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我叫郭霁，70后，是一名从业25年的律师，也是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我出生在湖南湘潭农村，因为学生时代比较贪玩，高中一毕业就进了老家的玻璃厂，每天流水线上三班倒。这种工作非常机械，而我生性爱自由，不愿意一辈子待在厂里。利用业余时间，我参加了自学考试，后来一次性通过被称为“中国第一大考”的律师资格考试。

　　从流水线女工转行做律师，在外人看来这是一场华丽逆袭。可实际上，踏入这行以后，我人生中真正的磨难才刚刚开始。因为缺少案源，很长一段时间我连基本生存都没法保障。

　　为了更好的发展，2005年我从老家来到上海打拼创业，前十年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几乎摔得头破血流。直到近几年律所逐渐稳定下来，我才有了喘息的机会。

　　对于我的人生轨迹，父亲曾说过一句玩笑话，“我们家祖坟应该是埋歪了，不然怎么会出你这么一个人？” 表面上看，我走的路的确和他们截然不同，但如果追根溯源，我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人，受他们的影响非常大。

　　我父亲念过初中，在村里算个文化人，喜欢标新立异，给孩子取名都比别人生僻些。我出生前下了一场大雪，他本想用寒风料峭的“峭”字，又觉得不够好，后来翻字典查到“霁”，看到是雪后初晴的意思，就给我取名叫郭霁。记忆中，父亲酷爱看书，看完以后还爱给我们讲。耳濡目染之下，我也成了个书虫，学生时代几乎把所有能借到的大部头读了个遍，《红楼梦》我从头到尾看过不下七遍。

　　我母亲文化程度不高，却有着女人堆里少见的杀伐果断，拿得起放得下。别人家是严父慈母，我们家是严母慈父。但他们俩思想都比较开明，完全没有非得生个男孩延续香火的观念。平时碰上红白喜事，父亲总要带我和姐姐一起吃席，如果我们姐俩没有座位，他是绝对不会坐的。在他看来，小孩和大人是平等的，小孩也一定要上桌吃饭。

　　这种文化人的特质，让我父亲成了村里的意见领袖，谁家有个家长里短都请他去调解。他从生产小组长做到大队长，1979年被选为公安特派员，后来遇上改制进了体制，穿上警服。那时我母亲在社办企业上班，可以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从来没觉得生活拮据。

　　我们家在本地有点小名气，我每次出门大家都会说，哎，这是谁谁谁的女儿。所以我从小就是一种自信心爆棚的状态，每天无忧无虑，除了看书就是疯玩。

　　小学那点功课对我来说很容易，中间还跳过一级，读完五年级直接上初中。班里我年纪最小，个头又矮，同学们都挺关照我。接触物理、化学以后，我在学习上逐渐吃力，成绩滑到班里中游水平。不过，我从没想过奋起直追，我妈每次来检查功课，我表面认真做作业，实际上课本底下摆着小说，有时候还把小说藏在被子里，或者带进厕所偷偷看。

　　那个年代，小地方的人对女孩子一般没有太高要求，很多人读完小学就不读了。我和同学经常自嘲，说湘潭最好的中学是一中，我们上的是七中，中间隔着六道线呢，这是遥不可及的距离。临近初中毕业，成绩好的同学都在努力冲刺考中专，像我这种中不溜的，自然不会跟他们竞争，依然每天疯玩。

　　到高中我成绩就更差了，身边很多同学都只想混个毕业证，以后该工作工作，该嫁人嫁人，至于理想什么的基本不存在。高三后期，大家甚至以调皮捣蛋为荣，谁干的事更出格谁就更牛逼。我们把课本撕了做成纸弹弓，把纸团“子弹”在教室里射得满天飞，英语老师都被气哭了。有一回上历史课我还跟同学打赌，我说我现在从后门溜出去，再到前门喊报告，老师肯定不知道，因为他眼神不好。果不其然，我赌赢了。

　　我们那届毕业生只有两个人是一次性拿到毕业证，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都要补考。后来连高考我都没当回事，在橡皮上刻了a、b、c、d四个字母当骰子，扔到哪个写哪个，熬完半小时就交卷。因为太清楚自己几斤几两了，成绩出来我都懒得去查，至今不知道考了多少分。

　　毕业之后，父亲介绍我去一家百货商店上班。商店都是越到周末越忙，我在那儿站了半年柜台就受不了了。18岁那年，赶上国企最后一波社会大招工，我应招去了市里的玻璃厂工作。没想到工厂比商店还不如，别说周末、一年到头倒三班，逢年过节也一样，因为窑炉不能停火。

　　我（前排）和同事在车间门口，旁边的麻袋装着我们从流水线上挑出来的玻璃瓶。

　　我们厂的车间分三部分，最前面是窑炉，玻璃原料会在 1000 度的高温炉里熔化成玻璃水；第二段是制瓶，玻璃水倒进模具形成瓶子；然后再经过20 多米长的传送带，源源不断地传到拣瓶台。我的工作就是把破瓶子扔进斗车，把好瓶子按五个一排的次序装进麻袋。

　　我个头小，每次放头几排玻璃瓶都得半个人钻进麻袋，弄得一头灰。被碎玻璃扎也是常有的事，还有一次玻璃瓶因为受热不均在我手里爆炸，直接刮掉了我手上的一小块肉。

　　我厌恶这样的生活，倒不是说有多辛苦，毕竟还年轻，身体扛得住。我最介意的是三班倒，人完全没了正常作息，有种自由被剥夺的感觉。以前看三毛的书，我就特别向往远方，还跟同学在家里规划了一天，计划骑自行车环游中国。谁知道现在连周末都不能出去玩，如果把我卡在流水线上过一辈子，我肯定受不了。

　　那时职工大学很流行，我想找别的出路，就去报名了正热门的电算会计专业。学费要740块钱，我一年的工资也才不到一千，每个月还要交一半给家里。好不容易跟我妈凑够钱，交费的时候对方说还要再补 50 块钱什么增容费。这我就不干了，把学费又原封不动地拿回家。

　　没多久，我爸打听到司法局要开一个法律培训班，学费只要370块钱，正好我也属于司法系统子弟，便报了名。第一次系统性接触法律知识，没想到还挺有意思。法律渊源、世界各国法系的比较、还有大量的案例分析，比如一个人致人死亡是犯杀人罪还是故意伤害罪？这两个罪名很容易混淆，什么是直接故意，什么又是间接故意？这些法律条文让我特别着迷。

　　培训班一周只集中授课一两次，大部分时间还得靠自学。我去工厂上班都带着教材，逮着空档就赶紧掏出来看一看。车间主任撞见了觉得我挺上进，特意把我调去质检部门。虽然也是三班倒，好歹没那么辛苦了。

　　培训班组织我们参加湖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整个班三十几个人，第一次考试只有两人及格，其中一个是我。第二次考试只有我一个人及格，显然，这个班办不下去了。后来区司法局把我并到市司法局的培训班，距离远了很多，下夜班要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赶过去。我晕车严重，一路上都得忍着恶心。好不容易熬到第三次考试，我因为把交费收据弄丢了就没考成。

　　准备第四次考试期间，我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他当时27岁，同事牵线搭桥介绍我们认识的，相亲地点就在路边的宵夜摊子上。说实话，我连对方长啥样都没太看清，只记得他说已经拿到律师资格证，而我正好在学法律，想着混熟以后不用再花钱买书，一来二去就这么处上。

　　在男友的督促下，两年半时间里，我把自考剩下的课程全部磕完。快毕业的时候，他说你也去考律师呗，刚开始我是拒绝的，觉得这个职业离我太遥远。按我的预想，能靠自考拿个学历就不错了，但他还是坚持劝我。好吧，那试试就试试。谁知报完名男友立马翻脸，逼着我去单位请三个月长假，要我回家闭门苦读。

　　我妈也跟他打配合，同学来找我玩，一律被她拒之门外。在他俩的双重“淫威”之下，整整三个月我都窝在家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刷题。男友来看我就像探监一样，还要检查我的备考进度。那段时间我都学魔怔了，晚上做梦都在刷题，最后冲刺阶段，我每天学习时间甚至超过16个小时。

　　考试地点离家很远，男友一直陪伴，最后一堂考完，我整个人几乎要虚脱。12道案例分析题，写得我手臂直发麻，男友还不依不饶地拉着我在公园里一圈一圈地回忆估分。最后分数出来，跟他预估的只差5分，我这个“学渣”竟然真的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

　　那年全国通过率低到5%，整个湘潭只考过了 11 个人，我是其中唯一的女生。拿到证书后，我顺理成章地辞掉玻璃厂的工作，跟男友一样，也进入到律所开始职业生涯。

　　在别的单位上班，好歹有个固定工资，而律师只能靠提成，要想办法接到案子才能挣钱。我们两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没经验没人脉没资源，就这么一猛子扎下去，可想而知有多拮据。刚开始我们只能做辅助性的工作，写写材料，跑跑腿之类的，收入有一搭没一搭，每天过得苦兮兮。有一回我俩口袋里只剩下 5 毛钱，买了一把空心菜，中午吃叶子，晚上吃梗子，第二天才去找朋友借了10 块钱应急。

　　这种窘境还不能跟行外人讲，因为别人都觉得你做律师很光鲜，穷只能证明你没能力。我必须打肿脸充胖子，每天装得云淡风轻。可不顺心的事积压多了，总有绷不住的时候。有次我去公安局申请会见一个嫌疑人，但负责审核的警察同志从头到尾没给我好脸色看，出公安局大门我就憋不住了，在路上嚎啕大哭，回到家把桌上东西全部打翻，冲我男友大吼：“都怪你要我做这个鬼律师！”

　　男友没有哄我，他的策略是“以暴制暴”，认为这点委屈都受不了，还怎么做律师？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通。被他一教训，我也有点心虚，开始反思自己怎么连这点磨难都经受不住。

　　我爸心疼女儿在外面受了这么大委屈，用方言跟我说：“妹几，要不别干了！我养你吧，每个月另给你 50 块零花钱。” 他脸上那心痛的表情，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父母的慈爱真的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从那一刻起我下定决心，以后无论在外面遇到多大困难都不告诉爸妈。

　　比较庆幸的是，当时带我的师父愿意提携后辈，有时候找上门来的案子多，他会带我一起做，最后分一半收入给我。期间我协助我师父办过一个大案，某农村信用社主任携60多万公款潜逃，在那个年代算是巨款，被逮捕以后他的家人请我师父做辩护。我天天也跟着琢磨，坐公交的时候脑子里都在回放案件信息。

　　有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类似案例，里面提到新旧刑法更替，我突然回忆起这个案件发生在 1997年9月份，而修订后的刑法在那年10月1号才正式实施，抓到这个人已经第二年的事。之前大家就把前面那个时间点给忽略了，实际上那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因为刑法中有个原则，叫“从旧兼从轻”。按照新刑法，他属于贪污罪，很可能判死刑；按照旧刑法，他还不能算贪污罪的主体，只能说是职务侵占，最多判 10 年。

　　我把这个发现告诉师父，师父认同了我的辩护方向，最后法院采纳了我师父的辩护意见。这段经历让感觉到做律师是个挺有意思的事。或许有些人会说，你们律师总是想尽办法帮“坏人”减刑，良心会不会过不去？我好像从来没有过这种心理障碍。因为我很早就认识到，律师的职业道德是维护法律的公正性，而公正性就在于人人都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为了更好地锻炼业务能力，经手的每个案件我都做足准备，不会写诉状就找师父请教，揣摩学习前辈们的案卷，每份代理词总要改很多遍。庭前准备我至少准备两轮代理词，会设想第一轮代理词发表之后，对方怎么应对，我该如何反击。

　　刚做律师那会，区法院刑庭专门组建了少年法庭，负责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对请不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法院会指定一些青年律师提供辩护，我成为了被指定的那些律师之一，即便法律援助案件赚不到什么钱，我也从不敷衍。少年法庭的庭长觉得我挺靠谱，给了我更多的指定辩护机会。期间我发表了一篇论文，还被评为区市两级的法律援助先进个人。

　　男友后来也转到我所在的律所，碰到大案件，我俩分工协作。开庭前一天几乎通宵战斗，他先准备详细的质证意见和辩护词，到凌晨三四点把我叫起来，他去睡一会，我再负责整理誊写，就这样慢慢积攒经验。随着刑事辩护成功率越来越高，我们开始接到自己的案源，总算熬过了新手律师最难的一关。

　　25岁那年，我意外怀孕了。依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本来没计划生小孩，可医生劝我，你年纪不小了，孩子还是留着吧。没办法，我们只好把婚礼、房子全部提前，为此欠下一屁股债。儿子出生后开销大增，光靠做律师那点钱根本无法维持生计，我天天琢磨怎么才能一夜暴富。

　　听说绿化苗木生意利润高，我借了十几万块钱跟堂姐去种树苗，结果赶上极端天气，种下的树死了百分之九十。那年夏天，看着满山坡的死树，我想死的心都有。为了尽快弥补亏损，我又从湖南采购树苗卖给江浙一带的花农，每天风里来雨里去，押车下货，江浙沪到处跑，陆续还掉一些债后，我才停掉这些生意继续做律师。

　　随着技能增长，经验和人脉有了累积，我每年也能接到一些案子，但依然没有摆脱朝不保夕的状态。当时一个案子的单价只有2000到5000元，还要跟律所分成。我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案子，下一笔生活费在哪里，一直处于惶恐不安之中，不知道生活该如何继续下去。

　　我和老公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小城市业务太单一，还是应该去大城市发展，将来也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之前那个少年法庭庭长的女儿在上海做律师，2004年底，我打听到她会回来过年，就想办法约她吃饭。我跟她聊了整整六个小时，那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上海做律师。

　　2005年大年初一，我开始投简历，先后往上海跑了两次都没能成功留下来。直到七月的一天下午，我又接到一家律所的电话，通知我第二天早上九点面试。那时候交通不发达，坐火车要20多个小时，根本来不及。

　　我打电话问机票，去上海的飞机航班已经没空座。我立马想到可以先去杭州再中转，一问只剩一张机票，而且是商务座，票价1000多块，当时我跟丈夫手头只有3000块，我几乎没怎么犹豫，当机立断买下了这张机票。

　　辗转到上海已是深夜，我住的旅馆环境很差，蚊子苍蝇嗡嗡乱飞，门也没法上锁。我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状态非常糟糕，面试又没通过。但这次出来我已经下定决心，找不到律所就不回去。我借住在庭长女儿的出租屋里，工作日跟她睡一张床，周末她男朋友来了，我就去外面晃荡。

　　现在回想起来，在上海头几个月，我简直像林黛玉进贾府一样，小心翼翼，诚惶诚恐。一开始我连怎么买地铁票都不会，看别人每次拿张卡一刷就进去了，我不好意思问那是什么卡，偷偷拿信用卡去刷，别人看到才告诉我要办一张交通卡。

　　我每天不断投档、面试、陌拜，终于遇到一家律所愿意接收，条件是先交1万块管理费。我不甘心出这个钱，只能继续寻找机会。后来是一位网友的叔叔帮我打听到，有家福建律所要来上海开分所，目前正缺人，在他的推荐下，我终于被录用，成功拿到上海的律师证。

　　为了找案源，我成天混迹于各种论坛，还在QQ上加了很多陌生人，跟人家聊天，慢慢建立信任。我在上海挣的第一笔律师费，是一位老父亲来上海解决儿子的问题，见面咨询以后，他给了我 200块钱，扣除掉来回打车费只剩 65 块。那天是中秋节，我跟庭长女儿和她的朋友们去外滩看月亮，那65块钱全部请她们喝了饮料。

　　三个月之后，我终于接到几个案子，大概有7万块钱律师费，和律所分成以后还剩三万多。有了这笔钱垫底，我才从朋友家搬出来，独自租了个一室户，解决了基本的生计问题。有一天下班回家路上，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要开一家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朋友听了没打击我，说可以，不过你才刚来没多久，资历不够，等两年再说吧。

　　我这人一旦想做什么就按耐不住，第二天疯狂搜索办律所需要的各种条件，还找来论坛上认识的一个老乡帮忙，他是中文系毕业，能写广告文案和市场策划书。我们苦干三个月，把策划书写了出来，然后就去拉投资。当时的我豪情万丈，跟投资人描绘了一个宏大梦想，说我要开 4 家律所，一家在上海，一家在北京，将来还要开到成都和广州，形成联动。这话现在想来有点可笑，当初竟然也拉到了20万投资。

　　老公说我像《亮剑》中的李云龙，在条件完全不成熟的情况下，也有本事搅和所有人都来跟我并肩作战。后来恰逢老家有律师来上海出差，他们也想到上海来做律师，于是，他们成为了我的合伙人。我给他们办了转所手续，帮他们租房子，前后折腾了将近一年，终于把律所的执照办下来。

　　律所的营销工作由我一个人包揽，我给每位律师都做了独立网站，亲自撰写律师介绍、业务介绍、服务类型，同时也在搜索引擎上做付费推广。当时有个朋友点拨我，说关键词设置应该从用户角度考虑，比如跟婚姻有关的词条里，“离婚法”的搜索量远高于其他，而我们国家根本就没有离婚法，只有婚姻法，作为一个律师，打死也想不出离婚法这样的关键词。

　　之后我再做关键词设计就如有神助，当别人主打“遗产继承”的时候，我独家买了“房产继承”这个词。遗产有很多都是房子，你搜房产继承跳出来的只有我的网站，这业务量不就起来了吗？好景不长，2009年，搜索引擎的广告模式改变了，大数据会自动推荐点击量高的关键词给律所，我的独门绝技再无用武之地。

　　原来投1万块钱广告费，大概能引来10 万块钱业务，如今投3万还来不了10 万，为了控制成本，只能去买一些便宜的长尾词。我开始陷入恐慌，每天都在自我怀疑，为什么有了这家律所，我不但没有改变之前在湖南的生存状态，反而压力更大？

　　这时候正好有家律所想壮大，提出跟我合并，本来都谈得七七八八了，有天我问他名字怎么解决？因为他大我小，我也不奢望我的律所名字能放前面。谁知对方说，你的名字不能保留。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他的真实目的是想吞并我，而不是我理解的合并。

　　我还记得当时那种生理反应，心如刀割的感觉原来是心脏整个搅在一起的感觉。创业的情形历历在目，当初那样千辛万苦地写策划、找投资，把自己老公、老家的同事一个个搅进局里，如今连个名字都不能保留，我怎么对得起这些人？回家以后我跟老公说，咱们再撑一把吧。

　　律所继续开着，营收很不稳定，为了增加安全感，我又开始寻找别的赚钱机会。后来我开过连锁湘菜馆，前三家店生意都挺好，到了第四家，选址不对，厨师找的不对，装修也留了很多隐患，前几家店挣的钱全都打了水漂。

　　饭店倒闭并没有让我苦恼太久，因为2014年初，令人心潮澎湃的“互联网+”来了。那时候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思潮席卷全国，所有地方都在讲如何创业，像我这种性子，碰到这种大风口，那肯定得冲入其中。

　　热血一上头，我感觉自己简直就是法律界的马云，用思维导图大刀阔斧地设计出十几条业务线，到处拉投资。这个网站还没搭建完，又去搞另一个网站，还从互联网公司挖了个HR过来，一下子给我招来三十几个人，每天大把烧钱。

　　这边PC端还没开始商用，那边移动互联网的风又吹来了，这不得顺势开发APP？做了用户端，还要做律师端......为了填前面的坑，只能不断挖更大的坑。

　　不知不觉，我就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信用卡刷爆，拉的几百万投资亏得血本无归，仅仅靠着律所那点微薄的收入支撑如此庞大的运行。老公劝我收手，我充耳不闻，还把车子和老家的一套房给卖了。夫妻关系降到冰点，我们每天在家就是横眉冷对，互不待见。去到公司，团队也崩得不行，但我依然不认为自己错了。我这一根筋的性子，一旦陷入盲目自信的情绪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为了混人脉，继续拉投资，我跑到北京去混创业者社群。在那里，骄傲了几十年的我，第一次尝到了无地自容的滋味。路演的时候，投资人把我批得体无完肤，说我的商业计划书简直一塌糊涂。

　　我不认，偏要反驳回去。他们觉得我太固执，最后给的评级很低。学习复盘环节，面对同组人的批评，那种自尊心被彻底撕碎的感觉，真是血淋淋的，比亏钱还要难受万倍。从北京回上海，我几乎是一路哭回去的。

　　创业路上经历这么多坎坷，每次我都是撸起袖子迎难而上，即使崩溃，也从来不会质疑自己的能力。可这一回，我破天荒地意识到自己像只井底之蛙。事后冷静下来，我把学社导师提到的书全部买来啃了一遍。这一年来自虐式的学习，于我而言是人生中最受用不尽的财富。

　　再回过头看之前的创业，确实是漏洞百出。2017年，我用两天时间解散了互联网公司，那时候律所也只剩下我和丈夫，还有他一个远房表弟。近十年的折腾耗光了大家的信心，其中有个跟了我十年的合伙人，他的离职让我特别伤心。在家里痛哭了一天。但是，哭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只能重振旗鼓去外面打仗。

　　这也倒逼着我做出选择，舍九取一，砍掉律所其他业务，把所有心力都投入到连锁加盟这一个点上。疫情还没开始的前三年，我几乎每天都是疲于奔命的状态。天不亮就拎着个 5 斤重的电脑出门，航旅纵横的记录打败了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点几的人。飞机、火车、候机楼、饭桌上，只要能打开电脑我就随时展开工作。

　　最忙的一天，我处理了97份邮件，写了长达7页的代理词，6个小时没有挪过屁股喝过一口水。讲课我也不挑场子，一千人也好，几个人也好，只要请我我都去，从早讲到晚，嗓子几乎冒烟。那阵子，团队也得重新搭，新招进来的又都是菜鸟。我一边忙交付，一边从头开始带人。这样高负荷运转，我时常觉得心悸，好像在猝死的边缘疯狂试探。

　　最艰难的日子，《战争论》里的一句话给了我莫大鼓舞——“面对战争中的不可预见性，优秀指挥官必备两大要素：第一，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具有能够发现一线微光的慧眼。第二，敢于跟随这一线微光前进的勇气。”记得有个冬天的清晨，我在北京街头骑个共享自行车赶去上课，寒风呼啸而来，手指冻得僵硬，那种感觉真的是一腔孤勇。

　　律所转型以后，我对《红楼梦》里王熙凤操办秦可卿丧事的那段情节感悟特别深。书里写的是，她让一堆人专管碗碟，一堆人专管火烛，剩下还有专管接待的......分工非常明确。

　　我律所目前的部门设置，就是红楼梦给的灵感，我们所的律师不用到外面请客吃饭拉业务，他们只需要聚焦一个领域，不断打磨自己的专业能力。平时我还经常鼓励他们，该谈恋爱谈恋爱，该旅游旅游，该结婚的结婚，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 这是我倡导的职业观。

　　不过，大部分时间，我每天还是工作十几个小时，走南闯北不停歇。在这行摸爬滚打二十多年，说实话，我对律师这份职业的感情非常复杂，可以说它既是我的禁锢，又是我的救赎。我很喜欢做律师，但又深深厌恶那种焦灼惶恐的生存状态，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破这个局。这些年折腾这么多，其实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现在我的心态已经比前几年从容了一些，律所的发展势头还可以，不过，我还远远没有达到高枕无忧的状态。要永远保证竞争优势，就得居安思危。未来我还希望把律所做成一家国际化的律所。这个目标乍听很遥远，但我能从一个高考落榜生走到今天，靠的就是敢想敢拼，我相信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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