。直到1940年6月30日，安全区正式解散。然而，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南市安全区里至少有30万难民被救助，避免了被屠杀的命运。

　　“南市安全区这一模式还给南京启发，催生了南京国际安全区。饶家驹的理念更促成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现在共有196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苏智良认为，对于饶家驹这样一位知者寥寥的“上海拉贝”，学界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他提及，目前上海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已开始复原饶家驹的历史脉络，包括在法国寻找饶家驹的档案、在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总部寻访饶家驹留下的遗产、在日本寻找外务省档案、在美国找寻饶家驹会见罗斯福总统的历史记录等。他们已寻访了当年的难民群体、参与救助的人士、难民收容所，还参与重修饶家驹在柏林的墓地，举行国际学术会议和活动，在城隍庙建立纪念碑等。

　　“在未来，我们还想做几件事。一是 《饶家驹与南市安全区》的法文版翻译和出版。二是复原张充仁先生创作的饶家驹像。三是推动成立南市安全区博物馆。四是制作饶家驹音乐剧与故事片。五是让南市安全区与犹太人难民区共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苏智良说，犹太难民区和南市安全区的范例，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坚强品格、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光芒。 “今天我们纪念这段历史，不仅要对历史遗存加以保护，更重要的是传承好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力量。”

　　此外，与会学者就上海史的专题研究展开分享交流，就上海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畅所欲言。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章清表示，历经几代学人的努力，目前已有多个上海史研究重镇，上海史研究已处于新的起点之上。“上海史学界有必要对于过去的研究范式、提出的问题、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可利用的新资料，做出积极的回应。相信此次会议将会在这些方面推进上海史研究。”

上一篇：CBA季后赛战报！广州队横扫山东郭士强再造历史上海队太恶心

下一篇：你镜头下的上海历史建筑能有多惊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