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本书是从民国史料生发出的短篇随笔集，内容涉及民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界、学界、文坛无所不包；文章多短小精悍、笔法生动，可读性强。作者从边角史料发散开去，有料亦有趣，可爱亦可信，可从细节处补充读者想象中的民国图景。

　　唐小兵，湖南衡阳人，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史、左翼文化与中国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等领域的研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曾任《南风窗》特约编辑，主要著作有《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十字街头的知识人》等，作品散见于《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共党史研究》《读书》《思想》等期刊。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中国，位于天津的《大公报》和立足上海的《申报》一南一北，环视全国，形成舆论呼应之势。两份报纸在内容与风格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前者稳重大方，言论相对理性温和，后者充满了摩登上海的商业气息，报纸上花哨的各类情色广告，很容易让初读者将之误作市井小报。前者的文艺副刊和言论的作者群体主要来自北平的知识界和文艺界，而后者大多来自上海滩亭子间的各类文人。撇开这些差异，两者却有着很多的相似性，比如都是创办人从他人手中购买，独立经营的，在办报宗旨上都坚持言论的独立性，都可以视为社会精英办大报的价值取向。史量才1912年从席子佩等人手中购得《申报》后，即明言其“无党无偏，，为民喉舌”之定位，而1926年后的新记《大公报》更是以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位创办人所公共议定的“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而声名鹊起于报界。

　　如果说史量才是《申报》的大脑，指挥着这份发行量只有几千的小报迅速地攀升为具有广泛影响力（20世纪30年代发行量一度达到15万份）的全国大报，那么张季鸾就是《大公报》的灵魂，他在该报所发表的政论，犀利尖锐而不失洞见，总览全局而大气磅礴，《大公报》成为舆论重镇，张可谓建首功之人。从两人的生平与志趣来看，史脱胎于民国时期最富有现代气息的上海，出入于金融家、实业家等地方精英所构筑的社会网络之中，游刃有余地打造其报业帝国，并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等实体。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窥见独立于与的“中间势力”的崛起，而其所夸耀于时人的是其处心积虑经营的《申报》。后者则具有传统士大夫的流风余韵，虽然早年亦曾留学日本，但其思想的根底在传统儒家以清议与谠论匡护公共价值与正义之准则。他先后参与过多家报纸的创办与经营，但其一生所着力的是文人论政，依靠《大公报》的公共平台，在全国造成理性而健全的舆论，进而影响最高当局的决策。张的一生以笔耕为主，甚少厕身于实业之经营。他的人生哲学就是报恩主义，报国家、人民与故土之恩，他人格伟岸，个性耿直而随和，在知识界与政府当局之间游走，扮演了民情上达的中介角色。曾任宣传部长的陶希圣在追忆张季鸾的文章中对此有评说：“北方的书生论政，政治当局重视北方的政论，互相呼应，很少隔膜，《大公报》尽了一番力。”

　　张可谓忧国忧民的传统士人，被蒋介石以“国士”视之，其一生与蒋结下不解之缘。据说蒋介石连其辖下的《中央日报》都不阅览，遑论《新华日报》等左翼报纸。他只读《大公报》，通过它了解时事与言论的动态。重要新闻政策往往通过《大公报》转达于全国报刊界。抗战后《大公报》内迁到陪都重庆，张身染沉疴，蒋介石亲往探视，并与重病中的张握手闲谈。张去世后，蒋在致《大公报》的唁电中发出“握手犹温”之感慨，公务繁忙的蒋介石多次主持或参与悼念张的公共活动。而张也是秉持“士为知己者死”之文化传统，其诸多言论往往发时人所未能发，而表蒋介石欲表达而未能明言之意，为蒋造成有利的舆论氛围。例如“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反复申述抗战之长期性与艰巨性，呼吁全国民众作持久抵抗，不以意气而草率交战致民族巨痛，而此时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北平政论刊物《独立评论》上，也发表诸多号召长期抵抗的政论，两者虽遭到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怀疑与痛骂，却很长时间内不改论调，这与蒋介石的筹划不谋而合，自然是通过舆论为蒋“减压”。西安事变发生后，张痛感张学良、杨虎城之鲁莽与全国局势之危殆，高瞻远瞩，写出《西安事变之善后》，提出此事的善后措施。当时，《大公报》几乎每日都刊载张所撰写的时评，后来张所写的评论《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被宋美龄用飞机运载数万份运到西安上空广为传发，创造了“航空发行”的中国报史首例。

　　但张也并非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作为深受传统价值影响的报人，他深知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张力，“道尊于势”自然是其原则。当蒋介石的某些行为违背他所认为的民族大义时，张就毫不留情地批评。最为人所乐道的例子就是 1927年12月2日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次日），张在《大公报》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斥责蒋“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的私人道德之糜烂，又慨叹“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点”，并痛斥蒋介石“不学无术，为人之祸”。可观其一生，虽与蒋介石时有芥蒂，却并未影响到其作为一个“报人”与蒋作为一个“政治家”之间的情谊。这份张与蒋之间“惺惺相惜”的“私谊”，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大公报》“公论”的独立与自主。尽管《大公报》时有犯禁之评论与新闻报道，却屡屡化险为夷，脱离严峻惩罚，不能不说与这份特殊关系有关。而当张去世后，《大公报》笔政由具有一定左翼倾向的王芸生主持，虽言论仍袭该报一贯的风格与尺度，却频频遭到蒋氏政权的打压。

　　反观史量才与蒋介石的关系，则从未有如此般其乐融融，史与蒋介石也很少私下密切接触。相对于张季鸾的文人论政，史量才更具有实业家的气象，他不仅仅是关注言论力量，更关切报业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实体力量的发展。正是依托于这样的思路，史并不满足于《申报》自身，他在上海积极地兼并和创办新报，并开设很多依附于《申报》的社会实体。或许缘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资本家的支持，以及独立于政治统治的“地方社会”的发达，雄才大略的史在上海纵横捭阖，先后出任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与上海临时参议会的主要负责人，甚至在南京开会面对政治势力以“百万雄师”相“武力威胁”时，兼具实业家、报人与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身份的史量才毫无畏惧之态，反而扬言其手下有百万读者，足以纠集民意与舆论抗衡独裁之政府。当蒋介石20世纪30年代初内外交困而被迫宣布下野时，史量才居然胆敢在《申报》上刊发题名为《欢送》的时评，并呼唤一个政治革新的后蒋新时代的来临。而《申报》对于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挪用救灾款的辛辣批评，更是激起了朱的愤慨。 1932年7月15日 ，朱在给正焦头烂额地忙于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去信：“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班无聊文人，专做危害的工作。例如《申报》的《剿匪评论》，对于南京中央大学学潮的记载和评议，《申报•自由谈》和《申报月刊》登载陶行知等的文章，黄炎培做《申报》的设计部长，都是不利于的。”蒋阅后暴跳如雷，命令禁止邮递《申报》，于是从 7月16日 到 8月21日 长达三十五天的时间内，《申报》无从在蒋控制的区域内与读者见面。后经多方斡旋，才获恢复邮递。

上一篇：一组老照片带你穿越到1972年的上海

下一篇：上海作为中国诞生地的独特优势你知道吗？‖党史学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