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北京是首都，这个不假，所以它是政治中心。但即使是这个“政治中心”的地位，也不太稳固，在中国近代史上，它曾两度失去首都的地位。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次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定都南京，北京首次失去首都地位。

　　幸亏孙大总统只干了区区47天就辞了职。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北京才又保住了首都名号。

　　军阀混战到了1927年，坐大，中国居然同时出现了两个政府：一个是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另一个是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其实在上海，当时也有一股不小的势力，有问鼎中原的野心。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这事儿着实不太像线月，终于“宁汉合流”，定都南京，仍称“南京国民政府”。根据陈立夫的提议，北京于次年改称“北平”，再次失去首都地位，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北大、清华、燕京、协和......，北京向来名校林立，人才云集。到今天更是变本加厉，势不可挡：39所985大学，北京占了8所，上海只有4所；112所211大学，北京占了26所，上海只有9所；新鲜出笼的42所一流大学，北京还是8所，上海还是4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北京文化中心的地位难以动摇。

　　如果你要从文字中感受一下京沪两地的不同风华，不妨读读老舍和张爱玲，这两位中国一流作家的笔下，帝都的风物与魔都的时尚泾渭分明，纤毫毕现。

　　如果你喜欢读图，不妨借助百度，穿越到清末和民国，看看那时中国南北两座最大的城市，帝都北京与魔都上海，皇城根与上海滩，十里长安街与繁华南京路，反差十分明显，对比相当强烈。这种反差好比大碗茶与洋咖啡，好比旗袍与西装，又好比京胡与小提琴，各具风味，各带色彩，又各有腔调。

　　尽管中国近代化的策源地在燕山脚下的北京，但它的开花结果却在千里之外的上海。

　　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北京的重要性远不如上海，甚至一度还比不上近在咫尺的天津卫。

　　读中国近代史，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官场失意的北洋军阀，大多选择去一个地方隐居，这个地方叫天津。

　　就连当年被冯玉祥赶出故宫的末代皇帝溥仪，也二话不说跑到天津卫当起了寓公。

　　一是安全大有保障。军阀们群雄逐鹿，战场搏杀，政坛恶斗，难免交恶结怨，杀人如麻，结下不少仇家。因此无论是暂避风头，韬光养晦，还是颐养天年，找的地方必须安全第一。

　　天津有租界，高峰时代甚至九国租界济济一城。租界是“国中之国”，列强们在租界内享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加上社会管理先进，治安十分良好。下野军阀一旦躲入租界，不受中国法律管辖，无论是满清王朝、民国政府还是冤家对头，都拿他没辙。

　　二是靠近政治中心。天津离政治中心北京也就一百几十公里，是所谓的“京畿门户”。那些一时落魄又想东山再起的军阀，住在天津消息灵通，也便于同京城内互通声气，彼此联络。一旦时局有变，机会来临，便可迅捷响应，重整旗鼓。

　　三是生活便利安逸。早在1920年，天津就有150多万人口，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之一，十分繁华发达，民国时代甚至有“南上海，北天津”之说。养尊处优的下野军阀可在此享受舒适现代、纸醉金迷的豪华生活。如果哪一天想出国考察游玩，塘沽口就在旁边，今天叫做滨海新区天津港，是华北、西北最重要的出海口，军阀大佬们只要拍拍屁股，跳上轮船，就能扬帆远航，直达世界各地。

　　最后一条，天津本来就是北洋军阀的发家之地。当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才有了后来叱咤风云的北洋军阀。这里是他们青年时代厉兵秣马、野心勃发的地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精神家园或“第二故乡”，自然也成为他们后来退避三舍、寄托感情的避难之所了。

　　袁世凯踏着他恩师李鸿章的足迹，上任直隶总督后，大力推行近代化改革新政，天津就是他最初的试验场。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宫保曾在天津卫创造过许多“第一”：第一支现代化军队、第一个现代警察系统、第一个电报电话局、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自来水公司，第一家发电厂、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

　　当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第一所现代女子学校，但怎么也招不到女学生。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时官宦富商人家的女孩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天天抛头露面去学校读书岂不笑话？

　　老袁小眼睛一瞪，挥手就把自己家里的八个小妾赶出门去，送进学堂。直隶总督的小老婆都去上学，其他人家自然群起而效仿之，女子学堂就这样办了起来。

　　随着北洋军阀统治的衰微，天津的发展渐渐落后。千里之外的上海却迎头赶上，兼收并蓄，野蛮生长，独领风骚，成为名震世界的“东方巴黎”。

　　线年，大清王朝与英吉利国狠狠干了一仗，腐朽落后的八旗子弟兵被船坚炮利的英国洋鬼子打得落花流水，丧权辱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

　　《南京条约》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实行“五口通商”。“五口”就是指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五个东南沿海口岸。所谓“五口通商”，就是这五个口岸必须向英国人开放，允许他们的商人做生意，并有权在城里居住。

　　1843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附件，允许英国取得建立租界权、“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

　　五口通商无疑是丧权辱国的产物，客观上却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正是这一很不光彩的历史事件，让数百年闭关锁国的中华老大帝国开始与世界现代文明共振，驶入了近代化发展的快车道。

　　直到今天，五口通商城市的市长们在对外推介自己的城市时，总是喜欢带上一句：我们是五口通商城市，似乎成为招商引资的一块金字招牌。

　　五口通商让上海成为租界之城，蜂拥而来的各国列强与商人们在这里圈地划界，建起了“冒险家的乐园”。

　　在甲午战争之前，上海并不怎么发达，GDP基本上跟小渔村Hong Kong差不多。那时的高光时刻属于天津卫。

　　但是上海的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堪称国之命脉所系。根本原因是由于它得天得厚的地理位置。

　　长江，是中国的另一条母亲河；上海，恰恰是万里长江的入海口。这种襟三江带五湖的地理位置，在农耕时代或许还体现不出多大发展价值，一旦进入全球通商的工商业文明时代，却是繁荣发达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南京条约》割让了小渔村Hong Kong这么一个不毛之地，对清政府来说不算什么。所以当英国佬提出割让香港时，有些大清官员根本不知道它究竟在什么地方。但你要是敢提出割让上海，那就只能跟你玩命了。

　　其实五口通商这事儿，着实让清政府痛心疾首，十分紧张。但鸦片战争并未对中国伤筋动骨，余威犹在的满清王朝那时还有能力制约租界里的外国列强们。所以上海刚开埠时，清政府规定这也不能弄，那也不能干，连工厂都不让办，这就把上海的发展给活活限制住了。

　　上海，位于中国漫长海岸线的中部，往北是渤海与黄海，那是浅海；往南是东海，那是深海；往西，通过长江深入中国腹地，直达西南重镇重庆。

　　这一版图格局让上海成为中国水陆运输的转运中心，上海港也就成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枢纽港。

　　那时从福建开过来的船叫“福船”，都是深水大船。到了上海港，就要把货物卸下来，换成平底船——那叫“沙船”，再通过渤海或黄海运往北方；或通过长江运往中国内地。

　　地处如此重要的交通咽喉，就使上海具备了发展运输、贸易、金融的天然优势，吸引着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人才汇集于此，龙争虎斗，你争我夺，各擅胜场。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再次惨败，签订《马关条约》，后果非常严重：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割让辽东半岛（后赎回）、台湾及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和澎湖列岛；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其中三千万两为“赎辽费”）。

　　别的且不说，光是这两亿三千万两的巨额赔款，你上哪儿弄去？原本就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满清政府，只好低头哈腰去向外国人借钱。

　　中国的海关在哪儿？主要也在上海。当时天津和广州的海关还没法跟上海比——其实现在也一样。

　　海关被洋大人拿走后，大量关税就不再流向北京，留在了上海本地。有了资本，上海的迅速发展就具备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威信扫地，一蹶不振，对上海的管制也就一步步放松。

　　有了资金，又去掉了头上的紧箍咒，上海立刻爆发出巨大能量，一日千里，势不可挡。

　　1990年，小平同志在黄浦江边画了一个圈——浦东开发开放，大上海再度井喷。短短三十年间，浦东以全国八千分之一的面积创造了八十分之一的GDP、十五分之一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诞生了第一个金融贸易区、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第一家外商独资贸易公司等无数个“中国第一”。

　　浦东——“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的浦东，一跃成为上海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

　　上海就是这么个地方，给点阳光就灿烂。只要北京的中央政府一松绑，上海滩便大展拳脚，龙腾虎跃，风光无限。

　　总之，甲午战争以后，上海第一次大飞跃。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冒险家们带着勃勃野心，怀揣发财梦想，在这里上演了一出出波诡云谲、惊心动魄的时代大剧，好戏连台，精彩之极。

　　一大批宁波人在这里学做生意，发迹起家，成为闻名天下的“宁波帮”；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盘踞法租界，好狠斗勇，杀人越货，成为赫赫有名的青帮老大；尤其是敢于冒险、善于经商的犹太人，在上海滩的龙争虎斗中，长时间C位出境，成为叱咤风云的一代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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