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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大昕，字晓徵（征），清代嘉定人，乾嘉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嘉定建县源于南宋，起初还只是临海“小邑”，没有名山大川，也没有文人学士之遗风。明清时期，随着“嘉定之学”兴起，声名逐渐远播。

　　钱大昕家风淳厚、家教甚严，祖父钱王炯常教训诂音韵，其父钱桂发则教诗赋。钱大昕不负长辈殷切期望，勤学苦读，潜心研究，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字学、音韵学、天文、地理、金石等领域均有建树。

　　钱大昕自小聪慧 ，两岁学习认字，五岁背诵经文，十八岁坐馆授徒，二十三岁时才气尽显，跻身“吴中七子”之列。

　　钱大昕复应童子试，得到内阁学士刘藻赞赏：“吾视学一载，所得惟王生鸣盛、钱生大昕两人耳。”这里提到的钱家、王家，一贫一富，似不可同日而语，但王鸣盛之父王尔达认定钱大昕会有大出息，便将小女儿许配给他。

　　乾隆皇帝多次巡幸江南，目的包括观民察吏、培植士族、蠲赋恩赏等。史书记载，钱大昕曾进献一篇诗赋，经过评选被定为“一等佳作”，从而获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报至，亲党皆喜过望。”

　　乾隆十九年，钱大昕考中进士，开始正式步入仕途，后历任右春坊右赞善、武英殿及功臣馆纂修官、詹事府少詹事等。

　　钱大昕还担任过山东、湖南、河南、浙江等地的乡试考官。他对科举制弊端看得比较清楚，指一些读书人“志在乞食，而不在修行”。他还告诫“居官最忌二事”：在己则贪，在公家则聚敛。

　　钱大昕认为，财者，天之所生，上与下共之者也……吏不贪残，国无奸盗，此久安长治，至易至简之道也。钱大昕“葆有清廉”的更多论述和事迹，现已被收入《沪上历代名人廉政故事》。

　　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出，钱大昕拥有恬淡的心境、知足的情怀，在困顿的时候不怨天尤人，在发达的时候也不自以为是。

　　钱大昕曾经历一场大病，几乎危及生命，幸得好友“吴生蒋源明医理”，早晚前来问诊，并得到家人的精心照料，才转危为安。

　　但不幸的是，三个月过后，钱大昕的妻子因操劳过度而离开人世。面对人生无常，他赋诗抒情，感叹“安心真是药，省事便成仙”。

　　48岁的时候，钱大昕丁忧居家。嘉庆三年，朝廷召钱大昕回朝为官，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以识分知足为怀”。

　　钱大昕辞官归田后，经常思索学问的真谛。正如其所言：“知富贵之有尽，不若文章之长留矣。”在经学、史学、金石、诗文等领域，著有《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元史艺文志》《唐书史臣表》《廿二史考异》等。

　　钱大昕还搜集了大量金石材料，每“得一断碑残刻，必剔藓拂尘，摩挲审读而后去”。他根据《田义起石浮图颂》和《右武卫将军乙速孤行俨碑》，补充了《书》中有关“兴国府”的记载。

　　钱大昕还鲜明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约束。曾有学生问：女子结婚之后，是否一定要“从一而终”？他的态度非常鲜明，认为“义合则留，不合则去”。这鲜明体现了钱大昕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超前理念。

　　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钱大昕强调“学问乃千秋事”，治史应“不虚美，不隐恶为良”，要“用心正”“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

　　乾嘉年间，社会上空谈心性以及重经轻史现象较为严重。钱大昕则强调尊重史学的客观性，主张经史并重，倡导实事求是。

　　乾隆五十二年，钱大昕受邀参与《鄞县志》编修工作。史书记载，他“与邑中硕学搜罗考订，冗者汰之，缺者补之，伪者正之”。

　　《鄞县志》一书考证确当、格式严谨，内容包括公署、金石、赋税、户口、兵制诸门等。该书引文均注明出处，体现了钱大昕求真求实的治学理念，不愧是一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地方志。

　　《廿二史考异》系钱大昕毕生精力所聚，是一部具有极高学术水准、享有盛誉的史学巨著。他不仅校正史书的文字，还考订内容，尤其对唐代的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审慎考订。

　　《廿二史考异》作为钱大昕的代表性著述，与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一起，被誉为清代三大考史名著。其中，钱大昕尤其关注史家所论说的“三端”，即舆地、官制和氏族，校勘其中的错误，补全其中的疏漏。

　　钱大昕还重视不同版本的对校，尤其看重善本。他作《廿二史考异》时，将武英殿旧刊本作为底本，并与明南北监本二十一史、汲古阁本十七史等不同版本进行比较 。

　　钱大昕曾与纪晓岚同修《热河志》，时有“南钱北纪”之称。纪晓岚对钱大昕有很高的评价，直言“七子社只王、钱二公为实学，他皆依草附木耳”。大意是，在“吴中七子”中，只有钱大昕和王鸣盛最有实学。

　　钱大昕与纪晓岚、刘墉等人时常诗文唱和。一次聚会，刘墉记起他曾为一家理发店题过“整容堂”的堂名，但还没有书写门联，便请大家撰写门联。

　　钱大昕题曰：“不教白发催人老，更喜春风满面生。”还有人写下“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到来尽是弹冠客，此去应无搔首人”等。经在场者评论，钱大昕的对联更有韵味，略胜一筹。

　　钱大昕致力于著述，并不是以此来博取荣誉和利益，而更在意直书历史，“以史传信”。他一再强调：“夫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

　　正如同时代学者所评价的，钱大昕“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无愧于“中国十八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之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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