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1960年，18岁的谢飞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由学生成长为老师、系主任、学院领导，到退休也没离开电影学院。单看工作履历，他的人生似乎有些单调，但作为电影导演，他的成就却让人刮目，曾独立或与他人合作执导过多部优秀影片，其中《向导》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湘女萧萧》获法国第四届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第二十六届西班牙圣赛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堂吉诃德奖；《本命年》，获第十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四十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香魂女》获金熊奖；《黑骏马》获第十九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益西卓玛》获第十届上海影评人奖最佳导演奖……这些艺术成就，奠定了谢飞作为新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性人物的地位，近年来电影界已经有人把谢飞推到了“电影泰斗”的地位加以研究和尊崇。 谢飞的身份，除了是老师和导演，还有一个无法抹去的出身标签——红二代。他的父亲谢觉哉是参加过长征的资深革命家、法学家、教育家；母亲王定国是著名的长征女红军，被尊称为“红军老妈妈”，活到107岁高龄。

　　谢飞出生于革命圣地延安，是在宝塔山下红色摇篮里长大的孩子。这种奔流在血液里，烙印在心灵中的红色印记，使谢飞拥有了别样的人生和情怀。谢飞年轻的时候忙于学习工作，为实现人生梦想忘我拼搏，直到从工作岗位退休后，才开始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陪伴年迈的母亲，整理父母亲的文稿、信件和日记，在这个过程中重温父母和他们那一代革命者的奋斗历程，解读他们的心灵和精神世界，他认为这是子女为父母尽孝，也是作为晚辈应尽的家庭和社会责任。“这件事一定要去做，早做比晚做好，晚做也比不做强，我做得有些晚了，很后悔。”

　　今年80岁的谢飞谈及这些，显得很动情。2014年，谢飞接替哥哥谢飘去陪伴照料年过百岁母亲的日常起居，在朝夕相伴的时光中，他对血缘、亲情、责任有了更深的思考和感悟。他的母亲王定国多年前曾经口述过一本回忆录，后来又想起很多事情，需要补充和续写许多内容，谢飞按照老母亲的心愿接手做这项工作，70多岁的儿子帮着百多岁的母亲做事情，尽管很辛苦，但谢飞体味到的更多的是幸福和开心。

　　经过谢飞的不懈努力，一本名为《百年红军百年路》的数十万字的书稿终于完成了，让人惋惜的是母亲王定国在2020年6月9日溘然长逝，未能等到这部全面展现她波澜壮阔人生历程的传记出版。对于这一点，谢飞并不遗憾，他深情地说：“人的生命总会终结，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自然法则，况且母亲已经足够长寿了。这本传记能够留下来，就是母亲以另一种方式在这个世界上延续着她的人生故事”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对孩子一生有着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谢飞从小喜欢文学艺术，无疑是受到了父母亲潜移默化的熏陶影响。在中学时期，谢飞就喜欢文学、戏剧和电影，谢飞高中毕业填报的第一志愿是俄罗斯文学，第二志愿是俄罗斯历史，这在当时的形势下一点也不奇怪。但突如其来的中苏关系交恶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他选择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学院得知他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儿子，录取前还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问父亲对他的报考志愿支持吗？谢飞说这是他自己的事，父亲不会干涉的。事实上父亲谢觉哉对谢飞的学习和爱好十分关注和了解，谢飞上中学的时候就十分喜爱电影，只要有新电影放映，他都会观看，看过后还要很认真地写观后感，如果看到报纸和画报上有电影海报或剧照，他还会用剪刀剪下来整整齐齐地贴在日记本上。

　　一次，他在启用新的日记本时，找父亲谢觉哉题个名，谢觉哉马上放下手中的事情，用毛笔在扉页上工整地写下了 “影评本”三个字，这对谢飞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1959年初春，苏联电影《白痴》在中国上映，谢飞早就读过托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名小说，在观看俄语版电影时，他凭记忆和想象自己给影片中的对话“配音”，十分新奇又好玩儿。几十年后，中央电视台邀请他作为嘉宾，评论新版电影《白痴》，当他现场拿出影评本，翻到自己当年剪下的电影剧照和写的评论时，主持人和观众都深深震惊了。

　　其实，这只是谢飞当年几大本电影日记中的几页。在他林林总总的日记中，完整记录了对几百部电影的评论，呈现了一个时代电影的创作轨迹。说起来，谢飞喜欢思考，喜欢写日记，完全是秉承了父亲谢觉哉的习惯。谢觉哉1884年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是清末秀才。作为清末民初的有识之士，向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心怀敬畏，从青年时代就养成了写文章、记日记的习惯，直到1971年去世，从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央苏区、长征途中、陕北延安、西1941年，谢觉哉撰写的《自传》油印件及毛主席题字手迹柏坡，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中，这一习惯从没中断过。1963年中风后先是由别人代笔，但两年后他就能用左手写字了。

　　谢飞回忆说：“我从记事起，总看到父亲坐在书桌前不停地写呀写，总有写不完的文章，父亲先后出版了《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杂文集》 《谢老诗选》和《不惑集》《一得集》等很多著作。父亲记日记的习惯更是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用一支笔记录着他漫长革命生涯中的所见、所闻、所历，留下了从“五四”运动开始到逝世前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在老一辈革命家中，能够把日记全原封不动全部留来的人实在太少了，父亲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单是这种持之以恒的毅力就让人心生敬畏，更何况他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建国以后，一直身处高位，他的日记更是具有不可多得1948年谢觉哉与儿子谢飞在河北平山的史料价值。”

　　谢飞随手翻开《谢觉哉日记》，指着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念道：“六月二十九日，阴。昨今两日新所长龚心印带了一批人入所。瑾玎向政务厅交涉，借了两千纸洋，决定七月一日移交。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这段文字记载了谢觉哉听说好友和何叔衡要秘密前往上海。新民学会的会员熊瑾玎用两天的时间帮助筹集了盘缠。和何叔衡从湘江出发，坐火车、乘渡轮几经辗转，直到七月初才抵达上海出席中共一大……

　　对于日记中五个“小圆圈”的含义，谢飞说父亲曾经告诉家人，五个圆圈替代的是“者”五个字，在当时这可是天大的秘密，不能写出来，只能以“○”代替。谁也想不到，这段只有短短几行的文字，竟是关于前往上海出席一大的唯一记载，也成为后来中共一大不在七月一日召开的重要佐证。这一史证材料在2021年纪念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被许多党史研究专家提及和引用。

　　谢飞还清楚记得，当年是经过同志批准，由母亲王定国负责，在全国政协设立专门的办公室，抽调了几位年轻人，开始整理编辑谢觉哉日记，大概用了三四年的时间才基本完成，当时是80年代前期，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出于各种政治考量，《谢觉哉日记》在出版时删掉了20多万字的内容。作为日记，20多万字是包含很多内容的。谢飞完全不能理解，日记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是对当时情况真实客观的记载，有什么不能公开的 ? 为什么要对后人隐瞒呢？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父亲日记的全部内容毫无保留的加以整理出版，向社会和读者呈现一部完完整整的《谢觉哉日记》。

　　谢飞说“日记是父亲私人的。尤其到解放初期，他当部长期间，每天9 点钟就到部里，上午开什么部党委会，工作内容写的并不多。老头儿还是很谨慎的，在日记里并没有对政治问题进行议论，我读过多遍，感觉没有任何问题。现在书稿还在新华出版社走程序，希望能够早日出版。” 谢觉哉的这部日记，记录了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也是一个家庭的编年史，即便已经迈入老年了，谢飞也能从其中重温父亲丰富的人生，找到自己的成长轨迹，个人的生活是时代的缩影，谢飞还能从父亲的日记中清晰地倾听到历史深处的澎湃之音。“我作为一个红二代，晚年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整理父母的东西，有的理论家说，把家庭的私有财产贡献给社会。像我父亲的日记、家书，原本都是家庭私事儿，但是公布出来以后，就是一个革命家家风传承的问题，就成为了社会财富。”

　　很显然，谢飞已经跳出了家庭的小圈子，赋予这件事情以社会意义。谢飞做的另一件让自己很欣慰的事情，是在父母的墓地创作了一个塑像。他认为父母亲一生的黄金时代，是40年代在延安，从1938年回延安到1947年离开近十年的时间。

　　谢飞解释说：“我父亲是这一时期民主制度的重要参与创立者和见证者，他主持参议会，搞三三制，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各派，三分之一无党派，搞民主政府建设，人手一票，包括农民都有投票权，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孕育了新中国民主制度的雏形。所以我构思了那个雕塑，我父亲拿着一本书上面写了几个字，就是老头儿说的合情合理就是好法，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太对了。

　　我母亲参加大生产运动，坐在纺车前纺线，生活自给自足。又要生产劳动，又要建立民主法治社会，这就是他们俩的最黄金时代啊。这也是40年代人的初心，尽管后来遇到了很多坎坷曲折，但这个理想和初心永远闪耀着特殊的光芒。在八宝山的所有雕塑中，除了人像以外，我觉得我为父母亲创作的这个雕塑最有特色，关键是把自己对父母的理解表现出来了。李富春和蔡畅那个雕塑做得也好。李富春在站着放声唱歌，蔡畅坐着翘着穿旗袍的鞋，很是洋气。他们身后有一个花环，花环上缭绕着五线谱上，很多人不知道，那是《国际歌》旋律的第一句，他们两个在巴黎确立的信念，我觉得这个雕塑也很有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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