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著名史学家柴德赓的长孙柴念东先生自201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整理祖父的手稿、日记、书信等，已出版的著作有：《清代学术史讲义》《史籍举要》（修订本）、《史学丛考》（增订本）、《新五代史》（点校本）、《书目答问补正》（批注本）、《柴德赓来往书信》《青峰学志》《宋辽金史讲义资治通鉴介绍》等十余种。最近他出版了《瓣香终不负此生——柴德赓图志》一书，收录了柴德赓相关的档案、文献、笔记、背景图片和照片五百余张，以图片形式介绍了柴德赓的一生。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柴念东谈到了祖父的生平主要经历和他交游的师友。

　　《瓣香终不负此生——柴德赓图志》，柴念东编著，商务印书馆2023年3月出版，240页，168.00元

　　柴念东：之前我一直忙于《柴德赓全集》的编纂，其实并没有编写图志的计划。2020年底，苏州大学的朱从兵教授看了全集目录，提了不少选题建议，其中有一条就说到，图志很重要，如果家里收藏老照片的数量足够的线年，苏大开了一个关于《柴德赓全集》的工作会议，从那时起，我就计划编写这本《柴德赓图志》了。柴德赓先生的老师陈垣先生（字援庵，我们习惯称他为陈援老）有《陈垣图传》，陈援老的学生、柴先生的好友启功先生有《启功图传》。这两部图传都对我起到了参考作用，不过，与《启功图传》这种口述历史搭配个人图片的体例不同，我编写《柴德赓图志》，是根据柴先生经历，将他独家收藏的一千多张照片，外加柴先生一些档案资料的照片，分门别类排列，尽量做得精致一些，凸显设计感。柴先生的一大特点是留下的档案资料很全，比如说他工作以后的聘书现在都藏在苏州大学博物馆，大概有二十多份，不管是在中学还是大学任教的聘书都在。他本人也注重保存照片，大部分照片背面他都留有字迹，说明这张照片的情况。因为资料齐全，所以留给我编写图志的空间也很大。柴先生去过的地方，大部分我也都实地考察过，为编写图志找找实证。总的想法是，尽力把这本书做得好一点。

　　柴念东：这些都是家里老相册里的照片，从1950年起，就由我的奶奶陈璧子收集整理了。她说这本老相册是从柴、陈两家的上一代人开始，一直到我这一代，每个时期都有照片，每一个人在相册中也都有一个单页，例如柴先生的几个儿子的照片就有一个单页，像我也有一个单页。当然，后来也丢失了一些照片。还有一部分照片是陈援老送他的，背后大多数都有字，其中绝大部分其实都是陈援老的学术助手刘乃和写的，极个别的是陈援老自己写的，图志里收了一张他送给我奶奶的照片，背后的字就是他的亲笔，因为他特别喜爱我奶奶。柴先生日记里还有记载，陈援老曾经正式提出将我奶奶认作干女儿，而且上世纪六十年代病重时，他在医院里又提了一次，说明他对此事看得很重。

　　之前读柴德赓先生的著作，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老师陈垣先生的治学方法乃至文风都心摹手追，学得非常到位。很可惜，他在六十二岁这个史学家的“黄金年龄”就不幸去世了。对此，您在书中也提到了，要公允评价柴德赓先生，需要把他和同时代的史学家在同一年龄段进行比较。那么，从柴先生对陈垣治学风格的继承和发扬方面，以及他与同时代人的史学功底的比较方面，我们今天应该怎么评价他呢？

　　柴念东：他对自己的学术成果有一个总结，“文革”时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让他写交代材料，他做了一个排序，说自己下功夫最多的是宋史，其次是清代学术史，再次是明清之际的通史——他喜欢南明史，之后就是通鉴学、目录学之类。但是他在宋史上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就是1941年写过一篇《宋宦官参预军事考》。曾经有人提到，柴先生上一代的学人各有分工，陈援老研究五代史，对宋以后的历史很熟悉，陈寅恪研究魏晋南北史，王国维研究先秦史，而陈援老的儿子陈乐素是宋史大家，可能来自父亲的有意安排。其实柴先生对宋史是非常熟悉的。1961年9 月1 日，《光明日报》发表钱仲联写的《关于陆游和陆秀夫的新材料——〈会稽陆氏族谱〉读后记》一文，此文根据新发现的《会稽陆氏族谱》得出结论：陆游是陆秀夫的曾祖父。柴先生大概用了一周查找相关资料，写成《陆秀夫是否为放翁曾孙？》一文，于1961年9 月15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对钱仲联提出质疑。他通过严密考证，发现《会稽陆氏族谱》把陆放翁和陆秀夫扯到一起，纯属牵强附会。有意思的是，当时钱仲联跟柴先生住在同一个院子，其实靠得很近，仅有一箭距离，但是彼此并无讨论，只是各自埋头写文章。柴先生将此文寄到光明日报社的同时，也寄给陈援老一份，陈援老当然是认可的，大加称赞，只是钱仲联对这篇文章并不服气，柴先生还在日记里留下了讥讽的一笔。

　　2007年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出了一本《百年青峰》，我们家人本来以为对柴先生的纪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没想到商务印书馆的丁波先生随后找到了我姑姑柴令文，询问家里还有没有柴先生的未刊著作。他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我拿出一箱柴先生的手稿给他，他高兴坏了，马上从中抽出清代学术史这部手稿，找人整理，从2009年到2013年，做了四年，最终以《清代学术史讲义》之名出版。这部手稿是柴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辅仁大学曾讲授“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讲义，他对清代的学术渊源和各家掌故如数家珍。柴先生的学生金家瑞（曾在中国史学会研究室担任翦伯赞的助手）说，柴先生对清代学术史可谓“烂熟”，什么问题都问不倒他。柴先生讲“清代学术思想史”是按陈援老“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的路子来的，先介绍书的情况，再介绍作者的情况，最后点评优缺点。陈门师生之间有一个习惯，陈援老写了什么东西，会拿给柴先生看，请他提意见，哪怕找出一个错字来，就要请客吃饭；反过来，柴先生不管在哪里发表文章，也要先给陈援老看。柴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离开北师大后，陈援老对他有要求：一年两万字的文章要写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要写几篇。他的文章拿给陈援老看之前，自己也反复推敲。他有一篇文章，我有三份手稿——同一篇文章，他是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他对陈援老的学术可谓亦步亦趋。陈智超在某篇文章里就说过，祖父陈垣最喜欢柴德赓，就算别人说他不好，也根本不往心里去。柴先生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刘家和教授也评价说：

　　陈老的弟子“陈门四翰林”中，唯柴先生继承了衣钵。我不是说其他弟子水平不够，他们都各有所长，但在继承陈老学问方面，柴先生无人可比。从柴先生早年著作《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上》就可以看到是承袭陈老《元西域人华化考》治学路子，后经陈老推荐刊登在北平师范大学《史学丛刊》创刊号上（1931年），时柴先生仅为大学二年学生。柴先生只写了一个“上篇”，现在谁能续写一个“下篇”，放到陈老著作面前？我是没有这个能力和精力了。

　　在柴德赓先生早期著作中，“三考”是继承陈援庵先生衣钵的典范，即刘家和教授提到的《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上》以及《宋宦官参预军事考》和《〈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其中，《〈鲒埼亭集〉谢三宾考》是柴德赓先生一生中举足轻重的著作，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度最高奖励。

　　陈垣与柴刘两家人合影，前排左起：柴令文（柴德赓女）、柴邦衡（柴德赓次子）、柴君衡（柴德赓三子）；后排左起刘乃和（时为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陈璧子、陈垣、柴德赓、刘乃崇（时为辅仁大学国文系学生）。

　　1949年之后，柴先生一方面积极拥护新中国，一方面又显得较为消沉，长时间不写文章。这种矛盾现象，能请您谈谈吗？

　　柴念东：这与柴先生的具体遭遇有关。他年轻时也是热血青年，1927年时还特意从杭州跑到上海去参加抵制日货运动，后来发觉对日本方面卑躬屈膝，一腔热血也就冷了下来。抗战时期，因为传言汉奸曹汝霖要做辅仁大学的董事长，他愤而离开北平。我奶奶陈璧子的大哥陈伯君那时是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部的机要室主任，柴先生通过陈伯君，为自己谋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洛阳办的进修班的一个语文历史教师的位置，又设法弄了一个第一战区司令部的秘书的兼职。当时在河南的军队有三十万（据柴先生诗稿所记，现在的资料显示实为五十万）之多，却打不过十五万日军，让他深感的腐败无能。同时，他受我奶奶陈璧子的影响也很深。她是湖南湘潭人，十几岁就在湖南农动讲习所见过，很早就参加了妇女解放运动，马日事变后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改名陈璧子逃跑，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革命。柴先生和我奶奶属于自由恋爱，他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先去了杭州，与当时还在读高中的我奶奶定下终身大事，等到回家之后，发现父母给自己指定了一个妻子，于是他一等拜完天地，连洞房都不入，就趁着深夜逃跑了。一方面，柴先生目睹的腐败无能，从抗战时的一败涂地到抗战后推出的剥削民众的金圆券政策，另一方面又受到我奶奶传播的革命思想的影响，对新中国是积极拥护的。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完全出乎柴先生的意料。他在学术上受到了巨大冲击，自己所推崇的陈援老那套治学方法被当作“资产阶级史学”的“繁琐考证”加以批判，得意之作《〈鲒埼亭集〉谢三宾考》也受到指责。从1948年到1962年，他再也没写过文章。而他的亲人也遭到政治运动波及。1951年2月，他参加了北京教授土改参观团，一共是六十三个人，分成三个组，他是中南组，去了湖南的衡阳和长沙，组里共有十八个人，组长是研究明清史的郑天挺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柴先生就认识郑天挺了，因为他也关注明清史，两个人在学术上常有来往。土改对他而言，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课堂”，他留下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共有两份，一份笔记，一份日记，前后有十万字，感触极深。

　　1951年2月8日，陈垣等欢送辅仁大学教授土改参观团团员，下午出发前在辅仁大学合影，左起：叶苍岑，柴德赓，陈垣，张重一。

　　之所以感触这么深，与柴先生哥哥的遭遇有关。柴先生祖父是大地主，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兄弟打官司闹分家，弄得很不和睦，他父亲留下了一座祖宅，房子很不错，八十年代我还去过，当时挺完整的，现在都已拆光了。柴先生的父亲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柴德诚比柴先生大十岁，二儿子在柴先生出生的那天去世了，也就是说，柴先生只有这么一位大哥。1936年柴先生的父亲去世，留给柴先生的遗产是六亩地，给了他那个奉父母之命成婚的“原配”，柴先生的大哥则拥有几十亩地，到了1949年5月解放的时候，论成分被划为大地主，遭到逮捕。1950年，柴先生的大哥给释放出来，他随即逃到上海，之后又去了北京，想要投奔已经做了教授的弟弟。柴先生日记里记载，他好好教育了一顿大哥，劝他老老实实服从政府的安排，还带他看《刘胡兰》之类电影，以便思想上更好地接受改造。大哥听了柴先生的话，返回老家，结果一回去就被重新逮捕，说他故意逃避土改，一直关押着。柴先生参观土改期间，日记里提到大哥，说他剥削农民，令人嫌恶，等他土改回来以后，收到老家寄来的信，说大哥被枪毙了。1951年5月31日他的日记非常简单，就一句线事。”此外，一个字都不忍多写。

　　大环境给柴先生带来巨大创伤，而他在北师大任历史学系系主任的小环境也不太愉快。1952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辅仁大学有人借机对他发泄私愤，图谋报复，不仅说他不学无术，还将他和陈援老及刘乃和的关系，说成是搞宗派小集团，说他离开陈校长将一事无成。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他极端痛苦，对老师被自己牵连深感内疚，想要离开北京，换个环境。在民进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时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吴贻芳女士邀请他到江苏去工作，介绍说当时江苏省属大学尚无历史系，希望他来创建，同时，还请他协助筹建江苏省民进组织。有意思的是，听说柴先生正在收集辛亥革命史料，吴贻芳还向他提出，江苏省的相关史料非常丰富，而且保存完好，都在南京档案馆。于是，1955年夏，他离开北京，去了江苏师范学院，开始了他在苏州的学术生涯。也多亏了吴贻芳的保护，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一贯积极拥护中央的柴先生才没有被划为。不过，批判是免不了的。看他的日记，两个月内开了二十次对他的批判会，每次会议他都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他自己对思想改造其实并不抵触，是愿意接受的，但是整个改造过程对他而言又是极为痛苦的，从他的记录里就能看出来。

　　柴念东：柴先生熟悉清代学术史，1955年去了江苏师院之后，觉得明清之际苏州的手工业特别发达，一定会留下相关的文物记载。当时江苏师院有一位纪庸教授，是纪晓岚后人，笔名“纪果庵”，由于历史问题而长期不得志，柴先生来了以后，两人有共同的学术话题，经常来往。纪庸提示柴先生说，清道光年间的苏州学者顾震在其著作《吴门表隐》中记载，玄妙观机房殿中有块清朝雍正十二年立的《永禁机匠叫歇碑》。柴先生专程到玄妙观访碑，最终在机房殿南墙脚，找到了一块上半部分已被涂抹得一塌糊涂的石碑，一番擦洗辨认，正是他所要找的叫歇碑。这个成果经他发现之后，在北京引起轰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尚钺教授后来特地到苏州来访碑，还把柴先生的信札和叫歇碑拓片都收入专著《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的附录里。

　　1955年柴先生刚到苏州时，江苏师院历史系就开始招生了，当时人数还不多，到了第二年，就招了一百二十人，学生现在还有一多半健在，都是八九十岁的耄耋老人了。据这些学生回忆，柴先生讲课非常精彩，他每次写完板书，课间学生都不舍得擦去，纷纷模仿他的字迹。而且，柴先生到了苏州，一个重要的效应，就是可以吸引北京的知名人物前来讲课，为地方院校带来了宝贵的资源。尚钺、许广平、韩儒林、邓拓、翦伯赞、邓广铭等人都来过，并给历史系、中文系作演讲；当时已是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也来过，按照行政级别，理应由江苏省的副省长接待，结果吴晗没打招呼，自己就来了，而且明确表示，不为公事，就为看柴先生而来。1962年，华东师范大学的吴泽到江苏师院来，请柴先生去华师大讲陈援老。后来陈智超把讲稿整理了，叫《陈垣先生的学识》。柴先生如何去的华东师大、具体怎么讲的，他的日记里都记得很详细，他一共讲了两次，一次三个小时，内容应该比公开见到的讲稿更丰富一些。因为讲座消息见了报，包括南大、南开在内的不少学校都来请柴先生讲课。能够参加学术活动，让柴先生觉得渐渐找到了状态。1962年，他应翦伯赞之邀，到北京编写教材。1963年，他在北大讲了一年课，1963级北大历史学系学生送给他两本相册留念，每一个学生的照片底下都注明了名字、年龄和籍贯，特别精致，现由苏州市档案馆收藏。

　　可惜的是，柴先生在苏州一直没写文章。等他去了北京之后才重新开始写文章，1962年至1965年，四年间他写了十几篇文章，按他自己的说法，那都是吃老底子，以新史观来写旧文章。其中就有关于清代学术史的“三论”，即《章实斋与汪容甫》《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和《王鸣盛和他的〈十七史商榷〉》。看柴先生的日记，他是有规划的，关于章学诚（实斋），实际上他准备写三篇文章，《章实斋与汪容甫》只是其中一篇，还想写一篇章学诚与赵翼（瓯北）、一篇章学诚与钱大昕（竹汀），结果最终只写出了一篇。

　　从《柴德赓图志》中，我第一次知道柴先生的书法造诣竟是如此深厚，能否请您谈谈他的学书经历？

　　柴念东：柴先生从小就喜欢书法。他最早在诸暨读私塾，家里给他找了一个先生叫陈榜良，他在日记里还提到过这位陈先生。陈写二王，所以柴先生学书是从二王开始。我十来岁的时候，应该是1965年，还就写字这件事情问过他。当时他在家里写毛笔字，我问他在写什么，他说自己正在临写欧体字，我还以为这个“欧”是欧阳修，因为柴先生当时正在校勘《新五代史》，我天天跟着他，已经知道了欧阳修的名字，但还不知道欧阳询。从他字里也能看到欧体的面貌。他早年在北师大读书时的字我看过，虽然一笔一笔写得很认线年时，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张宗祥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与柴先生住得很近，《张宗祥年谱》没有提及，只说到他住在银闸胡同，柴先生也住在那里。张宗祥是书法大家，柴先生认识他之后，在书法上获得了不少指点，他给柴先生写过一个条幅，现在藏在苏大博物馆，图志里也收了。到了抗战后期，魏建功、台静农、李霁野三人联名署信，邀他入川，到位于四川江津白沙镇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他与曾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沈兼士过从甚密，还写过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沈兼士先生》记述两人的友情，但是与沈尹默此前来往不多。沈兼士与沈尹默在重庆是邻居，柴先生每年会去重庆与他们见上两三次面，每次都会谈及书法，常常当场挥毫泼墨。柴先生说，有一次，沈尹默、沈兼士、魏建功还有他自己，四个人同时写字，用不同的笔。受到沈尹默的影响，柴先生的字有了很大的长进——这是台静农的评价。抗战胜利之后，台静农与柴先生在白沙分别，台先生去了台湾，柴先生回了北平，两人时有通信。台静农曾在一封信中专门提到，青峰兄你的字怎么突然大进，大意如此。柴先生晚年的书风取董其昌一路，其中就能看到沈尹默的影响。

　　《百年青峰》中汇聚的柴先生师友的墨迹都十分精彩，令人惊叹，不禁让我想起黄裳先生的《珠还记幸》。柴先生是怎么搜集这些墨迹的？

　　柴念东：他备有一个册页，但凡有机会，就请师友留下墨宝，这就是后来的《青峰草堂师友墨缘》，其中只有两个是他的学生——刘乃和与史树青（他日记里特别提到，《师友墨缘》最后一页让史树青写），其他都是柴先生的师友，他平时一直很留心搜集师友的墨迹。当然，能够留下墨迹的人，也是经过柴先生精心选择的，要是书法水平不那么高，他也不会开口请人家写字。举个例子，柴先生与翦伯赞的关系很好，《师友墨缘》的册页他曾经拿到过北京，翦伯赞也曾经到过苏州，可是柴先生就从来没有拿出册页来请翦伯赞写字。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翦伯赞的字没有那么美吧。

　　读罢《青峰草堂墨缘》，给我两个突出的感受：一个感受是柴先生的人缘特别好，所以他能收集到这么多师友的墨迹，另一个感受是，柴先生的心思非常细密，对资料的保存极为讲究。

　　柴念东：关于交游，就连陈援老都对柴先生这个学生表示过羡慕，他曾经对柴先生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是你的老师，怎么你认识的人这么多，比我这个老师还要多得多。他给柴先生的册页题字，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

　　我整理柴先生的日记，能从中看出来，他在日常生活中对每一个人都十分关注，即便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甚至一生就见过一次，他都很关注这个人的情况。举个例子，柴先生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姑，1958年夏天从北师大毕业，分配到安徽一个小县城里教书，1958年年底他去南京开会，顺道去看我姑姑，当时为了赶上过江的轮渡，他和一位工人合租了一辆三轮车，相当于今天的“拼车”。一会儿工夫，他就问出来这位工人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上班，然后详细地记在日记里。对任何一个人际交往的细节，他都很留心。

　　从柴先生留下的资料来看，他原来在史学界的交游主要与陈援老有关，例如陈援老的学生，解放后成立了中国史学会，柴先生是最早加入的会员，他的交际圈也随之迅速扩大了。他在日记里记载，史学会成立的时候，有中国古代史所，郭沫若任所长，有中国近代史所，范文澜任所长，其实当时有个中国古代史二所，是给人在广州的陈寅恪预备的，开会时没宣布，陈援老还提了意见：中国历史有头有尾，怎么没有中间那一段呢？当然，陈寅恪后来没有北上，是陈援老当了二所所长。对这些自己参加的会议，柴先生的记载都很详细，比如某天开会来了新人，他肯定会记下一笔。他写日记是那种老派的写法，大家一起吃了一顿饭，吃什么菜他可能不怎么记，至于桌上都有谁，他会记得清清楚楚。

　　当时有“陈门四翰林”之说，也就是柴德赓先生和余逊先生、启功先生、周祖谟先生，关于四翰林，能不能请您谈谈？

　　柴念东：先从余逊说起。余逊是北大毕业生，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陈援老讲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余逊记了很详细的笔记，可惜原笔记现已不存，但抄稿保存了下来，202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陈援老觉得这学生程度不错，跟他聊天，知道他是当时正在北师大任讲师的余嘉锡先生的儿子。所以，四翰林中，余逊是最早认识陈援老的。柴先生是1929年考上北师大的，陈援老当时是北师大的教授，也教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陈援老第一个学期有个批语，四个学生的作业最好，“柴生为第一”，陈智超的书里载有陈援老的批语。1931年，启功认识陈援老。他的曾祖父是傅增湘的老师，傅增湘跟陈援老都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做过次长，而且北平图书馆，傅增湘是馆长，陈援老是副馆长，两人同事过两次，关系很密切。启功父亲去世很早，傅增湘就把启功托付给了陈援老照顾。周祖谟是1937年认识的陈援老。他本来是赵元任的学生，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他回不了南京了，被迫留在北平，想到辅仁找份教国文的差事。他是研究生毕业，陈援老要求他先在辅仁中学教一年国文，然后才能到本院教书。柴先生也是这样，先在辅仁中学教了一年书，后来才进了辅仁大学史学系。其实陈援老学生不止这四位，牟润孙、台静农，都是他的学生，当时刚刚展露才华，意气风发，只是抗战以后，大家基本都走光了，就剩了他们四个。陈援老专门为历史系学生开了大一国文，意思是说，想学好历史，先得把古文学好，他让这四个人都教大一国文，所以他们来往比较密切。

　　关于“四翰林”的来历，启功说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柴先生的“文革”检查有篇《我和沈兼士的关系》，其中谈到是沈兼士提出了这个说法：这四个人天天跟着陈援老，是陈门的南书房行走，“四翰林”。实际上，其中两个是学国文的，两个是学史学的，作为学生来讲，陈援老肯定一视同仁，但是他更亲近的是柴先生和启功，有什么事会找他们多一点。这可能与柴先生做学问能够继承陈援老衣钵有关，他是完全按照陈援老的路子走的。当然，五十年代余逊患上了半身不遂，与陈援老的来往也少了。说到这里，还有一事可以一提，启功当年在口述自传里说，柴先生的书直接取自陈援老的讲义，这应该是他听刘乃和说的。陈智超对此作了澄清，陈援老上课时并无讲义，手拿一纸提纲即可开讲。柴先生继承陈援老的治学方法，但是自有他的发挥，不会抄袭老师的讲义。

　　我奶奶有个弟弟，娶了余嘉锡先生的二女儿，余家就与陈家结下了姻亲，而周祖谟娶了余先生的大女儿，周家和余家也是姻亲。所以，我们三家都有了亲戚关系。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周祖谟来我们家，提着一条大鲶鱼，当时他从北大要到我们家坐公交车得一个多小时，上午他就出了门，中午到了，还没吃饭，一看已经过了十二点了，就坐在马路边上等着，直到两点才上楼，他说，“嫂要睡午觉，我就不上来了”——他管我奶奶叫“嫂”，就一个字。柴先生带我去过很多次启功家，印象最深的是1965年的12月31号，为什么我能记住那一天，是因为赶上跨年，从他们家出来就晚上十一点了，正好看见一辆车，亮着灯，车上有个牌子，写着七个字“末班车，招手停车”。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车。启功更多的是上我们家来，和柴先生两个人在那儿写字，那时候我年纪很小，也不怎么关心，最大的感想就是：启功真的是一个很和蔼的人。

　　1943年，周祖谟与余淑宜（余嘉锡长女）结为伉俪，合影于辅仁神甫花园，左起：周祖谟，余淑宜，陈璧子，柴德赓。

　　柴念东：柴先生的线装书，买的都是最便宜的本子，因为他认为，便宜的本子可以随便往上写批注，好的本子不舍得写。他的收藏中仅有一套明版书——《隋书》，这是邓之诚先生赠送的，现已捐赠给苏州大学博物馆。柴先生一次性购买的最大批量的书是涵芬楼版《四部丛刊》，计两千两百余册。其中并不包括史部，因为此前他已经购买过同文本《二十四史》，那么他怎么舍得花重金买下《四部丛刊》呢？1946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五届“著作发明奖励”，柴先生《〈鲒埼亭集〉谢三宾考》获得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得了奖金四十万元。柴先生决定用这笔奖金购置一套心仪很久的《四部丛刊》，整套书正好装满两个书柜。1955年柴先生从北师大到江苏师院，由于走时仓促，未能将《四部丛刊》运往苏州，一直留在北京的陈伯君家里。1963年柴先生家庭经济困难，曾想到要出让此书，对方给价一千元，后来未果。直到1975年，复旦大学经济系得知此书的下落，决意想要，于是找到我奶奶陈璧子商量。陈璧子认为这么多书放在家里没有人读，实在可惜，于是以捐赠名义给了复旦大学经济系，记得当时给了奖金七百五十元。

　　关于柴先生的藏书，他自己有过一册《青峰书录》，从时间上看是1958年登录的，分为《北京带来书目》和《苏州购书目录》两部分，有书目名、册数和版本简要。其中：北京带到苏州书籍共两百五十八种、两千七百零八册；留在北京部分《四部丛刊》两千两百八十册；苏州购书两百一十一种、六百七十九册。因为看不到《青峰书录》最后的登录时间，因此不知是否后来还购买过其他书籍。

　　1970年1月柴先生去世，陈璧子嘱咐柴先生的学生周国伟整理过一份当时家里书籍的目录。周国伟整理有《先师柴公遗书遗著目录》，共八十种、七百五十三册。

　　1966年抄家时，柴先生的一批书籍和书稿、日记等被抄走。柴先生去世后，陈璧子认为家中无人学习历史，这批书就算捐赠给历史系资料室，登记时共计三百三十一种、一千五百三十九册。这批书籍被抄走的原因是上面有批注，需要审查其中是否有反动内容。当时历史系“大联合”写有收条并盖章：“收到陈璧子上缴图书1,561册。”直到1979年柴德赓平反，这批才算是正式捐赠给江苏师院。捐赠一事刊登在1979年5月30日《新华日报》上，并提到校方给予奖励，据我的记忆，奖励就是一千五百六十一元，一元一本。

　　关于捐赠的图书还有一个去向，就是吉林省博物馆。1957年柴先生在江苏师院历史系招收过三名研究生，其中王健群来自长春师范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去了吉林省博物馆工作。1977年柴先生平反之后，王健群了解到老师还有一些书在家中，于是找到师母商量，吉林省博物馆想要这批书籍作为参考资料，因为这是柴先生留下的最后遗书。当时博物馆给予六百七十元奖励，我想这大概也是书籍的册数。

　　柴先生留存的最后一批书要算是当年送给周国伟的书籍。2015年周国伟先生去世，周师母打电话和我商量柴先生的书籍如何处理？去向是两个：南京大学（周国伟任教的地方）和苏州大学（柴德赓任教的地方）。经和苏大校长商量，周师母捐赠给了苏州大学博物馆，总计四十七种、八百四十五册。其中包括柴先生所用的《二十四史》（不含原配《新五代史》）。《新五代史》是柴先生参加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时所用底本，商务印书馆在2014年出版影印本，2015年《新五代史》点校底本亦捐赠给苏州大学，使这套二十四史完整合一。在清理这批书的时候，我看见《二十四史》中，也有不少柴先生的批注和校勘笔记。例如《新五代史》，这是他参加中华书局的二十四点校工作留下来的一个本子。看他的日记，他做完这个工作，他把祖本和校勘记一千零三十二条全交给了陈援老。但是从2012年披露的中华书局档案来看，中华书局没有用柴先生的校勘记，因为1971年批判繁琐哲学，认为原来的校勘记都太复杂了，不能用，最后的1974年本《新五代史》，大概只有一百一十条校勘记。这套点校本《新五代史》我是2013年发现的，印象中应该是八十年代时就拿回家来了。

　　柴念东：他的文集是十本，包括两本日记，也包括他的书信和诗。史学家能把诗写好的，恐怕不多，因为思维不一样。我特别欣赏柴先生抗战时期作的诗，就像我的好友俞宁说的，如果掩去年代不看，竟仿佛出自杜甫之手。他爱读杜甫、陆游的诗，作诗也有意贴近豪放这一路。

　　然后就是手稿集。去年一个意外的机会，有人介绍国图出版社给我，问能否出一套柴先生的手稿集。我想，这肯定有必要，因为他的手稿很分散，一部分在国图，一部分在苏大博物馆，一部分在苏州档案馆有，然后我手里还有，要想看全不容易，能出一套书，那是最好不过。这套手稿集已由国家图书馆出了六大本。

　　关于柴先生批注的古籍，《点校本新五代史》批注与《书目答问补正》批注都出了，我准备再出两部，包括《宋史》《资治通鉴》和其他史籍的批注。

　　此外就是柴先生的年谱，顺利的话，今年会出，其实好多年前就写完了，我一直在改，都改了好几遍了。因为我老是发现新内容，不舍得太快出版。

　　最后就是柴先生的工作笔记。解放以后历次会议，他都做了详细笔记，哪些人参加，发了什么言，都如实记录，比如说有时候一天三场批判会，是三个地方的三个部门组织的，他都很详细地做了记录。有人评价说，柴先生的著作，最精彩的其实是工作笔记，甚至还有人说，柴先生的工作笔记比他的史学著作的贡献更大。他的日记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他记日记很是勤快，有时因为出差，譬如去上海开会，一个星期写不了日记，他就先记在纸上，再誊抄到日记本上。而且他习惯每天早上把昨天发生的事记下来。这次整理日记，去年9月份我找到了他的六册日记，其中谈到，有一次开会，北大语言学家王力自我批判，说写日记无非就是过去那套封建习气，就是为了将来写年谱用的，既然我又不想写年谱，写日记干什么呢？柴先生很赞同王力的话，于是他也不写了，日记到1966年2月就中止了。所以，他生命的最后五年是没有日记的，但还有会议笔记。那些批判他的大字报，作者是谁、题目是什么，都抄在笔记里。从笔记里可以看到，1967年有一段时间柴先生的日子特别艰苦，上午劳动，干的全是扫厕所这一类事情，下午开批判会，他的二儿子和两个孙子都伤寒发高烧，柴先生晚上要去医院看他们，回来还要写检查，写完还要抄成大字报贴出去。这些记载都是最为真实的史料，不管能不能公开出版，我都整理出来了，可以留待以后的研究者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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